浅析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后期发展
时间：2021-02-17 07:59: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毋庸置疑，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经历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组织活动最严密，影响范围最大的一个派别。所以，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往往集中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关注和研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理论的核心，而批判理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进，后期的“批判理论”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以重点的代表人物为出发点去探究“批判理论”在人物环境中的影响下的发展趋势，寻求在人物框架下的新突破。因此，这样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研究后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态势，从而对于整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奥菲；霍耐特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133—03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风云的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历了大概三个时期的发展，首先是第一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其理论侧重于批判理论构建与工业文明的批判。其次是第二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中期，研究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以前期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规范性研究，侧重点是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的批判；另外一条是以弗里德堡为代表的经验性研究，侧重点是对于批判理论个案研究与现实问题解决。最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其中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奥菲、维尔默为主要代表人物，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初探
后期“批判理论”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实现了“政治伦理转向”，而起始者就是哈贝马斯，他不仅系统地研究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功能等相关功能，并将公共领域范畴放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大视野中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除此之外，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分析了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哲学的关系、自然法权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等。后来，哈贝马斯又对道德发展和自我认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后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问题有独特的建树。但是，这些研究都处于政治伦理向度的边缘，所以后期哈贝马斯把侧重点转向了政治伦理问题。开启了“批判理论”新的研究方向。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研究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研究理论中，话语伦理学以及商谈政治理论为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注入了新的血液。
1.话语伦理学
话语伦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首先是话语伦理学的基础，指的是交往理论。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伦理学是交往理论在伦理学领域里的拓展。虽然对于社会行为的划分不是从伦理学角度开始的，但是它却有伦理意义。哈贝马斯把交往看做是一种伦理行为，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合理性就是以一定的交往主体的道德为前提的。因此，理解交往行为就成为理解话语伦理学的前提。另外，哈贝马斯还认为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是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它们是交往合理性得以重建的前提条件。语言行为是交往合理性的基础，其基本机制是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其目标是达到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因而交往合理性不仅注重交往行为的可能性与目的性，而且把道德诉求视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这样，交往理论成为话语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再者是话语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与核心，即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所谓普遍化原则就是“每个有效性规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即该规范的普遍遵守对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利益满足所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与附带效果，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的接受”，而这一原则直接得到的结论是：每个论证的参与者原则上都能够在行为规范的可接受性上达成共识，所以把这一原则作为论证原则引入到伦理学中。所谓的话语伦理原则，指的是对作为实践话语者的所有参与者来说，每个有效性规范都会或将会得到普遍赞同。这两个原则使得话语伦理学的论证趋于完备。
2.商谈政治理论
在哈贝马斯的《事实与价值》，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哈贝马斯将交往理论视为法权话语伦理的基础，并通过方法试图澄清交往理论的多元主义特征。法权话语伦理就是把自我理解重新架构，从而保护自己的规范内核既能抵制科学主义还原，又能抵制审美主义同化。二是，哈贝马斯运用话语伦理学阐发法权话语伦理内容，从而阐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道德与法律都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冲突的，而且它们都应该平等的保护所有参与者和相关者的自主性，法律与道德应该协调一致，两者具有互补性。三是，阐发话语民主理论的商谈原则，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权模型。所谓的商谈原则就是指，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以及作为合理商谈之参与者，都可能同意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是有效的。
再者就是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在这部著作中对“批判理论”以及商谈政治理论的研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阐发对差异十分敏感的道德普遍主义，他认为敏感的普遍主义要求每个人互相尊重，这种尊重就是对他者的包容，其中的每个人包括陌生人和边缘性群体。二是，突出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道德直觉观念，哈贝马斯在肯定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批评，从而强调了话语理论更适合把握他们共同关注的道德的直觉观念。三是，更深层次的拓展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观念，并探讨在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承认问题。四是，在阐发三种规范的民主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完善商谈政治理论。
商谈政治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并将民主程序与规范内涵融合起来。它作为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有助于揭示人民主权与人权同源同宗这一事实。但是商谈理论也在不断的解决和协调着两方面的矛盾：一方面，它承认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强调公民之间通过非强制的自由商谈达成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三、奥菲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奥菲的“批判理论”初探
奥菲的“批判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政治伦理转向”起到了推动作用。奥菲的“批判理论”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验性的研究层面，这一层面突出了现实问题的个案研究；二是，规范性研究层面，这一层面侧重于福利国家的系统分析。这两个层面的共同点都涉及社会政治学与社会政策。但是，对“政治伦理转向”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奥菲在分析民主国家保障资本整体的利益时，提出了危机控制与结构选择的概念。在综合经济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他致力于福利国家的系统分析与批判，提出了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二）奥菲“批判理论”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
奥菲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福利国家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排斥原则、维持原则、依赖原则、合法性原则”。奥菲认为，福利国家必须在维持和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要很好的保障民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正常运转。但是，福利国家的矛盾使得经济危机倾向可能在财政危机中达到顶峰，资本主义的危机深深的扎根于国家之中。因此，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资本主义社会又不能完全没有福利国家。
总的来说，虽然奥菲的国家批判分析理论存在着某种缺陷，比如不能揭示国家、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能说明国家是否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并由此不断地退向了还原主义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推上了新的“批判理论”的舞台。
四、维尔默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维尔默“批判理论”初探
维尔默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思想既有传统批判理论的影子，又有批判理论的创新。因此，在“批判理论”发展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维尔默的“批判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对传统批判理论的继承和改造，以及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进行重新构建；二是，阐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辩证法，建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三是，对话语伦理学进行修正，阐发政治审美文化观、民主伦理学的构想等。
（二）维尔默“批判理论”思想解析
首先是维尔默第一方面“批判理论”思想与前期哈贝马斯的异同。相同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他们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悲观主义文化批判，缺乏相对的规范基础；二是，都认为早期批判理论仍然处在主体意识哲学框架之中，沉溺于工具理性批判，从而不能正确对待现代性；三是，都认为现代哲学话语需要引入新的思维范式，用语言交往哲学代替主体意识哲学；四是，都强调维特斯根坦语言哲学在重建现代性哲学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点是哈贝马斯创立交往理论，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而维尔默只是利用交往理论重新解释美学，提出如何重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再者是维尔默第二方面“批判理论”思想与前期哈贝马斯的异同。相同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都对现代性哲学话语进行反思。不过维尔默一方面坚信现代性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又是彻底的理性批判思维；二是，都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两面性，维尔默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对后现代性寄予了同情，另一面看到了其局限性：社会理论视角的缺乏，并陷入了怀疑主义的理性批判。
最后是维尔默对“批判理论”的创见。维尔默分析了个人主义自由观与社群主义自由观的内在分歧，并站在“自由的社群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由于缺乏实际的民主体验，而没有看到作为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中介的民主伦理生活形式。在他看来，民主伦理生活形式概念，不仅是指个体自由平等与法权的制度化，而且是指民主规范与民主精神的伦理化。
总之，维尔默的政治审美文化观、民主伦理构想、“自由的社群主义”政治哲学，不仅是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修正，而且是对黑格尔、托克维尔以及自由主义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实践哲学的新方向。
五、霍耐特的“批判理论”研究
（一）霍耐特“批判理论”初探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以及多元正义构想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的最终完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霍耐特通过从梳理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入手，对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重构，并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的必要性。再者，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承认关系结构论，在承认关系结构中他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相互承认关系三分法的经验依据在哪里？二是相互承认关系的不同形式是否是人类实践自我关系的不同阶段？三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为承认而斗争”动力的社会体验是什么？最后，多元正义构想与“政治伦理学”是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霍耐特 “批判理论”思想解析
首先是第一方面的解析，先是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然支配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型在早期的批判理论中一直未变，他们直接借助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模型，从而陷入到历史哲学概念还原主义之中。第二，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还原论。第三，早期批判理论的最大困境是社会性缺失。然后是对早期批判理论的重构。较比福柯权力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他指出这些理论对解决早期批判理论困境是不成功的。霍耐特重构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阐发“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
再者是第二方面的解析，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霍耐特承认，社会生活划分为三个互动领域，而这三个互动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靠性，并认为社会整合形式是根据情感纽带、法律授权。第二，霍耐特把承认关系分为三个层面，承认领域，承认原则，承认形式，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第三，霍耐特指出蔑视就是拒绝承认，即承认的否定与剥夺。
最后是第三方面的解析，霍耐特提出的多元正义构想不仅能够在关涉道德进步的法律承认那里接受批判的任务，而且总是需要对不同承认领域之间的固定界限进行反思性检验。所以，在观察社会发展时人们至少应该谈到道德进步，还应该使政治伦理学以承认原则为取向。这样，由爱，法权，成就三个基本公共领域共同确定的东西，就应该被置于社会正义观念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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