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

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有为青年

1919年底，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父亲柯庆施（1902-1965），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入响应五四运动的“徽州救国十人团”而被停学。父亲的同学章衣萍先被开除出校，后赴南京中学学习。父亲也想去南京读书，但我爷爷不允，他想让父亲尽快结婚。1920年初，父亲离开歙县竹溪村的家，赴安徽芜湖运漕，与当地盐务局职员许佑卿次女许氏（1903-1939）成亲。

1920年1月30日，父亲写信告诉他的父母：“外面一切较徽为繁华。”“男在此颇为闲静，吾之良友唯书数卷，留声机一具耳。”他的岳父有意让他从商，但父亲更想继续求学。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每于夜半人静之时，回念前程，以他处地远人生，且水土难服，不如在中等学校毕业后改就公司事业为佳。然，男志固不在此也，盖既投身学界，当在学界中讨生活。当今学术竞争之时，正学子有发挥之期望。不能有益于时”，“此则愧为七尺之躯。”2月20日，不安于悠闲生活的父亲写家信表明求学的志向：“男儿志在四方为古人之良训，学问为立身之要道。又是理势之必然，将来文明日进，物价必增，故后日之生活程度亦必日益增高。设身无真学问，则何以处世？况世乱正为英雄锻练（炼）之良机，故纵览廿四史，未见有一英雄非经少磨折而竟成其功者。时势造英雄岂谬言哉。至若生死二字，则更可置之勿理。盖生而无益于社会，则不如死之为愈也；生而庸庸碌碌，则亦不如死之为愈也！凡人宜寡才能为贫，乏气骨为贱，无建白于社会为死。方今之世，正为青年有为之际，岂可自暴自弃，甘为下流乎？前程之事思之重思之，则不觉脑际昏迷，而心已碎若万片矣。”

由于家中拿不出多少钱供父亲外出读书，他便自己想办法。1920年2月20日，父亲在家信中说：“南京有一试馆为歙县学界之公产，男现托同乡陶知行（陶行知原名）先生向该馆移借学费，待男毕业后再还。”“古语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语想当不我欺也。”

父亲拜托陶行知先生联系借款求学之事终未成。爱惜学子的陶先生亲自与爷爷通信，商量为父亲筹款。从现存的三封爷爷与陶行知通信的底稿中，处处可见爷爷对长子学业的支持和对陶先生的感激之情。帮助父亲继续求学的还有两位先生，一位是陶行知的同学姚文采先生，他是歙县深渡人，在南京的安徽中学任教；还有一位是南京教育界名人朱家治先生，也是歙县人，与陶、姚二位是友人。

1920年2月22日，父亲在陶行知、姚文采、朱家治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离开安徽运漕抵达南京读书。适逢南京反帝救国的学潮风起，5月，父亲就读的位于七里湾的南京中学停课，解散闹学潮的学生。陶行知先生便介绍他去南京高师上补习班，继续学业。为了让家人放心，父亲在信中说自己在南京一直安心地学习，不参与学生运动，但实际上他当时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之后，对全国各地的先进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南京迅速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包括其他各种思潮的运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以及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南京知识界中传播。1920年春末夏初，在南京高师任职的杨贤江等团结南京一批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成立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青年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广泛进行社会调查。

父亲以“怪君”的笔名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刊物《劳动界》第12期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父亲通过到南京的人力车夫中深入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大量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人力车夫的悲惨境地。他们工作时间长，日日辛苦劳作，但由于资本家的盘剥，生活极端穷苦，更无钱进学堂接受教育。他通过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揭露，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怪君”这个笔名，是父亲在安徽省立二师读书时为自己起的，到南京读书后开始使用。对于这个笔名的寓意，用父亲的话说：“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在南京求学期间，父亲常为无钱所困，曾通过在北京的同乡章铁民联系去北京工读互助团学习，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3月24日成立。该团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为的是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以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目的。1920年5月8日，父亲写信告诉爷爷：“男所需之学费问题，每每为个人前程担忧”，“男拟下学期至某处工读互助团”。5月17日，他又写信说：“七八月间男决至北京入工读互助团，（此事万不可外扬）”。然而，北京工读互助团因经费原因难以维继而宣告解散。1920年6月12日，父亲在家信中说出了当时的困窘、无奈和愤怒：“惟北京之行恐成画饼”，“为目前计不得不另设他法以维吾人之生活也。”“今年暑假补习共须四五十元”，“吾不知人生在世为什么要吃要穿，至使终生碌碌只为得一口一身。呜呼哀哉！金钱万恶！吾誓不与共戴天！务使下代国民更不至再受其残害也。”

29年之后的1949年9月6日，刚刚解放4个月的南京，虽然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但时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父亲，仍然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布：“对工人的子弟确定减轻学费或免费的制度，设置人民清寒助学金，使过去没有机会学习的，今后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帮助工人、店员的业余学习，已筹办了6所补习学校。”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团员

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俞秀松任书记。为发展革命力量，陈独秀亲自到南京、安庆、芜湖等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物色进步青年。在这期间，当时18岁的父亲进入了陈独秀的视线，并开始与陈独秀进行书信往来。

1920年11月1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刊登了父亲首次用柯庆施的名字致陈独秀先生的信，以及陈独秀的回信。父亲在信中写道：

独秀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此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

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不过中国的青年，受毒太深了！把那创造活动诸本能，虽不能说他已经消灭得干净，可是已经被他消灭去一大半。所以我们不说改造则可，一说改造，则必先设法把青年们创造活动的本能培养起来。但是究竟如何培养，还要请先生指教。

先生在谈政治里，说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及由劳动者执政权的一段文章，实在说的透切。国家、政府、法律，自身本没有什么能力，何用废除！至于资本家推倒以后，确非劳动家执政不可。不然，资本家必然要重新发威。但是我想劳动家执政若干年，资本家都要变为劳动化了，而且他们的野心，都已平服了，那时只要经济组织完善，则国家、政府、法律，自然变成无用。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国家、政府、法律，我们现在不必想法废除他；我们现在只要设法改造经济组织，征服资本家。待这些事情都办好了，天下没有一个“吃饭不做事”的人了，那么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我们不去废他，他自会变成无用的。

陈独秀在回信提出了下列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 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 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1920年10月5日，父亲在南京给爷爷写信说：“我于本星期五即十月八日将要到上海去。因为陈独秀先生写信来喊我，并说有要事待商。（这事尚宜守机密）。”

父亲遵陈独秀嘱来到上海后，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的华裔俄共（布）党员杨明斋做介绍人，加入创立不久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父亲回到南京，和另一位同期入团的同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团小组，发展了两三位团员。

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父亲更加关注大众的疾苦。1920年11月1日，他在家信中写道：“近来此地安徽的学界，正从事运动改进皖事;我想我们安徽，或者因此要好起来，这真是全皖父老兄弟的幸福呵！”“现在因为有几家报馆托我调查各处商徒的生活，我现想把歙县商徒的生活写出来给他。”

1920年11月27日，父亲自浙江昌化转寄给父母一封信，谈及日后准备出国的计划：“现已决定明年三月起身，故男拟于阴历十二月半回家一次，料理一切，以便明春动身也。男因深信无学术不足生存，且深知中国现状之危急，故决意出国，冀稍得他国之优点及他种技能用以救国立身耳。”“男本想安心求学，然因经济关系，令男不得安心求学，故时作各种文字投诸报馆博得少数酬金以补日常衣食之不足”。“虽然男作此等文字惟为经济关系，然于学问方面亦有很大裨益，因男系研究社会学者，故社会之各种状况均是一种良好学问，不容不细为研究也。”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受到熏陶

为了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由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驻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对外公开招生的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并负责行政事务。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的门口挂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种，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当年，渔阳里弄堂口一间小小的烟纸店里坐着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严密监视着从六号外国语学社进进出出的人们。这些人除父亲之外，还有许之桢、罗亦农、梁柏台、蒋光慈、韦素园、吴葆萼、任弼时、任作民、肖劲光、刘少奇、何今亮（汪寿华）、曹靖华、李启汉、李中、王一飞、彭述之、卜士奇、彭澎（非广东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领导人彭湃）、华林、傅大庆、丁玲、韩慕涛、周伯棣、曹平、蒋热血、韩平，等等。他们大多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或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推荐而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离开学校或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之后被介绍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学生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

外国语学社的设备极其简单，教室有几排深色的课桌和本色木长凳，一块大黑板端端正正地挂在雪白的墙壁上。在这间不大的教室中，坐满了十几岁、二十岁出头涉世未深的青年，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勇敢热情，用各地的方言谈论着他们热切关注的问题、急欲弄明白的道理和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关上这幢石库门房子的大门，便把黑暗社会的污浊与苦难阻挡在门外。尽管学生们吃住条件十分艰苦，但在这幢房子里充满着清新与欢快，新奇与信心，争论与思考。他们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与昨日的不同。

这里的学生半天上课半天自修。外国语学社的主课是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俄语由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王元龄女士教授，李汉俊教授法语课，李达教日语课，陈望道教马列主义课，青年团员袁振英教英语课，俄国青年记者斯托比尼义务教授世界语课。学什么课，由学生们自选。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一些学生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斗争中去。他们到工厂去做调查，参加工人罢工，散发传单；到工人夜校去教书，宣传革命的道理，等等。

父亲回忆说，除学俄文外，他们还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帮助编辑《劳动界》，参加第一次在上海成立的机器工人工会的工作。

大部分学生不住校，半天上课，半天在家或租房中自修，有少数学生借宿学校二楼的厢房，人多床少，有的干脆睡地铺。父亲与同学何今亮、刘少奇、许之桢、任弼时等都在这里住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在临时团中央成立前代行中央职权。上海团组织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寄去团的章程，在全国和旅欧中国留学生中建立了团组织。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下设秘书、教育、组织、调查、编辑、宣传、联络、图书等8个处，工作由团员担任，其办公地点设在外国语学社。上海团组织为培养和教育团员，每星期都组织政治报告会，俞秀松、陈独秀等人亲自为团员作报告。俞秀松和杨明斋就住在二楼两侧的亭子间里。1920年7月，维经斯基还在杨明斋的卧室设立俄华通讯社办公室，屋内摆放着油印机。有的学生参加了该社的收发及文字工作。该社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1000多篇介绍俄国的新闻稿件。

外国语学社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停办了。外国语学社在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培养了不少学生，现在能知道名字的就有58位，其中的一部分人成长为中国第一代革命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几次重返渔阳里六号。1961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偕家人同来。窄小的弄堂里人来人往，父亲与居民们擦肩而过，走进这幢老房子。这是有关方面特地请他前来回忆当年的情景：大门外是否挂上过校牌、房间如何布局，等等。父亲为了配合有关方面做好这项工作，不顾天气炎热，从楼下看到楼上。旧式木楼梯又窄又陡，踏上去吱吱作响。父亲在各间房里仔细察看，认真回忆40年前的往事。他边看边想边介绍，直到有关方面满意为止。

父亲曾陪国家主席刘少奇故地重游。他们两人坐在当年坐过的课桌旁，愉快地回忆那艰辛又难忘的青年时代。

父亲见到了列宁

1921年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专门组成教育委员会，从学社中先后选送30多名团员青年赴俄国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留学。

1921年4月2日，父亲曾写信告诉爷爷，他要出国。父亲在这封寄自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家书中说：“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他说，“出国问题，儿终究总要做到。因为这种事情，与儿一生有绝大关系。”

这封信的信封上盖有“外国语学社”五字的竖长条深蓝色的印章，于2000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复制收藏。

1921年4月3日，父亲身穿一套深色西装，与同学罗亦农、周伯棣合影。父亲立在罗亦农身后，他高大挺拔，年轻英俊，表情严肃而庄重。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他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罗亦农牺牲后，敌人残暴地把他的遗体暴弃于郊外，并严令不许收殓。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找到我父亲等人，潜入坟场，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周伯棣，浙江余姚人，1920年1月10日加入由陈独秀、李大钊所创“北京工农互助团（第一组）”；1921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周柏棣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复旦大学银行系主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兼财政金融系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经济学会理事，是上海市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

外国语学社的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留学，历经周折。从上海赴莫斯科，当时有三条路线可选：陆路是从上海坐火车经天津转车到哈尔滨，经满洲里改乘苏俄的列车到赤塔西行，当时张作霖部在满洲里外的十八里站设边防站盘查“过激派”，持有北洋军政府的护照都难以通过；水路是从上海坐外国客船到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到西伯利亚的伯力，而俄远东共和国管辖范围只及伯力，伯力以南的滨海省被日军占领；第三条路线是从黑龙江溯江而上到赤塔，但河道冰封要到6月中旬才能通航。

1921年5月16日，父亲与许之桢等由上海外国语学社选送的同学，从上海乘客轮启航，前往苏俄远东最大的沿海城市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留学。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288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海参崴是它的终点站。

父亲于1921年5月30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写信给爷爷，信中写道：“儿于四月初九日（5月16日）上船，十一日到青岛。在青岛住了三天，十五日到烟台，二十日长崎。烟台长崎，均各住三天，直到今日，始抵此间。尚须三四天，方可达东京。青岛街市颇清洁，房屋亦颇整齐，较之上海，实尤多矣。烟台则尚不如屯溪之热闹，然彼处绿茶之生意，每年实可观矣。儿虽素未乘过海船，但此次颇不觉其苦，亦不作呕，一切平安，请放心可也。”父亲用俄文书写信封，俄国邮票上盖有俄文邮戳。此信飘洋过海，最终寄到了竹溪村。信封背面的中文邮戳印注明寄到的日期是“齐武，十年，六月，二十”，即1921年6月20日。

父亲一行到达海参崴时，海参崴前一日已为白匪军占领。无奈，父亲一行乘火车到斯巴斯并停留数日，但始终无法成行，不得不返回海参崴。然而，钱将用尽，还好父亲与许之桢设法弄到两张车票，辗转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局成员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要父亲代表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赴俄参加远东劳动会议及远东革命青年会议。父亲想借此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

1921年10月中旬，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局，为推动、促进远东各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华盛顿会议，决定1921年11月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邀请中国派工、农、学、商代表出席会议。父亲作为代表团成员，同张国焘、邓恩铭、高君宇、罗亦农等人赴苏俄出席大会。1921年年底，中国代表团到达伊尔库茨克。由于朝鲜、蒙古、日本等代表团未到，大会筹备组决定将会议延期。这样，中国代表团就在伊尔库茨克参观学习，参加当地的苏维埃大会、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1922年1月初，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决定将会议地点移到莫斯科。苏俄政府派出专列将远东各国代表从伊尔库茨克接到莫斯科。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作了《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之后，大会到列宁格勒继续进行。会议代表从莫斯科乘坐用木柴作燃料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列宁格勒。大会的闭幕式于1922年2月2日在列宁格勒大剧院举行，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后，大会表决通过《宣言》。

会议之后，苏俄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彼得格勒、基辅、莫斯科参观访问。代表们在莫斯科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起义总指挥部斯摩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内历代帝王的遗迹，又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歌剧。远东各国代表们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苏俄刚经历过战争，经济十分困难，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粮荒，工人每天的定量是一磅半黑面包，干部为一磅，普通共产党员仅有四分之三磅，副食品供应同样困难，每个家庭每月只能吃到30磅土豆及一点点白糖。铁路沿线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创伤，多数工厂与车站的烟囱都不冒烟。当代表们乘坐的火车过了乌拉尔以西时，饥民们纷纷涌向火车站向过路火车上的旅客乞讨。尽管如此，苏俄政府仍想方设法让会议代表们领取到内衣、毛巾、肥皂、香烟和糖等一些生活用品。后来，父亲曾对秘书苏波说过，在苏联他第一次领到了津贴费。父亲在杨谷方等同志的询问下，谈到在苏俄坐火车的经历。他说，火车是烧木柴的，一路上走走停停，柴烧光了就停下车去铁路边的森林中去砍木柴，火车头上有三四个工人开火车。

父亲的这次苏俄之行，值得一提的是，他见到了列宁。当然，父亲从未对我提及。小的时候，豆豆姐姐告诉我，父亲在莫斯科见到了革命领袖列宁。

国务院原秘书长杜星垣回忆：“1942年在延安，我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柯老是副部长。大家都知道党内同列宁握过手的有柯老，可是他从来不讲。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成绩，这一点是柯老很好的一点。”

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王维回忆：“柯老在南京当市长时，我在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任处长。1952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报纸要组织纪念文章，有人提供线索说柯老见过列宁，《解放日报》派记者去采访柯老，请柯老讲一讲，或写一写，回忆他20年代在苏联见到过列宁的事。柯老不肯写，说：‘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见过列宁，列宁接见中国同志没有我。’虽然稿子没有组织来，但我们听到以后，对他很敬佩。柯老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原中南海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回忆：“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叫他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远东会议结束后，父亲曾要求留下到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张国焘未准。父亲于1922年夏季重返上海，留苏之事终未成行。

回国后，父亲即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张秋人。父亲面对党旗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