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一个历史的盲点

历史，有时候也会留下盲点。

我在不久前的采访中，就遇到了有关一位已故女性的沉默的空白。直到我终于找到了她尚健在的92岁的丈夫、饱经磨难的61岁的儿子，还有她的一些远亲近戚，以及半个世纪前她教过的几个学生，通过他们的回忆，她才从历史的盲点里慢慢地走出来。

作为“五四”运动天津女界的杰出人物之一，她本不应该被历史遗忘；作为留法获得文科博士头衔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文人名录里也应该有她的一席之地。而她充满了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格的一生，或许对后人认识历史，更有某种启迪的价值。

她叫张若名，1902年2月生于河北省清苑县；1958年6月殁于云南省昆明市。

韩素音说：

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有关她最早的信息，来自韩素音的一本书。这位英籍女作家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里，追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五四”时期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指周）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个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如果我不是在看这本书的同时，正在采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上述文字可能就从眼底溜掉了。巧得很，周秉德说，她的七妈，也就是邓颖超，告诉过她这个姑娘的名字：“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一位建筑工程师，从1980年开始，锲而不舍地到处搜集有关他母亲的史料。他寻找了可能找到的人，读了所有可能读到的报刊和书籍。他整理出的第一份素材就是《五四时期的张若名》。

张若名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杨在道说：“我母亲比邓颖超大两岁，她们从一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若名曾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论部部长、天津各界联合会庶务科干事。6月至10月，她三次作为天津代表进京请愿。9月她与周恩来等发起创办了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组织“觉悟社”。据尚健在的觉悟社成员谌小岑老先生回忆，为体现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女学生的名单就是由张若名提出来的。同年12月，张若名当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论委员会委员长。1920年1月29日，她与周恩来等一起在天津被捕，经过半年的狱中斗争，7月17日获释。

杨在道告诉我，寻找母亲这个时期的史料很难，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在博物馆的文字说明中和不少材料甚至有关的书籍里，张若名的名字都被勾掉了。比如当年4名爱国学生请愿代表被捕坐牢，这样一段重要的史实，现在只提“周恩来和郭隆真等”，张若名还有另一个人就被埋没在“等”字的背后了。他只能从周恩来写的《警厅拘留记》的字里行间寻找张若名。“总理的文章，总没有人敢删吧！”杨在道说。果然，他不仅找到了母亲的名字，还找到了母亲的日记。周恩来摘录了张若名10多天的日记，冠以《张若名在营务处的日记》的标题，编入了他的文章里。“可见母亲和周恩来是战友，又是难友，她把自己的私人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

据悉，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二册附录中，曾提到周恩来当年与他一次谈话的笔记，当谈到觉悟社的创办人时，周恩来说，有他、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

现在还可以查到70多年前觉悟社出版的第一期刊物《觉悟》，其中刊登着张若名署名“三六”所撰写的《急先锋的女子》。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当年18岁的张若名，正是以妇女解放先驱的姿态，投入到五四运动之中，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之一。

她的儿子登报寻找

署名“一峰”的两本小册子

张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县的首富，父亲做过官。她自上学以后与当医生的叔叔一家往来密切,这个书香门第家庭里的堂姊妹们，至今说起张若名仍啧啧赞许，称她为女中豪杰。她们绘声绘色地说起，当年她在秘密出走之前，给家里每个人都留下了一封信。1920年11月7日，张若名与郭隆真、周恩来等190多位勤工俭学生，登上了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

杨在道搜集他母亲初到法国时的情况，得到了现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的盛成教授的帮助。这位年逾九旬的老先生当年与张若名过从甚密，他先期抵法，曾尽地主之谊，为张若名和郭隆真租好了房子，还帮助她们学法文。

据他回忆，张若名比周恩来早9天到法国。周中途在新加坡下船，改乘下一班轮，为的是和蔡元培先生同船抵法。周恩来到了马赛港后，连夜赶赴里昂，第二天一早他就与朋友们兴高采烈地会面了。他们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饭店里等候他，大家在一起畅谈了两天。盛成记得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刘清扬、张申府、陶尚钊、盛成。

1921年夏天，张若名和郭隆真迁到法国中部布卢瓦居住，在那里经常和周恩来见面。1922年上半年，她们加入了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等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开始完全是秘密组织，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化名，周恩来的化名是“伍豪”，张若名的化名是“一峰”，郭隆真的化名是“林一”。

当时少共以学习为主要活动内容，他们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采用自学和互教互学的方式学习。张若名聪颖好学，法文进步快，不久就能顺利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法文书籍，所以她经常担任主讲人。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曾把小组会上的讲稿加工整理成两篇文章《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发表在法国《赤光》半月刊上，所用的笔名为“一峰”，这两篇文章还油印成了小册子。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特地把这两本册子带回了广州，并一手经办在国内印刷出版。

杨在道说：“我曾经在《光明日报》上登广告，寻找母亲的这两本书。这是她早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可惜至今还没有音讯。不过西安有个人给我写信，他收藏了一本192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其中有我母亲的另一篇文章《帝国主义浅说》。”当我翻动着那些发黄褪色的书页时，果然看到了署名“一峰”的文章，它排在卷首的第一篇，后边还排有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文章。

张若名初到法国时笔耕很勤，作为北京《晨报》驻法国特约通讯员，她寄回报道近20篇。1921年3月至7月，《晨报》先后刊出《留法勤工俭学生最近之大觉悟》等若干篇。1924年，在邓颖超等人创办的《妇女报》上，张若名和郭隆真合写了一封关于如何办好《妇女报》的信，她还署名“一峰”再次论述妇女解放运动，文章的题目是《现代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全文2000余字。

里昂郊外的小咖啡馆，

一次鲜为人知的会面

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转折。这年的7月，周恩来奉调离法回国，冬天郭隆真去苏联学习，张若名为他们送行以后，退出了少共，并从此脱离一切政治活动，留在法国闭门读书。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这样一个选择？要知道这不仅意味着她放弃了一贯的革命主张，也意味着她与亲密的战友分道扬镳了。

据她的丈夫杨说，张若名与当时共青团在法国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意见不合，此人唯我独“左”，作风粗暴，在他的激进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上完全暴露了身份，受到法国秘密警察的盯梢，险些被驱逐出境。杨当时也在法国，他是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与郭隆真同乡，郭介绍他与张若名相识，还介绍他加入了旅法共青团，在团内名叫“杨赤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退出了共青团。

往事如烟。现在找不到更多的材料考证张若名当时的心路历程了，杨的说法，可能是原因之一。邓颖超在向她的侄女周秉德讲述往事时，曾有一句话，或许提供了寻找答案的另一条线索。她说，周恩来从法国来信讲到张若名,觉得和她不可能志同道合。那时候周恩来正奔波于法国、英国、德国,从事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过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望的安定的留学生涯,距离已越来越远。

即使如此，周恩来仍然把张若名视为可信赖的朋友。1928年夏天，他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途中，专程赶到里昂秘密会见过张若名。那时张若名在里昂中法大学读书已有3年，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但是周恩来还是在坐落于北郊村镇中的女生宿舍找到了她。杨说，他的夫人在他们婚后亲口告诉了他那天的情景，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

周恩来化装而来，他戴着墨镜，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戴一顶白色法国盔帽。当他脱下墨镜时，张若名看到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们在村镇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一直坐到夜色沉沉。周恩来首先告诉张若名，1925年他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然后他讲了觉悟社的成员们已经各奔东西，有人继续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有人脱离了政治，个别人彻底堕落。临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表示：“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相会，很难预料。”他说，他已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张若名则向周恩来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说，中央文献研究室也搜集到了周恩来1928年去法国看望张若名的有关线索，据此，在《青年周恩来》的电影剧本中，出现了里昂郊外咖啡馆里的一段戏，可惜这个剧本至今没有被搬上银幕。

1946年夏天，留下了一个谜：

王先生是谁？

张若名1924年进入里昂大学读书，学习非常刻苦，到1928年就取得了心理学、普通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与社会学、教育学四个专业的合格证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后来她又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受教于里昂大学赛贡教授，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29年她以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纪德为题，准备博士论文，1930年秋《纪德的态度》全稿完成，此文用流畅优美的法文写就，共8篇121页。纪德看完这篇论文的打印稿以后，在给张若名的回信中说：“我确信自己从未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这篇论文被里昂中法大学评为最优秀成绩之一。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顺利地通过了博士答辩,此时她已应聘回国担任北平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教授。1931年1月她和丈夫杨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他们在回国的前一年举行了婚礼，杨也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主修社会学和民族学。

这对博士夫妇在新婚之际，又一次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从1937年至1948年，张若名一直在北平中法大学执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并在附中教法语，后来还曾编辑过这所大学办的《法文研究》刊物。杨在道谈到他对母亲早年的印象时说：“她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不谈政治。我只知道她是教授，有学问，有外国朋友，天天给学生们上课。”杨在谈到妻子时也说：“她不过问政治，日本投降后，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后来刘清扬介绍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她都拒绝了。”

1946年的夏天，留下了一个谜。张若名夫妇当时住在北平沙滩北街嵩祝寺夹道二号的一个四合院里。她有两个儿子，老大杨在道读中学，老二杨在德上小学。有一天夫妇俩外出回家，保姆告诉他们，来过一位戴着墨镜的先生，自称姓王。当听保姆形容过这位王先生的长相、身高和穿着以后，张若名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可能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参加军调处谈判，正在北平，住的地方离张若名家并不远。但以后这位王先生再也没有出现。杨说：“所以这只是张若名的一个推测。”

1948年，就在北平解放前夕，张若名举家南迁到昆明。杨在道告诉我，他曾反复研究过为什么在共产党就要入城之际，他的家却搬到南方去了。原因可能是错综复杂的。他说：“首先我父亲要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邀请他去当社会系主任。父亲致力于民族学研究，而中国55个少数民族，有30多个聚居在云南。母亲说，要走就一起走吧！她担心国共两党形成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对峙，一家子骨肉分离。”张若名是否还有别的考虑，已不得而知。

周恩来说：

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

张若名到云南大学以后，任教中文系，讲授法国文学。昆明解放了，与其他留过洋的知识分子相比，张若名较快地适应了政局的变化和新社会的秩序，她终究在青年时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她加入了民盟，并且从1950年起，不断地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张若名的印象里，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和1924年退出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

但是这个印象，在周恩来和张若名最后的一次见面中，被周恩来证实是错误的。据杨回忆，1955年4月，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接到省委统战部的电话，要张若名和杨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统战部长陈方的家里，什么事，不清楚。第二天到了陈方的家以后他们才得知：“周总理要见你们。”杨后来回忆:“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震庄，那是个花园式的大院子，在宽敞的会客厅里只坐了一两分钟，周总理就快步走了出来。大约10多分钟以后，陈毅元帅也来了。”

有关这天会面的情景，92岁高龄的杨只能回忆一个模糊的轮廓了。他说，当时省委统战部长再三叮嘱我们，此事千万不能声张，因为总理和陈毅元帅是去万隆开会，秘密经过昆明。他还规定了好多具体的框框，比如不许外传，不许记录等等,因此在杨和张若名的日记本上,关于这一天,连一个字也没有留下。

38年以后，杨的回忆已经支离破碎，比较清晰的是周恩来刚见到张若名时曾很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代表邓颖超向若名姐问好。据杨说，以后很长时间的谈话，4个人分成两摊，周总理和他谈论云南的民族问题，陈毅向张若名询问法国文学。陈老总去过法国，且酷爱法国文学，所以与张若名谈起这个话题时兴致勃勃。

至于周恩来和张若名谈了些什么，杨记得，周总理问过她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当谈到1922年在法国入党的事，周恩来简单而明确地告诉她：“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杨说：“我听了大吃一惊，我一直以为张若名早就是共产党。张若名听了也直发愣。”到后来运动一个接一个，出了一连串的事情，杨对他的儿子说，周总理这样讲，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母亲。因为退团的罪过比退党要小一点儿。

会面持续了5个小时，周恩来还留他们吃了中饭。

关于这次故人相会，周恩来返京后详细地向邓颖超讲过，这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告诉我的。她说：“七妈当时还问伯伯：‘你怎么没有拍张照片呀！也让我看看她与当年相比有什么变化么！’”这次会面一两个月以后，张若名夫妇接到刘清扬从北京来的信，信中说：受总理和邓颖超的委托,转达他们邀请张若名夫妇到北京工作的意思。杨说：“我记得对张若名的工作安排得很具体：外交部外文秘书，主要接待讲法语的外宾，同时兼全国妇联的法语翻译；我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我很高兴，张若名却不大高兴， 她不愿离开学校去搞接待工作。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一两年以后，反右运动开始了。张若名又想回北京工作了。他们再给刘清扬写信，却为时已晚，刘回信说：总理知道了。但他现在已不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调动干部有了明文规定的一套制度，总理个人不能擅自做主。

昆明城边一条无名的小河，

一代女杰的葬身之地

张若名生命的最后3年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之中：她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但她最终反而被自己满腔热忱参加的运动所吞没。杨在道说：“当时我的母亲左极了。”她曾把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了组织，她认为他的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但她绝没有想到，这个她最喜爱的儿子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她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积极向党交心，结果这些汇报材料，反而成为揭发她的右派言论的证据。她倾尽心血教过的学生们，也把她当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靶子。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她被指责为令人不齿的叛徒。不难想象，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张若名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1958年6月18日上午，系里开批判会，要她承认上述诸多罪名。她想不通，找总支书记谈话。总支书记给她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边压着划右派的6条标准，意思显然是“你早就够了”。她还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继续加温。中午，张若名自杀身亡。

杨在道说：“母亲去世时，我、弟弟、父亲都在北方，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父亲在北京也被当作民族学的反动权威加以批判，当他闻讯赶回昆明时，只见到桌上摆的一个骨灰罐。屋里乱七八糟，已被抄过三次家了。母亲最后一刻是否留下了遗书，不得而知。”

云南大学一半坐落在城墙内，一半在城墙外。张若名的家在城外，出学校后门，一拐弯是一片村庄，那里有一条河。“母亲就是在这条河里投水自尽的。据家里的保姆说，她从河边被抬回家时，还有一口气，但是没有人敢去抢救她。”

两年以后，邓颖超到昆明时曾亲自过问了此事，据说她要求云南大学党委把张若名的档案和参加运动的全部材料报上来。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发过一份甄别材料，大意是承认“不适当地给了过多的压力”，“当时批判的词语不合适”等等。

这个甄别显然还留着不少尾巴。1980年杨在道结束了20年的劳教恢复自由以后，立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为母亲做政治结论，开追悼会。不久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邓颖超工作处的回信，告诉他信已经收到，“邓颖超同志给云南大学党委写了信”。于是改正以后的结论才得以做出。杨在道说：“我母亲的平反，是在邓颖超的直接过问下完成的。”

张若名的骨灰，至今仍然寄厝在昆明市火葬场的一个角落。她的照片近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陈列馆里放大展出，这是她和郭隆真20年代在法国的一张珍贵合影。无论如何，她毕竟算是回来了，回到了她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在这里她结识了永生难忘的朋友，度过了一生中最壮丽的时光。

注：郭隆真（1893—1930），女，回族。“五四”时期天津学生组织觉悟社成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山东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就义于济南。

刘清扬（1894—1977），女。觉悟社成员。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1927年脱党。1931年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再版的《大人物 小人物》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