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小说中的台北
时间：2021-02-27 07:52: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台北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台北、认识台湾人的窗口，而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1]时代的风云变幻，人生的生老病死，爱情的悲欢离合，成为白先勇书写台北的主题。白先勇小说中的台北，主要是通过塑造随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上的崩溃从大陆沦落到台湾的“台北人”形象展现出来，突显了社会的世事变迁，人生的悲欢离合。特别是《台北人》这部小说集，写的是台北，但其中的人物多是大陆移居到台北的，从他们身上能看到台北的社会风貌和变迁，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他们对大陆生活的怀念，对蛰居台北的忧伤。
关键词：台北；“台北人”；蛰居；小人物；悲剧；乡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80-03
台北在我们当今人的眼中是一个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它又被赋予了新的特征，展现了白先勇那个时代的台北，展现了白先勇心中的台北。
一、今不胜昔的蛰居之城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主要书写台北的就是他的小说集《台北人》。在《台北人》中，白先勇主要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把台北和大陆进行强烈的对比，从而表达出作者心中的大陆和台北，而更多的是表达对大陆的喜爱与怀念，对台北的无奈与感伤。在《台北人》这部小说集的扉页上，白先勇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歌《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2]这首诗歌就揭示出了《台北人》这部小说的主题：对今不胜昔的无限沧桑的感慨以及蛰居台北的大陆人无限的乡愁。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三百余万大陆军民随之迁居台湾，白先勇小说中的台北人大多是随国民党政府的迁台而来到台湾的，并非台湾的土著居民。刘叔慧说：“白先勇的台北显然是一个‘旅店’，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居留所，这和政府迁台之后的意识形态教育是有关的，第一代外省人随时做着回家的准备，他们的家不在台北他们渴望回归的家乡不是地理上的一个地名，还代表了青春、繁华和永恒的梦想。这便成为白先勇小说中的基调，即便是生活台湾多年（求学阶段亦多在台湾）的他，也并不以为台湾是他的家。”[3]台北在白先勇的笔下就是这样，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从大陆移居到台北的，曾经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现在的生活，曾经的回忆给他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的家乡，想着自己曾经的美好与辉煌，他们只把台北当作暂时的蛰居之所。
《花桥荣记》这一短篇小说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4]主人公感叹自己蛰居台北后开的米粉店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这在无意的对比中已经体现出了他对曾经生活的怀念，对现在的生活的不满。小说中主人中说道：“不是我护卫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容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着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拿台北人和自己家乡的桂林人作比较，更加凸显出了主人公对家乡的怀恋，对台北这个蛰居之城的冷淡。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大班是一个低俗的舞女形象，在风月场上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使她变得世俗、现实。小说中有段描写金大班在和夜巴黎的童经理争吵时，说道：“我金兆丽在上海百乐门下海的时候，只怕你童某人连舞厅门槛还没跨过呢。舞厅里的规矩，哪里就用得着你这位夜巴黎的大经理来教导？”小说中还描写道，“好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赤佬！左一个夜巴黎，右一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5]其实从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就能看出，在台北的夜巴黎，金大班已经没有了当年在上海百乐门的风光岁月。曾经在百乐门的时候，她迷倒众生，结实富商大贾无数，而现在已经人老珠黄，没有了任何光鲜。她最后选择的归宿是依靠男人，上海的风光岁月让她生活得光鲜亮丽，而来到台北的她最后只能选择了嫁给南洋财主陈发荣，这也是蛰居台北后的无奈行为。落魄的金大班心中对曾经在上海的生活充满眷恋，对现在台北这个蛰居之所充满了伤感和无奈。今昔的对比变化让她除了伤感无奈地面对现实已经别无选择了。
或许现实中的台北没有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么不堪回首，白先勇笔下的台北更多的是蛰居台北的大陆人眼中的台北，其中夹杂了很多的主观性，但是从中我们了解到了那个时代的台北，了解到了白先勇心中的台北。对于这些生活在台北的人们来说，无论从基本生活的衣食住行，还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都在遭受着这个蛰居之城的委屈。他们好比是古代遭遇贬谪的官员，曾经有过美好的过去，而现在只能面对落魄的生活。曾经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是美好的，而现在的生活有太多无奈和不如意，他们不能改变就只能面对，只能生活在这个蛰居之城。
二、台北的“小人物”形象
整个世界是由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在这个现代社会里，人物是分等级的，有社会名流，自然就有平民百姓，而我们都清楚的明白，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是小人物，我们是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小人物”形象是文学史经典形象，也是作家借以抒发显示不平之音的很好的出口。很多西方作家、中国作家都力图刻画一些受压抑的小人物的灵魂，表达出揭露现实、悲悯普通人的价值关怀。
《台北人》这部小说集中的人物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而其中的小人物书写，让人读后不免心中一震。白先勇描写台北不是直接大篇幅去书写台北这个繁华而又经历动荡的场景描写，他选取了很多普通的小人物，运用日常生活中平凡琐碎的故事展现台北。有学者曾言：“与所谓大历史相伴的一直有一条民间的历史，也许只有这条个人体验的历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6]小人物的命运更能激发我们内心的悲悯之情，在感叹小人物命运的同时，我们也在感叹自己。白先勇在书写台北时选取了很多小人物来突出表现台北，抒发作者对台北的不同情感。
《孤恋花》中的歌女娟娟是一个沦落风尘的苦命女子，她的母亲精神错乱，她被继父强暴，而沦落为妓女的她又碰上一个有性虐倾向的老板柯老雄，所有的不幸全都降临在她的身上。而在身体和精神都遭到极度摧残之后，她最后杀死了虐待她的柯老雄，而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精神错乱的疯子。整篇文章都弥漫着一种无言的悲凉，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这个小人物的怜悯与同情。
《那片血一样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是一个出身大陆、葬身台北的小人物。他是主人雇来的男工，老实忠厚，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着头做事。而他的心里一直装着的事就是还乡。王雄把一腔热情都倾注在了主人家的女儿丽儿身上，丽儿长大后却越来越疏远王雄，寡言少语的他便每天为丽儿喜欢的杜鹃花浇上好几遍水，最后还是遭到了丽儿的拒绝，这使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最后他为了发泄内心的压抑强暴了喜妹，自己也选择了死亡。在王雄的意识里，回家可以通过死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现实与理想遭遇毁灭的王雄来说，死是完成他回家心愿的唯一可行的方式。于是，他选择用死来实现活着不能实现的愿望。
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是万千男人渴望得到的对象，但归根结底她也是上海万千舞女中的一个小人物形象，她的形象与悲剧命运也引发了我们的万千感想。小说中描写道，“尹雪艳像一株晚开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场合中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发开来。”但是“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7]紧追她的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犯了官商勾结的重罪被下狱枪毙。最后赢得尹雪艳的上海金融界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到了台北来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徐壮图，最后也是意外惨死。白先勇以这样的方式描写这篇小说并不是为了说尹雪艳真的有害于这些男人，是为了讲述他们共同的悲惨命运。他们的命运是死亡，而他们的死也昭示着尹雪艳的悲剧命运，没有真正能陪她到老的人，她只能孤单地度过一生。
《一把青》中，朱青本是一个青春腼腆规规矩矩的好女孩，她和丈夫郭轸的结合更体现了他们之间真挚幸福的爱情，而由于残酷的战争，郭轸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得知消息的朱清伤心欲绝，而正是郭轸的死，使一切都变了，朱青也彻底变了，正如小说中他自己冷笑着说的那样，“他倒好，轰得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8]。郭轸是他生命的全部，郭轸的死让她也变成了一个活着的躯壳。在台北，她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军中歌女—一把青，她变得风骚淫荡、麻木不仁，没有了对爱情的忠贞，也没有了人情味，变成了一具活着的行尸走肉。朱青在南京时和郭轸的幸福生活是她美好生活的全部，而今在台北沦落为现在的境况也是无可奈何，这些小人物的人生悲剧都让人感到心寒。
白先勇小说中的小人物形象所体现的特质让我们有所感慨，在台北这座城市里，他们的悲剧命运令我们惋惜、感伤，诸如此类的故事情节，在白先勇的笔下屡见不鲜，白先勇笔下台北的描写大多都是这样，最后的主人公要么是孤独地度过余生，要么悲剧地走向死亡。这些生活在台北的小人物，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摧残，白先勇通过塑造这些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展现了当时政治分裂的现状下，人们在台北的生存现状，展现了当时的时代悲剧与民族悲剧，展现了他心中的台北。
三、弥漫浓厚乡愁的台北
正像《乌衣巷》所表达的思想一样，身居台北的大陆人也表达了这种无限的乡愁。他们现在虽然落魄潦倒，但都曾有过显赫一时的过去，他们怀念在自己家乡时的美好岁月。
《永远的尹雪艳》，以尹雪艳为中心，描绘了动荡变迁时代下的众生相。小说中的尹雪艳从上海迁到台北之后念念不忘曾经的辉煌，她把自己的新公馆布置得绝不低于在上海霞飞路时的排场。在尹公馆里，午点是宁波年糕或者湖州粽子。晚饭是尹公馆上海名厨的京沪小菜：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这些都体现了她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小说中，尹雪艳自己对曾经在上海的回忆，遭遇社会突变的吴经理哀怨自己无用，感叹曾经的风光岁月。体形变得肥胖了的宋太太，对曾经在上海的美好年华的恋恋不舍、无限追忆，这些描写使得小说弥漫着这些人物虽身在台北却心里对上海的深深眷念之情。
《梁父吟》中写一个总司令王孟养才智过人、有过功勋，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叱咤风云，但最终也流落到台北，卧病两年而亡。临终时他留下话来：“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9]短短两句话似乎让我们看到他戍马一生、不忘家乡的那颗“血红”的心，即使是走向了生命的尽头也不忘自己的家乡。这种怀土恋乡之情让我们感到整个台北都笼罩在浓浓的乡愁之中。
《花桥荣记》里，“我”始终惦记着在故乡桂林爷爷开的米粉店，《秋思》中久久萦绕在华夫人心头的仍是南京城里的“一捧雪”名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一直怀念的上海百乐门。白先勇笔下这些书写台北的小说，大都体现出了这些生活在台北的“台北人”对家乡的深深思念之情。
参考文献：
〔1〕陈祥泰.“大陆情结”的艺术审美与展现—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赏析[J].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0，13（3）.
〔2〕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荒凉美感的重视[J].台湾文学观察杂志，1993（7）：112-115.
〔4〕白先勇.花桥荣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7，190.
〔5〕白先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5-86.
〔6〕汪方华.鬼子来了——黑白滤色镜中的草根情节[J].2003，12（8）：37.
〔7〕白先勇.永远的尹雪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6.
〔8〕白先勇.一把青[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4.
〔9〕白先勇.梁父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59.
（责任编辑 徐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