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祖国里执着地生根
时间：2021-02-25 08:02: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弃理从文，开启“迷人”的文学之路
江少川：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是国内知名的高校，更是为许多男生所向往，计算机在当时是新锐又热门的专业，为什么你本科毕业之后没有在所学的理工方向深造，而是转向文学创作，并且攻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和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促使你弃理从文，最终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触动了你年轻的心灵，驱使你下决心转向文学的呢？
薛忆沩：促使我走向文学之路的契机应该是中国大陆始于1978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大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它的“主旋律”是以存在主义为旗帜的西方哲学思潮。我的基础教育横跨整个70年代。70年代无疑是我“成长期”中最关键的阶段。在关于70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里，我展示了“死亡”和“语言”对我的“成长期”造成的深刻影响。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到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早熟、敏感和好学的少年。我已经在博览群书和放眼世界。我已经完成了我最初的“准备”。1980年5月，我从12吋的黑白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在巴黎街头为萨特送葬的壮观场面，“精神”的魅力强烈地触动了我年轻的心灵。从此，我将文学与“不朽”联系在了一起，对写作充满了崇高的敬意。
江少川：当时在高中阶段要进行文理分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要学习文科？
薛忆沩：我一直是文理兼优的学生，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有重理轻文的强烈偏向。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个理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仅仅是因为喜爱而去选择学习文科。我也没有能够“脱俗”。现在想来，这种选择对我其实就是宿命：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个体生命的困惑；另一方面，它延长和深化了我的数学训练。要知道，个体生命的困惑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的心理基础，也是我全部作品的主题；而数学训练培养了我对语言和叙述逻辑特殊的敏感和美感。物理和化学同样对我有很深的帮助。物理将我引向事物的复杂性：光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原理等都深刻地影响了我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而奇妙的化学反应和精致的化学结构式也为我将来的叙述设置了很高的标准。
江少川：大学二年级，你在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读完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感动得“第一次”为文学作品流下眼泪。而32年以后，在这位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非凡影响的文学大师离开人世的时刻，你对他孤独的人生和作品作出了精到而动情的解读。你的《献给孤独的挽歌》一文在2014年4月25日传遍了中国，感动了无数热爱文学的读者。发表这篇长文的媒体在编者按语中说：“中国作家总算对马尔克斯有了一个交代。”现在回看自己的文学道路，你怎样评价18岁的那次阅读对你的影响？是否可以说，是马尔克斯开启了你的文学之门？
薛忆沩：阅读对写作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说福克纳当年从欧洲旅行回来的路上一直在读被美国严禁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的“意识流”让这位长年扎根于美国南部的天才顿开茅塞。而马尔克斯本人是在读到福克纳和卡夫卡之后才顿悟了小说的奥秘，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影响”是关于写作者的一个重大问题。我的情况有点奇怪。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尤其是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哲学。在以前的访谈中，我多次提到过1976年（也就是12岁那年）的夏天，我无意中在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读到了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那是我一生中与真理最宿命和最震撼的相遇。我后来多次强调：“我的写作是我12岁那一次阅读留下的伤痕。”忧郁的情绪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六年之后，那忧郁的情绪又被《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推向了更深的程度。那是我与真理的另一次宿命又震撼的相遇。就像《等待戈多》一样，那也是一部等待得令人窒息的作品。它将读者带向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什么都不可能发生）的结局，带向绝对的虚无。时间因此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孤独之根。我的写作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我的人物都在遭受着孤独的煎熬，这一切与这一次阅读当然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江少川：你的处女作是中篇小说《睡星》吗？是什么时候发表的？这篇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坚定了你走上文学之路的信心？现在回头看，你如何评价这篇处女作？
薛忆沩：“处女作”这个概念已经越来越不为人重视了，就像“处女”这种生命状态一样。《睡星》发表于1987年第8期的《作家》杂志，而且是头条。在那之前，我只在不起眼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小的作品。《睡星》是1986年初写成的。在随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它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被一家一家的杂志拒绝，有两次甚至是在最后一刻。这种令人气馁的经历成了我随后文学道路上的“常态”。它也是我现在还经常要面对的“新常态”。是述平的信传来了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份捷报。与《作家》杂志关系密切的述平是我在大学阶段就已经结识的朋友。他也是“弃理从文”的典型。他大学阶段学的也是计算机，后来写诗，写小说，最后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编剧，是张艺谋电影《有话好好说》和多部姜文电影作品的编剧。而《睡星》的责任编辑是当时在国内非常活跃的作家洪峰。我记得述平在信中还转来洪峰的断言，说“忆沩将来是要写大作品的”。这种来自名家又放眼未来的断言对一个刚刚有机会发表作品的写作者当然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睡星》的发表奠定了我与《作家》杂志迄今已近30年的美满“姻缘”。最近这些年里，《作家》杂志对我的写作尤其是我的“重写”给予了极富胆识的支持。它发表了所有我希望它能发表的“重写”作品。而通过《作家》的发表，所有这些作品也都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关注，创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喜。
现在我很少谈论《睡星》了，也没有将它收在任何一本小说集中，也肯定不会对它进行“重写”。它是我试图“遗弃”和“遗忘”的幼稚的作品。不过现在细想起来，这幼稚的作品与我后来那些成熟的作品也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相似：它表现的是个人的抗争和挣扎，同时它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诗意。
江少川：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对你今后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