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眼光
时间：2021-02-27 07:51: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说周作人是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家，应该不算过分。在《苦口甘口·我的杂学》里，周作人分20节，系统总结了自己一生学术所钟：(一)反“科举”；(二)反八股；(三)中国旧小说；(四)古典文学，《诗经》、陶诗、《洛阳伽蓝记》等；(五)外国小说；(六)希腊神话；(七)神话学、民俗学；(八)文化人类学；(九)生物学；(十)儿童文学；(十一)性心理学；(十二)妇女学；(十三)医学、宗教学；(十四)日本乡土研究与民艺；(十五)日本江户风俗与浮土绘；(十六)日本川柳落语与滑稽本；(十七)日本俗曲与玩具；(十八)外国语，通日文、希腊文、世界语、英语；(十九)佛经；(二十)儒家精神。在这二十方面，周氏贡献的作品，几乎都堪称二十世纪的学术杰作，如果没有抗战期间的落水之举，周作人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堪与鲁迅、胡适同辉。
周作人博学强识，具有超凡的语言天赋，借以后天努力，精通英、日、德、拉丁、希腊、梵六种语言，再加上高超的文学造诣，与六十年辛勤的编译工作，周氏为后世贡献了二百余万字的译作，体裁涉及小说神话、诗歌徘句、散文随笔、狂言间剧等各类文题，实在蔚为大观。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译作的“档次”，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周氏翻译的作品大多在经典文学史关注的视野之外，其日本文学的译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狂言选》，希腊文学的译作《黄蔷薇》、《希腊拟曲》、《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乃至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这些翻译对象在权威文学史的评价都不甚高。而周作人在翻译对象前，往往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他不是轻易选译这些作品的，周作人有自己的文学趣味与评判标准。本文试结合周作人所处的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时代特征，简要分析周氏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为什么会有游离于主流外的标准与趣味。
周作人和鲁迅的文学创作，都开始于译介外国文学，翻译便成了寄托他们文学观点的载体，周氏翻译的作品自然也与新文化运动鼓吹的西方文化思潮有极大关系。在西方反封建思想洪流中，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利器，这两股思潮从文艺复兴奋起，经过几百年发展，成为西方列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潮当然引起了五四作家们的注意，成为现代文学先驱反对封建旧文化，建构新文学理论体系的依据之一。周作人据此写成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哀弦简》就是高扬“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的理论作品。周氏兄弟引介的《域外小说集》，就是这一理论在翻译实践上的成果。平心而论，《域外小说集》所选文章，大多不是当代世界文学视野里一流水平线上的的作品，也非英法德美之类“主流文学”，这固然与新文学起步初期对西方文学经典定位尚不明晰有关，但更多是与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如何挽救民族危亡，避免亡国灭种有关。《域外小说集》收小说16篇，其中3篇(安德烈夫的《谩》和《默》、迦尔询的《四日》)是鲁迅所译，其余13篇均出自周作人之手，像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这显然是受了人道主义与为人生的文学的影响。与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相似，周作人在《论文章》一文中说道：“盖世运衰弱之际，所有藉于文人者，在能暴露时世精神，谴责群众以谋改造，无取乎漠然坐视或务一世之民遂以自足也。”在《哀弦简》一文中，他热情颂扬了波兰等国诗人在国土沦丧后，坚持反抗，以诗歌激励民心的行为，“(诗人)其所以为诗，即所以达民情，振民气，用尽其先觉之任已”。显然，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会员，周作人肯定文学干预现实生活，极力提倡作家的社会责任。在再版《小说集》序里，周作人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因而《小说集》中收录的多为俄国及东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作品，这些小说，均有一种苦难的意识，作品深处是底层的痛感，以及由此带来的悲悯精神与强烈的反抗意识。在北欧被压迫诸国诗人的反抗中，周氏看到了国人取法的榜样。稍后两人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仍以介绍“弱小民族文学”为宗旨，序言很能说明问题：“而且我们生活的传奇时代——青年期——很受了本国的革命思想的冲激；……但那种同情于‘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与民族的心情，却已经沁进精神里去：我们当时希望波兰及东欧诸小国的复兴，……直到现在，这种影响大约还很深，终于使我们有了一国传奇的异域趣味；因此历来所译的便大半是偏僻的国度的作品。”由于小说既异于传统文学的价值观，又超越了林纾才子佳人式的译著眼光，正是这种紧随西方思潮影响，立足民族现实的翻译态度，才使得“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人华土。”
周作人关注的另一类作品是希腊文学，除了《欧里庇德斯悲剧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希腊神话故事》外，其它如《黄蔷薇》、《希腊拟曲》、《萨福传》、《伊索寓言》、《财神》等多数体裁比较边缘化，不是希腊文学史上的史诗、神话、悲剧为主流的重要作品。但这些非主流作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译者眼光、用心，尤其是翻译蕴含的思想文化意图，大有可玩味之处。周氏在《希腊之余光·苦口甘口》中追述他为何钟情希腊文学时说到：“……对于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古希腊非详细考察不可，况且它的文学哲学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据愚见说来其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在《希腊闲话》一文中，周作人总结了自己翻译希腊文学的几点原因：
希腊文明是西洋文明的源流，欲了解现代的西洋文明不可不先了解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接近，在二者之间求其异同，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于人生最适用，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以希腊文训练文法较繁的构思。(转引杨英颖《周作人的民俗教化译介观》)。
周作人翻译研究希腊文学的目的大致可分两类：从本质和源头上把握西方文明为一，从神话戏剧人手研究民俗、人类学为二。周氏翻译的那一部分边缘化的作品，就主要体现了后者。
“拟曲者，亦诗之一种，仿传奇之体，而甚简短，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周作人《希腊拟曲二首》)，是一种活泼的街头剧，抒写世俗人生，描述市井生活，表现风俗习惯与民族心理，对人情人性保持旷达而乐观的态度，而周氏自幼受故乡目连戏的熏染，在《谈“目连戏”》里，他就有意无意地把目连戏与日本狂言希腊间剧相比，对这类体现民间风俗，表现健康民心的戏剧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周说拟曲具有一种“中庸普遍的性质”，指的是拟曲有民间文学特有的健壮平和，立足现实，自然而无矫饰，对人生采取了一种类似《论语》中曾点言志的狷介旷达的态度。而这一点，又可以与上面所说的“平民的
文学”相照应。也可以说，是周作人自身对民间文化的喜爱与欣赏，以及希腊拟曲显现的健康乐观的人生观，促使周氏翻译了大量非主流的希腊文学作品。
说周作人自然离不开日本，日本文学是周氏染指最多的外文作品，除了《平家物语》、《枕草子》、《古事记》及部分徘句外，周氏翻译的大多数作品仍游离于主流文学史视野之外。周译《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狂言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在人大版《外国文学史。亚非卷》中，都是一笔带过。然而周氏在考虑译介这些作品时，是有着自己的立场的。
《石川啄木诗歌集》，以及谢野晶子等人的短歌徘句，泽于新文化运动前后，周氏的引译显然与时代有关，周的日译小诗，将诗作为触媒，有效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对于徘句，他引介的曰的是“现在我们没有做绝句的兴致，这样徘句式的小诗恰好补这个缺”，周并不满足仅仅译介一种日本的新文学样式，而“更希望把自己的翻译汇人中国刚刚兴起的新诗运动，为中国新诗引进类乎徘句的新的一型”(王中忱《定型诗式与自由句法之间》)。如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道：“周启明氏翻译日本的短歌和徘句，说这种体裁适于写一地景色，一时情调，是真实简练的诗，到处作者甚众。”周氏自己的诗歌《小河》、散文《鸟声》，废名的短诗，都带有明显的徘句特色。周抱着“补这个缺的”主观期望的译作确实带动了五四小诗的创作与兴盛。
《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狂言选》译于1949年之后，此时离五四去日多矣，中文的体例已经发展成熟，文类的引进早已不必了。周氏的趣味又转到了对民风民俗上面。《浮世系列》是日入式亭三马所著的滑稽小说，反映的是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平民的沐浴、理发等日常生活，其中以对话为主，语言幽默隽永，其悠游旷达之处与希腊拟曲极为相似。狂言是日本中古时期的民间喜剧，形式上非常简短，而且结尾一般也都是演员们互相追逐打闹顺势退场；在内容上，狂言通常以讽刺挖苦神灵、侯爷、武士之类的上层阶级为题材，或者是揭示侯爷的管家之流的奸诈，还有就是平头小百姓的愚蠢无能。周氏自述翻译这些作品的动机：“不过我有一种偏好，喜欢搞不是正统的关于滑稽讽刺的东西，有些正经的大作反而没有兴趣，所以日本的《古事记》虽有名，我觉得《狂言选》和那《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更有精彩。”由于周作人一以贯之的闲适人生观，以及对民风民俗的执著喜爱，于是他翻译了这三部富有趣味的作品。
周作人的一生文学活动长达六十余年，翻译几乎与创作并驾齐驱。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到《狂言选》，再到《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无不体现了他独具匠心的眼光与标准，大致说来，由于五四的时代环境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周译介了东北欧小国的文学作品，由于对西方文化源头的探寻和对民间文化的喜好，周译介了希腊非主流文学作品；由于对文体的需要和对日本民间文化的喜爱，周氏译介了日本幽默文学。当然，这些思潮并不各自独立，而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用单纯的思潮——译作对应的方式处理理解，显然是简单化了。今人在评论这些文学作品本身价值含量的高低时，有必要考虑到周氏翻译这些作品的初衷，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到这些作品的价值，不至有失于偏颇。
余文云，王月琴，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浙江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