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党派在重庆的主要抗日救国活动

摘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到重庆，大量政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的精英云集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影响下，重庆成为民主党派的活动中心。各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通过不断地参与到全民性的抗战活动而逐渐紧密团结了起来，有力地推动了重庆甚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键词：中间党派；抗日小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救亡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1-0064-04

全面抗战爆发后，陪都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当然也是全面抵抗日本侵略的指挥中心，是后来成立的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抗日救亡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中心工作，各中间党派 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为中国最后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抗战

（一）建立抗日民众团体，积极支援抗战

第三党在重庆组织黎明抗敌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进行抗日宣传和教育青年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1938年11月，救国会成员史良参与组建了重庆妇女界抗战救国会，组织动员重庆妇女界支持、参与抗战。1939年11月19日，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青年党等参与组建了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1940年，职教社黄炎培等领导人与部分职教社成员在重庆成立了国讯同志会，积极支持抗战。1942年宋庆龄等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中央机构，继续对外宣传抗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人华侨的援助中国抗战。1944年8月，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在广西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員会，组织抗日活动，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抗战。重庆救国会在抗战爆发后，先后成立了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和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以各种形式先后开展了援助绥远抗战募捐、抗议国民党逮捕并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等活动，并通过《商务日报》、《新蜀报》宣传抗日救亡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从而掀起了重庆地区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

（二）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

1938年，由各抗日救亡团体、中间党派参加的重庆“七七”献金运动中，三天就募集献金10万元。整个抗战期间以陈嘉庚为代表的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达26亿元之多，平均每月合6000万元。1941年12月至1945年12月，宋庆龄在重庆重建“保盟”中央机构后，千方百计冲破国民党的种种封锁，不断写信与国外联系，争取国际援助，积极组织募捐，赈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把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物资和其他救援物资通过种种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并在1944年还把外国捐赠的一台大型X光机运到延安[2]，还积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4年7月，在重庆的救国会、职教社、第三党、民主科学座谈会、青年党等中间党派成员积极参加重庆100万市民开展的节约献金报国运动，一周时间就募捐法币8500万元，有力地支援抗战。

同时，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还组织群众和自己的成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抗战将士，鼓励抗战，如职教社黄炎培曾亲自到绥远前线慰问傅作义将军领导的抗日将士，并在炮弹底盘写下：“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的句子，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亲临武汉保卫战前线、台儿庄前线慰问将士，给抗日将士以很大的鼓舞。此外，中间党派还在救济灾民和救扶伤员等方面服务抗战。据统计，从抗战爆发至1943年5月6日，中华职教社办理职业介绍的人数达23542人，其中介绍就业成功者有3000多人[3]， 深得各界好评。在重庆的各抗日党派和团体1938年底曾一次就募集到寒衣捐款20万元，棉衣背心4万多件，帮助难民过寒冬，1940年3月底到4月初分别看望收容在重庆儿童保育院的难童，前往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看望战争中收容的孤儿，到“伤兵之友”社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兵。

（三）为抗战积极建言献策

在重庆召开的各次参政会议上，中间党派就加强战时国民教育、培养民族意识、繁荣战时文化生活、鼓舞抗战士气、凝聚民心提出了不少关于战时经济、文化建设的提案，也得到了其他党派参政员的大力支持。如救国会史良等在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请政府从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救国会沈均儒等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加强战地文化食粮输送工作案》；救国会陶行知等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救国会邹韬奋等在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等；民主科学社许德珩等人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对于平抑物价问题之基本建议案》；迁川工厂联合会（“民建”的重要组织部分）胡子昂等人也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的《请政府明令奖励民营基本工业并准投资工矿之公司股票得向国家银行折扣押现以资周转案》；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张君劢、罗隆基、左舜生等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得到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休会期间沈钧儒等还提出《请政府保护小工厂案》等。各中间党派还通过国民参政会宣传抗日和组织民众，并逐渐理解、支持、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实质上促进了国共团结合作，为坚持全面抗战作出了贡献[4]。

（四）组织成员参加抗日前线或加入敌后抗战

1938年底，第三党中央机构迁到重庆后，其主要领导人如章伯钧、黄琪翔、季方等在重庆组织或协调自己的党员干部积极奔赴抗日前线。尤其是其领导人黄琪翔亲自参加“八一三”抗战后，1941年又出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出征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其成员季方也受重庆第三党中央指派到华东敌后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其成员刘春与中共配合，深入华北农村，开展游击战争。1943年第三党中执委李伯球正是在重庆得到周恩来、叶剑英的指导而返回两广建立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不少成员还到全国其他地方参加组织抗日游击队和地方民众武装，与日寇作战，配合正规部队，牵制和骚扰打击日军，不少成员后来还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继续为抗战到底作出了贡献[5]。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等到重庆后经常通过书信、人员往来等方式加强与全国各地救国会成员的联系，促进他们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与抗战活动，如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或直接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参加对日作战。在重庆期间，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和职教社黄炎培等还常去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与之商谈国事，一直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战而奔走呼号。此外，沈钧儒、沙千里等在重庆还热情接待平、津、沪、宁等地的流亡爱国青年，成立战时训练班，进行军政训练，并组织部分青年参加军队，一部分介绍给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另一部分直接奔赴前线抗敌。乡建派、青年党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也在重庆积极联系和组织其各自成员直接投入到抗战第一线或参加敌后抗日斗争，其成员不少后来还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继续坚持敌后抗战。

二、推进国共合作，支持、号召全民抗战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行径加剧了中国亡国灭种的态势，特别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已到了眼前。要挽救中国所面临的这种亡国灭种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国共停止纷争，主要是国民党停止剿共内战政策，国共首先团结、合作起来共同抗日，并和其他党派团体团结联合起来，以全民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来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胜利才属于中国。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纷纷行动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并极力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为国共第二次成功合作、坚持全民抗战和抗战到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发表抗战宣言与主张

1938年10月29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第三党章伯钧对《新华日报》记者说：“我这次由香港来渝，适当广州失守之日，华南民众在极端悲愤中，切盼中央对收复失地及抵抗暴日有崭新的战略与政略之确定……所谓树立战时民主政治机构与实行战时政治纲领，必须全国上下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彻底的反省及自我的牺牲。中华民族虽然到了最危难的关头，但抗敌图存的力量和条件，依然具备。惟问题的关键，在如何开发这一伟大的潜伏的民族力量而已。”[6]1939年9月，章伯钧再次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不断强调：必须坚持已公认的抗战建国原则，实行正确的战时政治纲领，建立真正的战时民主政治机构，彻底发动民众武装，加强各党各派团结合作，尽力消除党派间的磨擦，确定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才能齐心协力战胜日本侵略者。

从1938年底开始，为反对和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论点，救国会在其刊物《抗战》上连续发表《怎样才能持久》、《热烈宣传与持久抗战》等文，呼吁坚持抗战到底。1938年下半年，青年党左舜生在《再生》杂志上发表抗日宣言，主张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战。同年9月1日，青年党在其“九大”宣言中提出对目前国事的六点最底限度主张，号召拥护政府，全民动员，联合各党，策动友邦，共同抗战[7]。1939年1—2月，第三党、职教社、乡建派、青年党等先后发表讨汪声明，坚决反对汪精卫之流的叛逃，要求严惩和警惕国内的投降、叛国分子，表达了“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国社党张君劢等36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1940年，职教社黄炎培等领导人与部分职教社成员在重庆成立了抗日团体“国讯同志会”，提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抗战主张来支持抗战。1944年9月4日，黄炎培、褚辅成、章乃器等人联合重庆工商、文化、教育各界30多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提出9项主张，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一新政象”。1945年1月，职教社黄炎培与“民主科学座谈会”组织者之一褚辅成等60余人在重庆发表《转折当前局势献言》，要求国民党切实和各党派实行合作，坚持团结抗战，以挽救目前的抗日危局。1945年2月，救国会沈钧儒与重庆文化界300多人联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制定战时政治纲领，组织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等6项主张和6条具体实施意见。1945年8月，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召开记者会，提出召开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等主张，以维护抗战果实，推动和平民主建国。8月16日，张澜发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等10项主张。

（二）积极推动国共团结抗日

1938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和不断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情况，中间党派忧心国共关系的破裂将极大地不利于抗战，于1939年11月在《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中提出了解决国共冲突的基本原则：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且“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是“政治民主化”，不能由一党垄断国家政权，以此努力维系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同时，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坚定地支持中共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竭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1943年6月，第三党章伯钧、丘哲、张云川、王一帆、庄明远、杨逸棠等在其驻重庆办事处半山新村约请周恩来等，就当前民族危机形势进行深入交谈。周恩来等认为：要挽救目前日深的民族危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团结抗战，第三党对此深表赞同。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6位参政员从重庆出发到延安访问，进一步协调国共关系，为战后国共继续合作、和平建国而奔波努力。重庆谈判期间，各中间党派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来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表示由衷敬佩和高兴，并主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深入交换战后和平、民主建国事宜，并想方设法化解国共矛盾冲突，希望国共继续合作，维护国内和平，和平建国。

中间党派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后，迅速作出了反应：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在得知事变消息后，异常愤怒，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中华职教社等党派团体领导人也纷纷发表谈话、通电或宣言，声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倡导国共重新合作，希望国共两党领导人迅速“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8]。1943年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写信给蒋介石，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各有主义，各有区域，各有军队，能否合作，实为国人所深切关心”[9]，明确要求国共团结起来，合作抗战，共同建国。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杨子恒、李如苍、刘宗宽等代表第三党宴请中共叶剑英等人，相信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支持重庆谈判，希望国共团结合作、和平民主建国。

（三）创办报刊、书店，大力进行抗日宣传

在重庆，为动员民众支持全面抗战，并配合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中间党派还创办报刊杂志，进行抗日救国和民主思想宣传，对推动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坚定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救国会创办了《全民抗战》（三日刊），职教社创办了期刊《国讯》、《宪政》月刊，第三党创办《中华论坛》杂志、《抗战青年》等刊物，国社党把《再生》杂志迁到重庆出版发行，而青年党则创办了《新中国日报》、《国论》和《民宪》（半月刊）。1941年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后遭国民党查封后，又和职教社联合创办了国讯书店，继续向全国各地输送爱国读物，启蒙民众，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号召民众坚持抗战。1943年2月，救国会沈钧儒还创办峨嵋出版社，出版发行爱国抗战救国图书杂志。此外，中间无党派人士创办《大公报》、《民主世界》、《文汇周报》、《新中华》等。

以上报刊杂志书店的创办，不仅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民主思想，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而且对组织和动员各阶层群眾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支持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精卫叛国，拥护抗战到底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侵略战略的调整，国民党逐渐从前期的积极联合共产党合作抗日逐渐转变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内主和的投降派逐渐得势，“亡国论”甚嚣尘上，并使国民党内的“潜在投降分子”蠢蠢欲动，使中国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也使中国抗战面临更加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党派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发表宣言、参政会提议案等形式来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声讨汪精卫叛国，拥护抗战到底。

1938年10月，汪精卫叛逆初露时，宋庆龄就联合何香凝等6人致函国民党政府予以揭露，严正指出“主和分子必当摒弃”。1938年11月1日，中间党派和其他党派、无党派的参政员共73位在一届二次参政会上联合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要求“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10]。同时，史良、章伯钧等联合包括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在内的21名参政员联名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要求政府必须坚决严厉惩处和打击南北汉奸傀儡和一切民族叛徒。华侨领袖陈嘉庚对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谈话”致电蒋介石：“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实践庐山宣言……以搏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烩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并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得到大会多数通过而由国民政府公告生效。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潜离重庆，主动投入日本侵略者阵营，公开投敌叛国，并发表叛国投敌艳电。第三党迅速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卖国》的通电：“汪精卫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为之必然结果”，并强调“汪精卫的党羽，潜伏各处尚不在少数，后患堪虞，不容姑息，应撤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还有那些动摇妥协，投机取巧的分子，也必须彻底肃清，才能保证抗战革命政策之实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除汪精卫集团的人追随其后当了汉奸外，青年党和国社党的少数人，如青年党中央委员赵毓松和国社党中央领导成员诸青来等也在日寇和汪精卫集团的引诱下投敌当了汉奸。救国会和第三党发出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通电，其他各抗日党派也纷纷发表声讨汪精卫的通电、谈话和文章，严斥汪逆罪行。对汪精卫等人的叛逃投敌，陈嘉庚致电蒋介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11]宋庆龄对汪精卫的叛国行径给予无情的抨击，她痛斥汪是中国革命最大之叛徒。1940年初，重庆的《大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10家报社，刊载大量反汪逆文电，谴责汪精卫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1月27日，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报业联合会、重庆市总工会、农会、妇女团体、学生爱国团体等共同发出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呼吁全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重庆的中间党派还利用其创办的杂志、报刊大量宣传，在舆论上形成强大的攻势，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逆流，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

参政会大量反投降和反汪逆等民族败类以及要求坚持持久抗战、全民抗战的提案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期待，迫使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1日以“违反纪律，危害党国”罪名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消其国民参政会议长之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对国民党中央这一做法给与了积极评价。在数次国民参政会上，中间党派和共产党以及主张抗战的参政员共同提出《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案》、《声讨汪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强烈抨击和痛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求荣的叛国罪行，重申抗战到底的方针。同时，各抗日党派、各人民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通电，进一步声讨汪逆的卖国罪行。这也是从侧面警告国民党内的动摇分子，不要作汪精卫第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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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抗战丛书编撰委员会.重庆抗战大事记(1931—1945) [Z].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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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岩革命纪念馆.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讨论稿)[Z]. 1983:52.

[9]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6-17.

[10] 新华日报,1938-11-02.

[11] 統一战线人物志:第1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20-21.

责任编辑：罗振建

收稿日期：2011-11-11

基金项目：2009年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期成果（2009LS06）

作者简介：汪守军（1970—），男，汉族，四川什邡人，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统战理论和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