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伤书生不了情

吴晗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和领导人,虽然他最后为国人所尽知,并非因为其学术成就或领导能力。对于一个学者,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结局。可是,吴晗毕竟是位读书人,从书本上获得的学识,又充溢和浸润了他的身心。他的悲剧,或者与此关联;他的学术、政治生涯,也无不与此紧密联系,譬如他与著名人物胡适的一段特别交往。

一

吴晗与胡适接触,最早是他1929年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之时。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胡适虽为校长,可以身作则,仍然坚持带课。他的课生动有物,学生们都愿意去听。人多,一般教室容纳不下,便安排在大礼堂开讲。吴晗进校,就选修了胡适的“中国文化史”大课。这课程的考核,只是到学期终了,交一篇论文。吴晗写出的论文,是《西汉的经济状况》。由于他原本就有较为厚实的史学功底,这篇论文,得到了胡适的赏识。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那个时期,仰慕胡适的人很不少,认识不认识,都愿意与其结交。20岁出头的吴晗,当然希望得到与胡适结识的机会。1930年3月19日,吴晗就以探讨几个学术问题,向胡适投去第一封信:

“适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国古籍上之南洋诸国研究地名索引》,是预备做南洋诸国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笔记小说等等有关于南洋的图书汇集的分析起来,做成功一个索引。到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找到几部书,预备把它重新编制一下。”

当然,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同时,又因整理《佛国记》,吴晗又起了研究著名佛师法显的兴味……这当然更需要许多书籍,所以,他最后向胡适提出请求:“如可,先生能否供给我必需的书籍或替我代借?明知先生现在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希望先生能化几分钟的工夫给我一个回信。”

可是,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回音。过了三个月,吴晗又向胡适投出第二封信。这封信,仍是讨论学术问题,不过更进了一步,是对胡适考证《红楼梦》文章的资料补充,是关于作者曹雪芹生平情况的。胡适对《红楼梦》考证,功劳颇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对学术问题,他的兴趣通常十分浓厚,吴晗投书,想必也是考虑到胡适的心理。在信的后面,吴晗有几句附言:“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这封信,仍然没有得到胡适的任何回音。

通常,胡适的学术兴趣很浓。尤其遇到自己曾涉猎过的课题,兴味更是高涨。可吴晗两次投书讨论此类问题,甚至是他大有兴趣的《红楼梦》,胡适却毫无表示。这有点使人不解。其实,就在吴晗入中国公学之时,胡适已经在他主持的《新月》杂志上,与国民党政府就“人权”“自由”等问题,开始了激烈的辩论。吴晗去信之时,胡适忙得不可开交。1930年2月,上海当局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将《新月》杂志二卷6、7号合刊统收上缴;不久,又将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查禁。胡适自己迫不得已,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信去探讨佛学方面的问题并请求代为借书,讨论《红楼梦》并求写介绍信,显得很不是时候。虽然他本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离开上海去往北平。吴晗感觉在该校“再念下去也无聊”,也在1930年8月,去往北平。这一方面是追随自己景仰的胡适,另方面,北平有清华、北大、燕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在学术发展上,可以给吴晗提供更多机会。一个直接原因,是他那篇受到胡适赏识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了出去。大东书局以80元的价格收了。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收入,所以“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

吴晗到了北平,本想直接转入燕京大学,可他在“中公”的英文成绩是“C”,“燕大”是教会学校,对外语要求很高,便被挡在门外。无奈之下,寻到当时燕大教授顾颉刚,经顾的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个馆员,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在这段时间一方面复习功课,预备明年再考胡适所在的北京大学;另一方面,利用条件,一边读书,一边试着写作,希图在历史研究方面,有所进步。

在读书中间,吴晗又发现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新资料,这又激起了他向胡适讨教的欲望。他向胡适投出了第三封信:

“适之先生: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页三十七,以敦诚兄弟的诗断定曹雪芹的生卒时代———生约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论断……”

随即将自己发现的相关资料摘抄,对曹雪芹的卒年,以及《红楼梦》是否完稿,试着给了点回答。这一次,吴晗大约接受教训,并没有让胡适回信,或提出其他要求,只说自己因为有所发现,“高兴极了,立刻写信告诉先生。”不知是因为抵北平未久,一切还并不安定或其他原因,胡适仍只将信函收下,并不作复。

二

事不过三。吴晗给胡适写了三封信,才得到音讯。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通过一部《胡应麟传》,结合多种资料,用了近半月时间,完成了一篇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胡应麟是明代的一位学者,胡适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他的卒年有所推定。此《年谱》初稿完成后,吴晗第四次致函胡适,对自己完成的这项学术工作作了说明,信的结尾,他征询道:“这作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先生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我所参考的书很有限,也希望先生能另外介绍一些给我。”对于自己,这次他作了较详细的自我介绍,还说自己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所以连燕大图书馆工作也辞了,认真备课起来。

这一次得到胡适的回音。信寄出第二天,胡适便复了吴晗一封短信:

“春晗同学: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O)但我的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器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吴晗原名吴春晗。

这次胡适真被打动了。他通过吴晗的有限介绍,认为“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在我家中”。不但乐意看稿子,还邀请他到家来谈,胡适的学术兴趣看来被调动起来了。

胡适信中提到的罗尔纲,也是中国公学毕业的,此时在胡家工作。可是,在校期间,他并不认识吴晗。胡适以为他们认识,故在信中提及。吴晗接到胡适信后,认为直接前去有些冒昧,便又去信上海,请“公学”教授程仰之予以介绍。接到程仰之的信,他便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来找罗尔纲,由罗带他去见胡适。

吴晗当时学问虽然不错,可毕竟只是二十出头,世事历练有限。据后来罗尔纲回忆,吴晗见了胡适,第一句话便是求胡适让他免考进入北京大学二年级。胡适虽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可听到这样的要求,立即回绝:“入学考试,是国家抡取人材的大典,不得徇私。”

后来在交谈中得知此时吴晗生活困窘,胡适便说:“你考入北大后,费用我可以帮助。”这次见面之后,吴晗与胡适便走近了。后来胡适对他工作、学术大力帮助,使得吴晗对胡适有了极大的好感。这种情感,后来在一些重大问题中显露了出来。

从考试情况看,吴晗的理科实在不行。考北京大学时,数学极差(一说是零分),文科极佳(据说文史考了满分),北大没有录取。他又转而考清华,清华大学虽有要求,可考虑到吴晗文史科极优,便破格录取。

罗尔纲将这一消息告诉胡适,胡适很高兴。他立即取出80元钱,叫罗送给吴晗,让吴晗去缴学膳费用。当然,仅靠他人,也并非长久之计,胡适想想,要真正帮助吴晗,还是得为他谋一份半工半读的工作。这件事,当然在就读的清华大学最为方便。这一次,胡适动了真格,他向清华大学当时代理校长翁文灏、教务长张子高写去一信。尽量为吴晗美言,希望他们能帮助吴晗,给一个工读的机会:

“咏霓、子高两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

胡适的信,也有为青年求职者,可不及这封言辞恳挚急切。当然,吴晗学术功底较为深厚,是胡适爱才、荐才的重要前提。随信,胡适还附上了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作为观其学力的凭证。希望能有哪位教授看中,给个当“助手”的机会。

胡适如此隆重推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翁文灏、张子高当然也不可一般看待。翁文灏随即让张子高与文学院长冯友兰、史学系主任蒋廷黻研究办理。不久,胡适便得到明确回音。吴晗去见胡适时,胡适告诉他,清华已经为他寻到一份工作,是整理清代大内档案,名义是助教或其他虽未定,报酬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吴晗一听,当然感激。后来吴晗去清华见到张子高和蒋廷黻,感到他们对自己颇为看重,他知道,这皆是因为胡适大力推荐的结果。

据后来资料看,吴晗当时的工作,每天时间两小时,每月报酬25元。这是学校对研究生的规定,这里落实到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身上。这是一个不低的收入。当时一般人的生活,每月4块钱就可以了。这25元,不仅足以维持生活,还能够缴学费,对于一个贫困学生,这份工作的重要,不言而喻;吴晗对于胡适的大力举荐,内心的感激,亦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清华大学对吴晗的破格录取,让北大有些难堪。据此,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法学院长周炳琳等,都认为数学低分(或零分)不取的规定实在不妥,大有改正的必要。此外,吴晗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燕京大学,也对清华录取并为吴晗寻工作一事,感到有些悔意。最初介绍吴晗到燕大工作的顾颉刚,国文系主任马鉴,图书馆长洪煨莲几位学者,找到吴晗,告知已设法为其在燕大找到工作,并极力劝他第二年转学燕京,“一切手续均可代办”云云。好家伙,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竟引起了当时中国最佳的三所大学文科负责人的重视(清华翁文灏、蒋廷黻;北大胡适;燕大顾颉刚、马鉴、洪煨莲)。当然,除了吴晗的学问根柢本身,胡适的大力推举,是人们对其“青眼”有加的重要缘由。

三

与清华张子高、蒋廷黻见面,相互间谈了一些情况,在史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蒋廷黻,向吴晗提一建议,希望他研究有一个方向,具体建议以专研明史为好。回去之后,吴晗便将与张子高蒋廷黻见面的情形,以及蒋廷黻希望专研明史的建议告诉胡适。胡适得知事情成功,也十分高兴。他也认同蒋廷黻的建议。9月12日,他写给吴晗一信,对治明史及如何治明史,作了细致说明。其中方法,于作学问,颇有助益: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如何才能较好研究明史呢?胡适作了五点指示:

“(1)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2)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3)已读得一代全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Monographs);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4)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5)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

信中,胡适又从自己的主张出发,对吴晗治明史的目的作了明确:“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不是……只是……”两句,下面全用了重点符号,可见胡适的经心细致。

入学几个星期,吴晗按照胡适的指示,开始细细点读《明史》,作笔记卡片;同时为补充《胡应麟年谱》,作些更广泛涉猎。9月26日,他将自己几星期的感受和收获,写信告诉胡适:

“适之先生:凭着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大,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关于《明史》点读情况:“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一个多星期,吴晗竟做了几千张卡片,还有札记(较复杂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吴晗虽然有相当天分,可他的勤奋劲头,实在是他特出人一头的重要之点。

在点读《明史》过程中,吴晗渐渐有了自己的心得。他不久给胡适信说:“近日在点读《明史》,时时发现有极危险和可笑的错误……”接下列出自己比勘的两条,认为其一:“《明史》落此四字,便尔张冠李戴,大误。”另一条亦事实颠倒。吴晗探究其原因:“《明史》经数十大儒之努力,积六十年之辛勤,乃纰谬如此,其他讹误尚不可枚举,此故生意以为清人深中古文之毒,及欧阳‘文简事增’之言,只求有合于古,任意节落,初不计事实之背违,且官修之史,人自为政,为之主者虽博洽绝伦,亦未能发现类此之小误,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此时的吴晗,虽有了一份工作,可因研究之故,须购书,买札记簿,卡片,更主要的,有家庭负担,经济还是感到捉襟见肘。这封信的开头,他还告诉胡适自己为买书而卖文之事:“《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一文,在暑假中仓卒草成,本不想发表,因想买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一时凑不起钱,所以只能送与本校周刊,拿到了十块钱,大概可以买一部了。”信末,吴晗又谈到《胡应麟年谱》,说自己又做了重新整理:“前稿弃去者十之五,增入者亦十之五……”最后希望书成后胡适能够介绍出版。因为先前发表文章的《清华周刊》,稿酬只是千字七角,为能多“买书”起见,希望胡适能推荐到其他报酬高一些的大出版机构。在急需用钱的吴晗,这应当是颇为正常的要求。

吴晗在图书馆点读《明史》不久,9月18日,就发生了日本驻军进犯中国军队的重大事件。由于国势国力等种种状况,政府当局一直委曲求全,并在国内压制人民的救国热情。吴晗当时二十多岁,正是热血蒸腾的年龄。见到国情,当然不能不愤慨。可是,也许囿于生计,更受胡适“读书救国”观念影响,他只能一边从报纸上观察时局,一方面压抑情绪而埋头于古史研究。这样的情形维持了一段时间,终于压抑不住。他向胡适这位他心中的名师,一吐心迹,希望得到指示:“适之先生: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个出路!”面对世事时局,吴晗激忿万分:“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每日看报所能得到的是最初‘镇静,镇静!’次之是‘政府已有最后准备,下最大决心,请信任,信任!’……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而吴晗自己“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不幸而为中国人’,这一天便再不能沉下气去做一点什么事了”。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光明理性的中国青年最正常的反应了。由此看来,吴晗后来参加到爱国斗争行列,实在是心性一致的必然结果。面对这样的人生大困惑,吴晗当然希望胡适能有所指示:“这苦痛不能向有党籍的人吐露,也不能告诉根本没有主张的人,生在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盼望此时先生也同样地予以解决的方法并指示一条应走的路。”

此时,面对时局,胡适也难有多少主张。虽然在朋友的推动下,他与蒋廷黻分别起草了一个试图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希望“国际联盟”一类组织能发挥一点作用,可这一切,都不过文人论政,空泛无力。但是,关于时局,知识分子不能不表达看法。胡适便与朋友一起,办起了《独立评论》(周刊)杂志,希望不倚傍党派,不迷信成见,用独立的精神,“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此时思虑颇为纷繁的胡适,想来也无法给吴晗一个明确的什么指示。

在现实纷扰和研究历史的矛盾心情中,吴晗仍然按照胡适的指点,点读《明史》,阅读其他资料。当年4月24日,他致信胡适,提出了自己对明朝一个著名案件的看法:“这半年来读《明史》发生了无数的问题,其中最叫人可疑的一个是胡惟庸事件……这事叙述非常可疑,关系非常重大……”接着举列五条材料及自己判断,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冤案,是“适堕太祖计中,以致数百年来人均为所欺”的久不为人知的冤案。

这封信,没有见到胡适回信。当时,他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已经很多了,也许有面谈的机会,只是已无可考。但是,这却成了吴晗当时一个重要课题。他开始了写作《胡惟庸党案考》这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1934年《燕京学报》第15期。由于此案主要为明太祖朱元璋以莫须有罪名制造,所以似乎可以看成吴晗形成对这位残暴开国皇帝基本看法,也是后来写作《朱元璋传》的成因。

四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吴晗由于有胡适等人指引,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很快在学生中特出一头。很短时间,他在学校《清华周刊》发表十数篇文章,引起各方瞩目。入学第二年,他被聘为《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任。1932年5月,吴晗在《清华周刊》主持一期“文史专号”。出版后,立即给胡适寄去两册,并附上一函:“适之师:《文史专号》已出版,兹奉上二册。”接下来,他向胡适推荐了一位北大学生。说此人在此专号发表有《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还介绍了此人的其他文章,最后说,此生“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以否?”

这位北大学生的姓名,在后来信件刊出时(1966年)被以“XXX”替代,不过从其文章题目可知,他应该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千家驹由于研究出色,也受到胡适的重视,毕业后即由胡适推荐,进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社会调查所,还推荐他到自己母校兼职,可以说,胡适也是千家驹的“伯乐”。这一层关系,应当是吴晗最初推荐才获得的,千家驹本人也并不完全知情。(千家驹后来描述胡适知晓他情况的文字,认为是通过其他渠道,甚至偶然到不大近情理,那是他没有读到吴晗这封信的缘故。)这封信从目前发表情况看,是吴晗与胡适双方函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封。根据情况推想,他们之间一定还会有通信,当时时局纷乱,遗失就是无可奈何的结局了。当然,他们之间的往来,却不可能结束。

1933年秋天,郑振铎创办《文学季刊》,约了一些名流做编辑。其中有巴金、冰心、朱自清等大家。因为见到吴晗的一些文章,便把这位大学生也约上了。吴晗也不辜负郑振铎,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这篇十分出色的文章。此文以《金瓶梅》中对于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作骨干”的描写,证明此书应当写作在万历年间。因为万历正是佛教得势的年份;又通过书中太监逼人权势情形描写,再证《金瓶梅》成书万历而非先前一些学者认为的嘉靖年间。因为嘉靖年间是宦官不得势的时期。此文发表后,胡适读到了,十分赞赏。在日记里,他还专门留下一笔:“读《文学季刊》创刊号中吴春晗所作考证《金瓶梅》的长文。此文甚好。”这样称赞他人文章,在胡适日记中虽然有,但并不多。赞语之余,胡适还不忘补充道:“他是中国公学一年生,考进清华史学系,蒋廷黻先生帮助他寻得一件小事,每月可以工读,他的成绩甚好。”由此看去,他们这一段往来即使不多,也并不会少。

1934年,吴晗下了很大功夫,并受到胡适重视的《胡应麟年谱》,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印出。此书在编著过程中,与胡适讨论过。还由胡适交清华大学,作为吴晗学术能力的凭证。写作成稿时,吴晗还请胡适介绍发表,希望能获得多一点的报酬。由此推想,凭胡适与商务的特别关系(“商务”曾请胡适主持,胡适考察后,推荐王云五,为商务接受),吴晗此书的出版,应该与胡适的推介有关才是。

就在这一年8月,吴晗由清华大学毕业。当时许多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可是,吴晗却没有这样的失落。毕业之前,已经有两家机构聘用他。一是母校清华大学;一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这两个部门在当时的中国,均为顶级学术研究机构。这个消息自然令胡适得意,他举荐的学生竟有了如此这般的出息。所以,还在未毕业时,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就发表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文中举出的非“毕业即失业”例子,其一便是吴晗: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

这个被两个重要机构抢的高材生,就是吴晗。在了解胡适与吴晗关系的人们听来,这中间有胡适作为“伯乐”的几分自得才是。

五

之后,吴晗与胡适直接接触,就是很自然了。1937年,也是胡适弟子,吴晗的好友罗尔纲,应约写出一部简明的《太平天国史纲》。书出版后,罗尔纲怀着满意的心情,送给胡适一册。书是早上7时许送去的,中午下班回家,便看见胡适的条子,让他过去一趟。当时吴晗也在罗家,吃过午饭,两人一同过去。不料一见面,胡适以少有的严厉训斥道:“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针对书中所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胡适以亲历者的身份,对罗尔纲和吴晗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听了这么严厉的训斥,吴晗出来以后对罗尔纲说,自己也给唬住了。罗尔纲更是说:“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反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可是,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却又对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的长处予以肯定:“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由此看来,此时的吴晗与胡适,还是有直接往来的。

能够说明吴晗与胡适关系较为紧密的事实还有一些。1937年,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按理说,搞学问,清华大学是极佳处所,然而,清华有留学传统,他们的教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者担任。像吴晗这样由学校毕业直接留校者,没有镀过“洋”金,升任教授,就有相当难度。再说,吴晗大学毕业不过三年,年纪才29岁,能升任教授,无论如何是件诱惑人的事。所以他接受了偏僻的云南大学聘任。在天津转车时,吴晗与罗尔纲在一起,当时胡适夫人江冬秀也住在天津,吴晗就让罗尔纲陪他去向师母借钱。本来,去云南的路费,百元左右就可以了,不料吴晗希望借300元。罗尔纲问他为什么借这么多,吴晗说:袁震(其未婚妻)身体不好,居留北平。多借200元,是留给她用度的。他们见到师母,说明情况,“江冬秀师母立即转身回房间去取了300元给吴晗说:‘我送给你。’”后来罗尔纲回忆时还说:“我还不曾见过家庭妇女如此大方哩。所以我认为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由此想来,倘若不是吴晗与胡适家熟悉,江冬秀也许不敢如此大方。

此后不久,胡适应召担任当时十分重要的驻美大使。后来很长时间留居美国,想来,他与吴晗也就没有了见面机会。从一些材料间接可知,吴晗与胡适见面,是在抗战之后的北平。与胡适和吴晗都有密切关系的罗尔纲,在一篇《怀吴晗》的序言里,有这样一节记述:“另一件大事,是他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交,划清界限。”怎么知道的呢?“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限的。”

这篇序文写于1982年,此时的中国大陆,文化上许多观念尚未廓清,胡适还完全是反派角色。罗尔纲这些说法,带有那个时期的浓厚色彩,这种色彩,折射出的便是与胡适尽可能远离的立场,所以,事实究竟如何,是否如罗尔纲回忆的那般决绝和激烈,值得留意(罗尔纲虽是一位“不苟且”的历史学家,可他后来回忆胡适的文章,有些内容有十分明显的误差),但是,他透露出吴晗在抗战后与胡适有来往,吴晗见过胡适,却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从情理上也想得出来。

1949年以前,总体看,吴晗与胡适,关系是正常的。吴晗总是将胡适以恩师看。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对胡适这位大力提携自己的良师,吴晗表现出的感恩情怀,是十分容易让人理解的。1950年,随着全国解放,在各方面越来越受重视的吴晗,写出了自己与先前思想决裂的代表性文章《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即使这样一篇向新政权表白心迹的文章,偶尔提及胡适———这位不久前被最高领导人列为战犯的名字,吴晗态度仍基本中性,文字一笔带过,看不出多少避之不及的痕迹。例如:“还是由于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十五元的报酬。”(其实25元)另一处:“但由于思想没有搞通,不会运用辩证法,更由于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了。”人们应该注意,在这篇结尾用了“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十分情绪化的文章里,对胡适,仍然以字(适之)相称,并且举出了胡适提携自己的事实,其中的深心情绪,是可以让人回味,并可对他后来的行为作一注脚的。

六

1949年以后,吴晗希望的知识分子“功成身退”的念头,被强硬打消。是半推半就,是感恩报国心情,或者都有一些,总之,被任命做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样不低的行政官员。虽然与自己喜欢做学问的心性有冲突,可他仍然接受并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知识分子的难处,有时就表现在所谓的知遇之恩与内在钟爱学术的矛盾上,从吴晗的结果看,是两边最后都没有讨到好处。

1949年以后,就吴晗与胡适之间,还引发了许多置疑。其现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发起了一场席卷整个知识界的批判胡适、肃清胡适思想的运动。居留大陆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写出文章。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胡绳、老舍这些学者领导不用说,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绀弩这些专家们全部上阵。据记载,肃清的胡适思想内容,有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九个方面;全国省市以上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有数百篇之多。仅1955年三联书店选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就有八册之巨,还仅收150余篇,字数就达200多万。批判参与者,还有与胡适有很深联系的罗尔纲、周汝昌、贺麟、向达等学界知名人士。这些文字,除一部分确实响应号召,认为胡适有毒可肃之外,一批人,也就是表态性质,为显示立场,以求自保,不得不为者。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力度,这样的惊天巨澜……非常意外,与胡适有人所共知特殊关系,又有一定身份的吴晗,竟然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浪潮中,没有写出文字参与,这叫熟悉当年运动威势的许多人深感不解。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甚至将此作为一个课题来研探。笔者在阅读了吴晗与胡适关系的文字后,倒以为此事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复杂(一些解释说他大约知道上层的相关信息;或者先前已经“断交”云云)。把一个家庭困窘的学子,置于异常艰难之中,却受到当时最著名学者欣赏并大力提携情形,其感恩之情可想而知。再深一步想,吴晗修习历史,他身上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异常丰富,面对参与批判与否的两难处境,反噬一口,也许较为容易,却是违背道德底线的选择。这个底线,是否吴晗表现出“书生意气”的坚硬支撑?笔者以为,起码在当时,是可能的。读历史太多,他怕陷入历史中“万劫不复”的渊潭。

当然,时间的流逝,有时会更正一个人的许多东西。1962年,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几年,此时的吴晗,应该说在领导岗位上已经较为熟识,大小运动的可畏程度已经体味良多,心性当然会发生变化。当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在回顾自己学习历史的过程时,他有如下一段话:

“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买办性很强,1936年(?)才改成大学的。当时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的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讲的不合我的需要,我需要的他们不教。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的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学到什么。”

这番话,对比先前说胡适的指示“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真有天地翻覆之感。

如果只看这段话,1950年代吴晗没有参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真是不可思议。人的思想可能被改造到何等程度,吴晗的先前行为与此时的言论,是最为惊心动魄的证明。当然,笔者也考虑,或者在某种特殊场合,为应付应景,也就那么一说;再加上转述人在其中加进自己主观感想亦未可知。至于一些追忆,为眼前时局所拘,可能过滤着当时说话的特别情景,截首去尾。大家知道,一句话,脱开情景,放在另一时空段表述出来,那印象和效果大不一样,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也完全可能。

1949年以后的胡适,似乎没有再见到谈及吴晗的文字。但是,大陆批判其思想的几册“论文汇编”,他是含着兴味读过的,并且对其中几位,给了评点或不客气地指斥。此时未见到吴晗的文字,在胡适的心里,会浮起怎样的一线思绪,我们不得而知;可倘若出现吴晗的名字,会给胡适心中引发怎样的波澜,我们倒略可想象。在胡适1949年以后的日记里,曾出现过一次吴晗的名字。那是1957年9月的一天,胡适读到大陆的一册《人民手册》,上面公布有“中国民主同盟”领导名单。其中“中央常委”里,有“吴晗”的名字,胡适抄录了下来。不过那是混在一大群人中间。胡适没有一句评判,只是一份名单。叫我们想来,就算胡适有感想,或许轮不上吴晗。那名单中许多人,曾是胡适同党文友,当年关系亲密得多,读到这些人名字,胡适的感慨,会深切广大得多。

结 语

吴晗与胡适的关系,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那场批判胡适思想的狂潮中,吴晗未写文章之事,一直为人瞩目。这里,笔者通过两人的亲笔文字及当事人的回忆,将他们间的交往描述出来,试图使人们从事实的阅读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判断。当然,我们的基础,希望建立在人是有多层面的复杂结合体这个认知上,不拘于一时一处,一篇一句文字。就如人们评论吴晗时,常常只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而他的老友罗尔纲,却加有“豪放不羁”,“忠厚诚笃”。这些品行在大小问题上是显现不一的。于此我们来考虑批判胡适时他一言不发,不过是“忠厚诚笃”这一面发挥作用罢了。解人之难,其实多在把人看成单面,单层,对出现其他面便以为不可思议。吴晗当年之作为,其实从本文陈述他们之间的特别交谊看来,的确不应该有多么难于理解。虽然我们得从更长远方面去做多一些领会才是。

尽管最后十多年不与胡适接触,即使在之前一段时间音信也很少,可是,吴晗最终还是不能逃脱胡适的“影响”。“文革”浊浪起,吴晗几乎最早被抛了出来。尽管直接原因是他编写了《海瑞罢官》,但他与胡适的关系,也被人作为历史旧账翻了出来,成为批判、打击他的有力武器,使他最后家破人亡,自己也未能熬过“文革”,屈辱死去。

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在碰触了一些政治霉头后,写书自述:“毕竟是书生”。这样的说法,笔者以为,用在吴晗身上也是合适的。在学术领域,他纵横捭阖,洋洋洒洒,而进入政界,即使紧赶慢赶,仍脱逃不了被利用,被蔑视,被侮辱的下场。有人以为完全是书生意气造成,但从另一方面想,这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所谓政治,还是太险恶,太丑陋,太肮脏了一些。只指责书生,不改造不规则的环境,如吴晗这样的书生悲剧,就会一直上演。

胡适和吴晗,说起来,都是书生,也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之间的交谊,基础是人的正常交往。后来虽然由于观念立场不同等缘故,交往不密切了,可还不算异常。在吴晗一方,却因此受到极不正常待遇,这真叫人不由得感慨唏嘘。这或者可提供我们一个领会人与人关系的实录,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却是一个可供深刻思考的特例。

责任编辑 杨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