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女作家韩银梅\平原小说创作
时间：2021-02-27 07:56: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评论家洪治纲在《新时期最佳的代际差别与审美选择》中说,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不断进入文坛,在新时期所涌现出的作家队伍中,“代际差别越来越引人注目:五十年代出生作家常强调正面书写重大的社会现实或历史问题,自觉追踪宏大叙事;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则置身于个人化的语境之中,热衷于表达个人的成长记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以及各种极端化的人性变异,试图通过人性的内部纠葛来展示个体生存与历史的种种可能性状;而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虽然也强调个人化特色,但更迷恋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审美传达,习惯于对都市缝隙中个人生存感受的精细临摹。”出生于六十年代的韩银梅和出生于七十年代的平原,是宁夏作家群中成就较高的青年女作家,她们的小说书写着现代都市人的真实感受和审美体验,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镜子里面的舞蹈》(平原著)和中短篇小说集《我厮守的终结》(韩银梅著),系“文学银军”丛书(第一辑),作品集第一次集中为读者展示了两位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韩银梅:厮守到终结的秘密
宁夏文学创作中,以写“苦难”著称的“西海固乡土文学”令人瞩目。同时,如陈继明的《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马宇桢的《伤心》、张九鹏的《活着》、平原的《爱人同志》,以及韩银梅的小说《我厮守的终结》所代表的“都市小说”同样成绩斐然。“都市小说”这一支一直在创作,在努力将复杂异常的社会人世看得清清楚楚,在关注着商品时代城市人精神生活的现状。
同全国其他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如迟子建、陈染、海男、皮皮、林那北(北北)等一样,在面对市场需求和文学本身创作规律的双重压力下,韩银梅最终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对普通都市人生的关注,叙述的是普通的人间生老病死的故事,呈现的却是生命的强悍与委顿枯败,尤其是对都市女性内心深处的探索,更能体现韩银梅思想的细腻和深刻。在韩银梅创作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女性世界的孤独和离异、忧伤和沉重。在她的许多小说中,都表达着人生的忧伤、缺憾和无奈。同样,同其他六十年代出生女作家相似,韩银梅的创作回避了宏大叙事,常常从日常的生老病死、儿女情、家务事切入社会,从半实写半虚写的自传角度,由个人到社会,以小见大,笔法细腻,手法多吸收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最终达到抒发个人的思考和对整个社会的思考。这样的创作在其早期代表作《我如营盘钱如水》中已现端倪。
韩银梅的小说表达的是女性生命中深邃的生存之痛。因而,短篇小说《洗澡》中老妇人对玻璃渣的恐惧,以及“巨大的肚子”的反复出现,韩银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实质揭示的是老妇人对年老的恐惧和对面前年轻的女性的害怕,这种题材的小说还有《晚秋》《长命百岁》等。短篇小说《妻子的夏天》揭示了女性人到中年后,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和青春逝去的烦恼,以及缺少男性性爱的呵护后的现实生活,“一地鸡毛”般的琐碎生活,摧残着商品时代的每一个人;同时还有女性对青春逝去的无奈。生活的压力最终使她们变得神经质起来,这也是卡夫卡所展示的人性变异的一种体现。这种物质文明的发达对人的挤压,商品和信息时代的快节奏对人性中美好的摧残,正是现代作家关注的。韩银梅的小说以“个人化”的体验和叙述方式,以特有的女性意识,试图写下人生中的每一个脚印。这些精神脚印大多带着心理的伤痛、矛盾和无奈,甚至青春的损失和名誉的付出。曾被《小说选刊》2004年第4期选载的短篇小说《舞伴》艺术手法就相当纯熟,还有短篇小说《爱情故事》等,因而,米红、乔红这样的女性形象是那么的亲切和感人,她们都是现代都市人生的生活再现,体现着都市女性的心理矛盾和忧伤。而中篇小说《我厮守的终结》则使韩银梅小说思考的深度大大延伸,小说触及到了生命中的生存之痛。主人公“我”五年来厮守一个不相干的老太太(后两年老太太瘫痪了),完全是“我”因工作中一次意外事故,不仅使“我”有沉重的负罪感,而且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到终结所厮守的,其实是女性生命中母性的自然流露和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对一个生命的愧疚感。在“我”的心中,薛奶奶已经不再是一个不相干的老太婆,而成了“我”保护和照顾的对象,这样的付出既是对先前意外致死人命的赎罪,更是一个女人潜意识中伟大母性的体现。这样,薛奶奶更像是一个需要我照顾的淘气的孩子。
韩银梅的这种思想,恰恰体现了六十年代出生女性作家的一个特征,即她们既不像七十年代出生女性作家那样过分张扬和强烈追求个性,寻求差别;也不像五十年代女性作家那样背着沉重的社会包袱,常常在社会和时代中去寻找自我。因而,评论家郎伟说:“韩银梅的作品已经流露出些许沧桑感。”而“沧桑感”又是六十年代出生女性作家的一个特点,因为她们的创作关注的是女性的自我、女性的精神,最终所要解释的还是文学的精神,所以,她们又被称为“处在夹缝中的一代”。韩银梅说:“我经常在迎面走来的人们中间看见我小说里的人物:形形色色的男人,神情凄楚的女人,步履蹒跚的老人,顽皮倔强的孩子……写作于我只是一种习惯,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道程序。”
韩银梅的都市女性形象不独特、不夸张,“她们”只是作家在现代都市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到的一个“她”和“她”,这些“她”的生活,就是韩银梅在轻轻抚摸了都市女性的伤痛后,用微笑和温情一直到终结的厮守的秘密。
平原:寻找“存在的可能性”
平原的短篇小说集《镜子里面的舞蹈》系“文学银军”丛书(第一辑)之一,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小说集收录平原各个时期短篇小说十八篇,对了解和研究平原的小说创作有重要意义。
平原最早以写作“都市小说”成名,这里的“都市小说”的定位,完全是赞誉,表明她在写都市题材小说方面是有成就的。平原的小说叙述都市青年的心理和情感故事,总体上讲,因为有过都市生活的深切体验,平原小说写出了现代人所具有的现代病,即青春的荒凉和成人世界的烦恼,以及人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的渺小。早期的代表作《爱人同志》曾获得“宁夏第六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中短篇小说奖”,小说深刻地写出了现代生活里人作为一个符号和只能作为一个符号的无奈,同时也有对传统观念的思考和反抗。之后,平原写了很多表现这种主题的小说,因此,对平原小说创作的整体描述,不能简单地用“都市小说”来概括,因为她的小说创作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早期写都市的范围。小说《雨夜驶过P镇的列车》(《十月》2006年第6期)背景是乡下小镇,小说有《哦,香雪》的期待,而可期待又是蒙克绝世画作《喊叫》表现的绝望,我们从这篇小说中看到的是荒诞和无奈,因而,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篇玄幻的小说,这是一种误读。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写作还戴着社会的、道德的“镣铐”的话,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如戴来、丁天、盛可以、王棵、徐则臣、朱文颖、乔叶、周洁茹、金仁顺、卫慧、棉棉的写作,则更接近现代人的真实感受和体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都有对童年时期特殊政治、难忘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对“文革”的记忆,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出生的作家永远无法摆脱的童年记忆,所以,这些作家的写作总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手脚被套着“镣铐”——社会思考、社会意义和社会道德,因此,这些作家会更多思考文学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文学对社会有何意义,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有哪些作用,当然,这些思考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这样的写作,会或多或少带着大多数人的意愿,写的是多数人的思考,表现更多的是一种集体意识。而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写作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体验,或认同,或无所谓,或干脆是一种拒绝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大多关心的是个人的生活、个人的情感。
作家石舒清为平原小说集作序,石舒清在序言里称平原是一种“单纯和自由”的写作,他说:“和我们写作的过于正式化不同,木妮(按:平原)的写作会给人某种非正式感,就像她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写信或者日记,甚至连这个也不是,只是一些随感随笔,虫臂鼠肝,雪泥鸿爪,隐隐显显,若有还无,被一种慢慢絮絮的情绪激活并统摄了起来,就形成了她的小说。”现代小说技巧和思考的大量引入,是平原小说的特点。
平原专注于当下生活的书写,对现实,作家从不作理性的思考,只是把人物置于都市的空间,展开的是纯粹个人化的叙述,故事的断裂式,情节的碎片化,人物的拼盘化,体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审美体验。所以,在平原的小说中,我们会看到易殊等待的那双幻想中的手(《镜子里面的舞蹈》),罗景林的“电脑—酒吧”式的生活方式(《天亮说晚安》),表现的是作为职业奴隶的现代人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而《校庆》则是对虚伪男性的讽刺。
《镜子里面的舞蹈》《编者花絮》这样评价平原的小说:“平原的小说写作娴熟地运用了现代派小说的技巧,情节与场景的快速切入与转换,叙述角度的不断迁移,人物情绪的渲染,环境氛围的营造,语言表述的纯净……而由此建构的小说世界及其所折射出的对现实生活的透析则是深刻、积极、底蕴深厚的。”平原的小说不恣肆,她在孤独、迷惘、无奈、绝望中寻找小说表达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对社会的拒绝。《镜子里面的舞蹈》封底收了平原一首诗,表达的是新生代作家的反抗:
把我变成一截木头/弯曲的木头 短小的木头/被剥去外皮的木头/发霉的木头 生虫的木头/被砍得满身白茬的木头/深褐色的木头 湿漉漉的木头/被工匠弃用的木头/脱离泥土 剥去树叶/或者有用 或者没用∥我努力 由一棵理想主义的大树/变成实用主义的木头
平原同其他七十年代作家一样,他们没有在五十年代出生作家创造并一直耕耘的写实主义阵营里寻求一席之地,他们的写作回避宏大的故事叙述,在细节处寻找张力,用感受和体验建构叙事世界,体现现代人的真实感受和体验,用小说寻找“存在的可能性”。
(柳楫,在校大学生,现居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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