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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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以下简称《十里红妆》）是浙江省宁波市演艺集团推出的大型民俗风情舞剧，讲述一位名为越儿的江南女子的爱情故事。剧作推出以来巡演各地，赢得了广泛赞誉，2014年赴美、2015年赴澳洲等地演出，均获得了较大市场回报。《十里红妆》之所以能成功走出国门，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在其唯美的爱情故事之上，完美地呈现了一个由民俗文化符号交互作用而成的属于传统江南的意义系统，舞剧表现了人们在追寻这一意义结构所呈现的生存样态之美。

十里红妆：繁复民俗文化折射优美人生

十里红妆是古老的汉族民俗，旧俗在婚典前一天女方要发嫁妆到男方处，俗称搬嫁资，内容包括眠床、箱屉、果桶、衣物细软、床上用品、成套锡器、铜器等日用物件，大件两人抬，小件一人挑，因日用家具均为朱漆髹金，几百件流光溢彩的妆箧，绵延数里，故有“十里红妆”之称。相传这一出嫁巡游的仪式始于南宋，在宁波已盛行近千年。当年宋高宗亡命宁绍平原，得一村姑的帮助，才逃脱金兵追击，后高宗为报恩寻访村姑未果，故下旨允许浙东女子出嫁可享有半副凤仪的特殊待遇，这就是“浙东女子全封王”传说。

相比传统“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礼，浙东婚俗程式更为丰富，还包括说合（做媒）、择日（下聘、相亲）、搬嫁资、送嫁、送亲、迎娶、拜堂（拜天地）、洞房等，十里红妆是婚俗的高潮部分，由此成为舞剧名称。舞剧以说合、择日、搬嫁资等婚嫁内容为线，连结越儿从诞生、初恋到定亲、思念再到守望、梦嫁的过程，并由婚俗向江南民俗延伸，串起诸如拜樟树娘、轧蚕花、过年等多姿多彩的江南风俗，绣花鞋、绣肚兜、过家家、唱绍兴大班等游艺、曲艺文化，女儿红酒、酒坛、小桥、流水、人家、船、小姐楼、美人靠、婚嫁衣裳、丝绸服装、妆箧、千工床、田园等诸多江南风物，成为以浙东文化为中心，融合不同区域的文化经验、不同艺术类型的符号积聚交融的视觉盛宴，是民俗文化多种声部的混声合唱。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如肚兜，在旧时民间男女、儿童有穿肚兜的习俗，儿童用肚兜可以防止腹部受凉、肚脐进风，水乡妇女用肚兜有助于农田劳作，并起到透风、凉爽作用，男人的肚兜相当于腰间的口袋，可放置银两钱币等。因为肚兜集功用与审美于一体，民间盛行送肚兜的风俗，成为寄情文化的一部分。剧中，肚兜是男女主人公阿甬与越儿的定情物，而观众却感受到了这一文化符号背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即以爱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淳朴的人际关系，显示着人性美的感化力。

《十里红妆》展示的四百多件江南家具，每件既有生活实际功用，也有文化的寓意。如小脚盆寓意富足健康，也称聚宝盆；小水桶寓意有财有势，也称财势桶；小马桶寓早生儿女之意，故也叫子孙桶；三者合称“红妆三宝”。千工床、小姐楼尤为惊艳，优雅富丽、古典高贵，表现了民间技艺的精湛。因为海上丝绸之路千年繁荣，旧时宁波黄金易得，促成了朱金木雕、泥金彩漆、金银彩绣与骨木镶嵌等地方传统工艺的发展。“十里红妆”之所以在宁波最为盛行，与地域经济繁荣、民间技艺完善密切相关。而人们特定的文化寄托，父母对女儿的挚爱，使这一极具中国气度、中国风神、中国襟怀的技艺，充满了生命之美。

当红妆绚美的文化符号，置放于笼罩着雾霭的古色民居之中，杏花春雨的运河、拱桥、柳巷、开满油菜花的田园之间，便构成了一幅超凡脱俗而又典雅妩媚的中国画轴。“红”是被浅翠娇青染透的卷轴中最艳丽、最跃动的一点。悠悠古韵、中国情愫在这种空灵化、写意化、符号化的场景中流淌而出，映衬出舞剧故事、思想的纯美与圣洁，也告诉观众在这个地方故事就应该这样发生。

江南女儿梦：悲欢情态尽是中国诗韵

《十里红妆》的主体是以越儿为中心的一群寻常的江南女儿，是江南温润的气候、柔和的水土，造就的秀发飘然、肌肤水润、音韵甜美、体态多姿的女儿。

在“拜樟树娘”中，孩子们玩着抛新娘的游戏，村口的老樟树，浓阴如盖，童谣“咿咿呀呀”声声传来，“山里山，弯里弯。荠菜开花结牡丹，牡丹姐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牵牛花，吹喇叭，花轿抬到哪里去？抬到大樟树下结亲家”，越儿撑一叶小舟滑来，在红丝带轻飘的樟树下初遇阿甬，从此爱恋的女儿梦就像细石入水，荡漾生发开来。七月七“女儿节”，姑娘们用红红的洗脸盆，端来一盆盆清水，采来各色鲜花，放入盆中，解开长发辫，在池塘边边洗边梳，边唱边笑；把个青丝乌发洗得光泽滑爽，迎风飘摆。在“浴红”中，姐妹们穿着不同样式和颜色的肚兜跳着柔丽的舞蹈，迎接越儿，越儿穿着最漂亮的红肚兜，如女神般地走下小姐楼，在姐妹们的簇拥下，披上美若天仙的羽衣霓裳的嫁衣。舞台上，所呈现的女儿们犹如芳香原野上飘逸的云彩，街阊阡陌轻扬的雨丝，有时步态轻盈，如同浑身透射着快意的精灵，有时含情脉脉，一低头尽显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而一句反复吟唱的主题歌“十八岁格姑娘哟，就把那个老公想呀真正倒媚相哎……”把观众的耳际都抚慰得温暖而酥软。

《十里红妆》的女性不同于传统仕女图中名门淑女，更有“民本”的意味。传统仕女因较多受儒家文化影响，表情含蓄，动作收敛，虽有其雍容华贵的气质，或风露清愁的韵致，但大多缺乏鲜明的个性特点。《十里红妆》塑造的女性是活泼、欢快、勤劳的。某种意义上说，民俗文化是躯壳，而她们才是文化的内核，她们的笑语悲愁本身就是一首充满中国韵味的诗歌。她们在池边浣洗，让人想到鲍溶的诗句： “越女芙蓉妆，浣纱清浅水”；手托“女儿红”，让人联想韦庄的诗句：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寻”；摇着小船的越儿，便是白居易所写：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越儿行云流水般舒展流畅的动作，出神入化的表演，众女孩子娉娉婷婷，婆娑的舞姿，她们率性而动，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追求人生快乐与幸福，自然、单纯、真实，令观者灵魂净化、情感升华。

或者说《十里红妆》的女性是美丽恬静又满溢青春气息，虽没有传统仕女所钟爱的琴棋书画，但诸如轧蚕花、刺绣、酿酒等一系列生产、生活民俗活动，却张扬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舞剧没有表现明清时期，理学主流对人们思想的箝制，宗族规章制度对人的禁锢，却通过女性对爱的追求，通过这种在江南民间积蓄、流传的朴质与美好的本真文化生态，折射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江南民间涌动的力量。明清以来浙东一带地少人多，海外贸易为政府所禁，区域百姓十之七八出外谋生，宁波帮也由此萌生。而近代开埠以后，宁波有几十万人迁居上海，舞剧主人公阿甬即为其中一个。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区域里的家庭结构，成千上万的家庭变成了主妇当家。《十里红妆》中江南女性的生产生活民俗其实要超越其生活实体本身，传递的不仅是一种温婉幽雅的江南风韵，还有一种江南女子柔中带智、聪慧能干的精神气质，一种主张男女平等的地域价值观念。当然，我们还是感受到其中的悲情，为爱情另一方的男性处于缺席状态。人类文明进入男权社会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十里红妆》由此成为女性青春忧伤的旗帜，飘扬在所有女人的心头。

婚嫁叙事：包蕴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孟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婚姻是维系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大事，婚姻习俗包含着民族群体特定的审美观、伦理观、价值观、宗教观、性意识和民族心理等，是人类创造的珍贵的文化积累与精神财富。在上古之时，男女交际自由，《诗经》中就存有大量表现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诗歌。产生于商业发达的江南的吴歌西曲，所表现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一道靓丽的风景。从总体上来说，《十里红妆》承继的是江南这一文化脉络，展现一种与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理想图景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世界，即位于大传统之下的社会下层，内容庞杂、生气勃勃、影响巨大的亚文化体系，一种带有浓郁民间色彩的文化生态。

马克思说：“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江南民间的女儿们，未必知书，但处处达礼，她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往往来自于民俗活动中浸润的民间信仰。舞剧中不同季节里的民俗活动，看似散乱无章，却有着切实的效用，这些活动内蕴的文化指令，暗示与支配人物的行为，让人物获得内心的宁静、灵魂的安顿。越儿在相恋、相思、守望过程中，参与的拜樟树娘、轧蚕花、种胡柚树、放荷花灯等种种与婚姻有关的崇祀神灵的风俗活动，实现了神人与人伦关系生动的互动，一方面构建了江南人生序列的节奏感，流泄出天人合一的唯美韵味，对于观众来说，获得了对这种幽远传统生活方式亲切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传达着其中隐藏的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结构：以天、祖、圣信仰为主，以多神崇拜为辅，以身份伦理为中心，以人伦实践为基础。越儿与阿甬相恋与天地圣灵紧紧相联，为樟树娘、胡柚树灵所保佑，越儿通过种胡柚树、放荷花灯等形式，反复加强对这些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并希望神灵能够“有求必应”，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这种信仰，这种神人交往诗性的生命方式置放到舞台的时候，剧作的审美质性得到了凸显。

在这个意义上，《十里红妆》可以说是一场“能指”的狂欢与落寞。剧作“所指”是断裂、模糊的，事件的逻辑是诗性的、跳跃的；“春·初恋”“夏·定亲”“秋·思念”“冬·守望”的季节转换、情感发展主线，是一个象征性的过程，甚至故事结局，越儿与阿甬“拜堂”，也是通过“梦”这一不真实的情境来表现的。但“能指”的文化背景却丰富而广泛，尽管这些婚嫁文化符号以及其“能指”的生命意义，对观众来说是陌生、久远的，但舞台上一个个文化符号的意象巧妙组合，不断唤起人们追逐意义“能指”的欲望。多样化民俗文化符号之间的滑动、飘移，还大大增加了观众理解的差异性，而舞蹈语言的特殊性，使这种含蓄的文化意蕴显得更有“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的审美效果，既热烈大胆，又显得婉转缠绵。“能指”的丰富性，使舞剧由个人婚嫁的小叙事，演化为对整个人类生命意义追溯的大叙事成为可能。

李德顺认为人的生命是三维现象，包括肉体生命、社会生命、精神生命。《十里红妆》所展现的越儿是三种生命交织对话的过程。一方面是江南女儿越儿肉体生命如花的绽放过程；另一方面，以越儿与民俗文化的对话，显现着江南文化结构对于越儿的征召，越儿的社会生命得以延展；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越儿对爱有着炽烈的追求，她理解男儿志在四方，于是坚贞地等待阿甬迎娶她的那一天，但她不愿做男人的附庸，当久久等待而没有音讯的时候，越儿要自己圆梦。由此来看越儿的生命状态，是自主、全面、向上的，她要自主地去把握自己的生命，尽管这种把握仍然带有无奈与落寞，然而却由此表现为一曲强健的生命赞歌。

立象尽意：舞剧图式组合的召唤结构

艺术是直观的感性构型，艺术家的情感与意志，是通过媒介物“立象以尽意”。卡西尔认为艺术在本质上既是符号的又是象征的。艺术“立象”并不追求事物的物理性质，而是以“象征”来“尽意”。《十里红妆》序幕以两扇沉硕的大门开场，门上有一夸张的巨大的古老铜锁，以及雕龙刻凤的圆型古铜装饰；“锁”与“门”是在“原生态”的基础上经过合理的夸饰而成的符号，象征尘封的老宅，象征久远的封闭的时代，也象征女人沉重的命运。之后，锁与门在沉重的嘎嘎声中打开，背景墙上出现上中下三层陈设着红色的嫁妆，在投射进来的光带中一一亮起又消逝，一张精致得让人惊叹的工床迎着观众而来。帐幔升起，一束红光里是两件婚嫁衣裳。此时主题歌悠悠而起，把人带入了悠远的时间隧道。锁、门、红色的妆箧、婚嫁衣裳、歌谣等，在意象所组成的情境中，它们已超出符号形式本身，而是心灵感应式地各自述说着民族的过去与独特品格。门的打开，是女人的心和她的爱的打开，也是曾经的世界的开启。这种呈现带来民族记忆的回声，唤起观众对人类婚恋这一共同记忆的文化联想。

从整体结构看，《十里红妆》以春夏秋冬时序转换的叙事语言，组合起繁多的民俗文化符号。但尤须注意的是导演所巧妙运用的图式组合，它以奇异、陌生的审美效果，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力和吸引力，并促动观众从这些有意识组织的符号，以及众多民歌语言、文本提示语言设置中，深化意义并产生联想。剧作最为突出的图式是一条鲜红的色流贯穿始终，舞剧的导演非常善于用红色，有娇嫩的榴红、明妍的胭脂红、羞涩的绯红和暖暖的橘红，以及华贵的朱砂红、拙朴的陶土红、沧桑的铁锈红、凝重的紫檀红等，这种极具穿透力的照亮生活的火焰色彩与青花蓝、琉璃黄、国槐绿、长城灰、水墨黑和玉脂白相互映衬，充盈着永恒、光明、温暖和希望，张扬着活泼、健康、热情的生气，勾勒了舞台的唯美、大气、厚重。色彩是情感、是节奏，也是思想，折射着人的精神皈依。“红”其实就是江南文化的图腾，渗透着江南百姓虔诚的膜拜之情。就宁波文化而言，对“红”的情结，可以上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双鸟舁日的图腾。这种色彩浸润了宁波人生活的角角落落，如剧中歌谣所唱：“红红的春联儿一对对的俏，红红的窗花儿闹，红红的灯笼儿照，红红的双喜儿咧着嘴儿笑，……红红的年画儿挂得高高。”“红”释放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蓬勃旺盛生命力的渴望，反映着炎黄子孙人性深处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与奔放、豪气的民俗心理、民族精神。《十里红妆》与其说是构建色彩叙事，不如说营造了一个中国古典的文化场。

另一方面，导演巧妙地以对比组合文化符号，使婚嫁文化符号里所表达的思想、抒发的情感、传递的知识等，串联成悠长而富有节律的集体记忆。“序”以极为宁静的氛围开场，大门打开，越儿诞生时“哇”地一声哭，以及为她的哭抒情的绍兴大班冲天高腔，拉开了舞台的“动”与“闹”，接着窗一扇接一扇地亮起，人们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群舞庆贺。而后舞台转入到“春”，春到江南是柔静的，孩子们拜樟树娘是嘈杂的，越儿出场的“女儿梦”是静的，而“轧蚕花”是喧闹的，动静相错，节奏欢快。“夏定亲”中“媒婆桥”“子孙桶”是热闹的，而母女“私房话”“订亲树”的双人舞是静雅的。“秋思念”中“女儿节”“绣肚兜”是柔静的，中间“焐新床”是热闹的，而“梦里梦外”与“荷花灯”又回到了静。“冬守望”中，以过年的热闹开始，反衬越儿独守的孤寂。越儿孤寂，但内心却因失去而心烦意乱，她将无数肚兜甩向天空宣泄爱恨交加，尔后舞台一片光亮，越儿在众姐妹们的陪伴下浴红，此时反而端庄静默的像一尊女神。“女儿梦”在“洞房”喧响的吹打乐中走向高潮，而后一切归于寂静，大门与铜锁再次关闭。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用日神和酒神来比喻艺术活动的两种方式，日神往往表现为安静、克制的审美特征，而酒神往往表现为自由与狂欢的审美特征。从审美意义上，《十里红妆》动静交错的对比结构，构成日神理性与酒神感性的交错，在情感的一收一放之中，完成了舞剧的艺术张力的构建。

由此，《十里红妆》表现出召唤结构的开放性特征。当观众主动地介入越儿的情感发展过程中的时候，这些妆箧物件、服饰装扮、常用色彩、民俗活动等文化元素，“所指”与“能指”的特定的精神内容，全都带有温度地敞示开来。人们同情越儿的感情遭遇，赞美越儿对爱情的追求，同时又有对过去时代忠贞之情、父母之爱，以及隆重的生命仪式，在现实生活中的褪色、谢幕，升腾起的感慨。这种精神的洗礼对引导人走向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有着积极意义。因为审美在意义的获得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故而舞剧具有跨文化的共通性，这也是 《十里红妆》走进美国、澳大利亚、西欧等获得热捧的原因之一。

在全球化过程中，传统民俗文化面临着挑战，但必须认识到大多数文化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潜力。在婚俗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因素必然因不符合时代的社会价值取向被冷落、淡忘、以至淘汰，如买卖婚姻、童养媳、表亲婚，以及裹脚等伤害女性的陋习，《十里红妆》作了审慎的思考与选择，形成新的结构，并以极致尚美的艺术加以展现。其获得的成功，让人认识到读懂民族文化的内涵，并以更新的意识赋予传统文化元素新的活力，对于保护与发展传统文化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