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都市中恣意烂漫的印象画者

上海是个传奇的诞生地，更是可以肆意放飞青春的处所。在这个现代都市里，如过江之鲫的文学膜拜者不远千里来到这陌生的异乡，蜗居在亭子间，试图一展身手。相对而言，穆时英似乎较为幸运些。上海就是他的出生地，甫登文坛便受到了缪斯女神的垂青，一切好像水到渠成，可他本人却似乎不甘如此顺遂，硬是将自己的写作人生变作了流星一样的耀眼与倏忽。他的升起与陨落恰好贯穿了上海黄金一般的梦幻1930年代，而他的小说创作则可以说是对这个东方巴黎的印象速写。既是印象速写，自然是免不了有些夸张的，这让沈从文觉得有些做作，不真实，因此而言道：“‘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限制了作者。”①不过，这个优美的乡村歌者大概还算客气的。其实，他们的美学风尚相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呢！正是在巨大的反差中，穆时英年轻的生命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了。

一

穆时英1912年出生于上海，家境相当优越。16岁这一年，家道突然中落，虽不至于困窘不堪，但从富裕之境跌至温饱状态，足以给这个少年相当的刺激。鲁迅曾经悲愤地设问：“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②作为长子，穆时英与鲁迅一样感受着这个巨变。所不同的是，鲁迅在中年以后方才开始的新文学创作中进行了淋漓的国民性解剖，多年前的家庭变故做了沉郁文字的底子。穆时英则很快开始了写作，家变的郁闷与青春期的叛逆化作了文字上的狂野之气，这个并不熟悉劳工大众的青年于是能够在《 咱们的世界 》（1930）、《 南北极 》（1931）、《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1931）等小说中生动描摹出地道的大众神气与口语，一时之间让左翼文坛大为震惊，认为出现了左翼文学的新秀。

然而，穆时英正处于信马由缰的年岁，哪里能够受一点约束呢？他的人生刚刚起步，文学事业更是如此，渴望尝试与改变的激情很快便在他的文字中显现了出来。在发表《 南北极 》《 手指 》这些具有普罗风味的小说之后几个月，穆时英就发表了一篇名为《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引起了左翼批评家的激烈反弹。正是这一篇小说，标志着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对都市青年男女关系的新认知。

无论是友人施蛰存的回忆还是穆时英的闲谈都表明了一点：他决不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他的国学之薄弱令人吃惊，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隔膜也许倒是他能够自如进入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重要因子。大学时代的穆时英虽对国学不够精心，对日本以及西方现代作品却很痴迷。这些异域的现代派文字与电影等现代娱乐一起对这个都市成长起来的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切只有在上海才能奇妙组合在一起，造就了作家穆时英的横空出世。类似的情形在其他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等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再过10年，张爱玲亦是背靠了上海这座城，遗世而独立。

1932年5月《现代》杂志的创刊为穆时英提供了绝佳的文学空间，在施蛰存主编《现代》期间，穆时英几乎每期一篇，而且都是佳作，更有《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PIERROT———寄呈望舒》这样的新感觉派名篇。

1933年在穆时英即将从大学毕业的时候，父亲病逝了。在回眸父亲与故园的时候，真挚的忧伤爬上了笔端，小说《父亲》与《旧宅》便是这种心情的纪念。父亲的死一方面让他失去了人生的庇护，另一方面又给了他始料未及的自由：这位大少爷成了一家之主，他可以如愿以偿地娶心上人了。1934年穆时英在花费了大笔钱财后终于娶舞女仇佩佩为妻。此时的穆时英似乎到达了幸福的人生顶峰，可惜幸福又是那样容易失去！夜夜笙歌、纵情娱乐的穆时英不仅将家业败光，与妻子的感情又出了问题。1935年8月夫妻分居，仇佩佩甚至远走香港。1936年4月穆时英追至香港，以剃发自毁形象的方式获得了妻子的宽容。

1935年2月穆时英开始担任《晨报》副刊《晨曦》主编。这在穆时英的创作生涯中应当被视作一个重要事件。自此以后，他的小说创作越来越少，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散文创作，尤其是电影批评方面。他还介入了“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站在了左翼影坛的对立面，为此花费了相当的笔墨。作为新感觉小说家的穆时英似乎正在逐渐远去，散文家、影评人的穆时英的面目越来越清晰。

穆时英在港期间的生活是清苦的，战争又阻碍着归途。这个自称度过了“二十二年少爷，两年浪荡子，一年贫士，两年异乡客”③生涯的青年人患上了思乡病。1939年10月底穆时英带着家人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上海，但其政治身份却变得暧昧起来：11月他随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到日本访问，用行动表明了他的“附逆”。1940年3月，穆时英担任《国民新闻》社社长，这是一份典型的汉奸报刊，专为汪伪政府服务。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生前的绚烂似乎随着死亡一并逝去了。然而，1972年，一位名为康裔的先生在香港《掌故》月刊发表文章对穆时英的“汉奸”身份进行辩白，说明穆时英原是打进汪伪内部的“中统”情报人员，死于“军统”的误杀。果真如此，对于爱护穆时英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了。毕竟，中国是个重视民族气节的国度，无论是谁，没几个愿意戴上“汉奸”帽子的。即使是汪精卫等人，也一直为自己寻找合法的理由与借口。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这个孤证真能确证吗？也许，穆时英在做出了这一选择的同时也选择了沉默。

二

由于《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与《 咱们的世界 》《 南北极 》等普罗风味小说的反差过于显著，穆时英遭到左翼批评家瞿秋白等人的猛烈批判④，虽然杜衡等人为之辩护，年轻的穆时英仍有解释之必要。在事隔半年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一、二月份，他借助短篇小说集《 南北极 》修订本以及《公墓》的出版，分别写下了一个简短的《 题记 》与《 自序 》。这两篇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就成为解读穆时英小说的最佳入口。

这集子里的几篇不成文章的文章，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试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发表了以后，蒙诸位批评家不弃，把我的意识加以探讨，劝我充实生活，劝我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那是我非常地感谢的，可是使我衷心地感激的却是那些指导我技巧上的缺点的人们。⑤

可是，事实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却是同时写的——同时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写完全不同的文章，是被别人视为不可解的事，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许多人非难我的原因。这矛盾的来源，正如杜衡所说，是由于我的二重人格。⑥

《〈南北极〉改订本题记》的文字看似低调却很坚定，其实是在回击左翼批评家的“多情”：他原本就不是服膺左翼思想而追随左翼文学，只是一时兴之所至，染上了普罗风味罢了。这一段文字其实也在说明新文学的成熟：正是由于文学革命这十多年来的开花结果，聪明的穆时英可以放任地徜徉在艺术的寻求中，而不必去重复五四文学从事者的沉重脚步。在这个文坛新人的眼里，他看重的是“怎么写”的技术话题而不是“写什么”的宏大命题。如与左翼文学相似，那是纯属巧合，不必当真的。因此他把衷心的谢意献给同样有志于叙述试验的施蛰存、高明、叶灵凤等人。

《〈公墓〉自序》则进一步澄清了《 公墓 》与《 南北极 》之间的矛盾张力：两部小说集中的短篇是同时写的，只是发表时间稍有差错而已。在此，穆时英借用了杜衡的说法，用“二重人格”解释创作上的“南北极”般的差异。这番话倒是显示出穆时英对左翼批评的慎重。毕竟，左翼文学已经成为1930年代的一股重要潮流，无论与它是否相容，总不能完全漠视它的存在。而长篇小说《 中国一九三一 》的创作则更说明了他与左翼文学之间的既抗拒又追随的关系。⑦

借着这两段文字，再回顾一下穆时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 南北极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小说集的初版本（1932年1月）收录了《 咱们的世界 》《 黑旋风 》《 南北极 》《 手指 》《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五个短篇，一年之后的修订本则增加了《 油布 》《 偷面包的面包师 》《 断了条胳膊的人 》三个短篇。这些短篇共同构建了一个底层世界，尤其是上海这个都市中的底层世界。这个由工人、人力车夫、面包师甚至黑道人物组成的底层世界不仅朝不保夕，随时都会面临意外甚至死亡（《 油布 》、《 偷面包的面包师 》《 断了条胳膊的人 》《 手指 》），而且充满了火山一样的愤怒情绪：满脑子《 水浒 》“义气”的工人黑旋风，为了老大的爱情纠葛大打出手下了牢狱（《 黑旋风 》）；海盗李二爷的生涯从街头报贩开始，终于步入黑道，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咱们的世界 》）；由于青梅竹马的恋人移情富有的表哥，小狮子远走上海，做起了车夫。因为愤怒于主人的胡作非为，干脆给了主人一顿拳脚，给了小姐两个耳光，撂挑子不干了（《 南北极 》）……

出于年轻人的叛逆与渴望突围的野心，穆时英没有用青年作者惯常爱用的婚恋与伤感打开文坛通道，而是以对底层世界躁动不安情绪的传达获得了众人的瞩目。⑧与同时期的左翼作家蒋光慈、胡也频相比，穆时英的此类小说并没有沾染上无可挽救的知识分子气息，而是显得相当地道，粗野得近乎原生态的表达有点打开底层世界另一扇窗的味道。钱杏■等人敏锐发现了他的特别：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⑨。

在这些以底层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里，穆时英放纵了原始的粗鲁、率直甚至残忍好杀的天性，而前所未有的丰富而粗俗的口语与黑道的暗语成为绝佳的语言载体。像李逵那样不问青红皂白，抡起板斧砍杀过去的作风似乎是他比较欣赏的泄愤类型。穆时英在《 咱们的世界 》里对海盗李二的“开山”经过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涂写。这篇卓尔不群的处女作似乎一泄底层的冲天怨气，李二在开山之日感觉到了人生的痛快：

啊，先生，杀人真有点儿可怜，可是杀那种人真痛快。他拼命地喊了一声，托地跳起二尺高，又跌下去，刺刀锋从肚皮那儿倒撅了出来，淌了一地的血，眼见得不活了……我听得舱里娘儿们拼命地喊，还有兄弟们的笑声，吆喝声，就想起那小狐媚子啦。我跳起来就往舱里跑……

哈，现在可是咱们的世界啦！女人，咱们也能看啦！头等舱，咱们也能来啦！从前人家欺咱们，今儿咱们可也能欺人家啦！啊；哈哈！⑩

杀人（不管他是否死有余辜），抢夺财物，强奸女子……在《 咱们的世界 》里，我们仿佛看见阿Q的土谷祠之梦实现了。随意拥有财产和女人的快感让李二矢志不移地继续黑道生活。

《 咱们的世界 》以匪盗式的快意传递出了非常强烈的破坏意识，这在其他几篇小说里得到了继续。对富人以至于对知识分子的仇视随处可见，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愤怒与反抗以至渴望破坏一切的心情在《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达到了顶点。《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虽不是以都市上海为背景，而是以海边渔民与盐民的暴动为表现对象，但其愤怒以至于失控的群体发难也可能是都市中贫民愤怒的最后发泄方式。在此意义上，穆时英的这类小说大概也可以称之为左翼小说中的“新感觉”之作。

三

就如前文所言，穆时英并不是左翼思想的追随者，他也就称不上是危险的白心“红萝卜”（瞿秋白语）。他在《 〈南北极〉改订本题记 》中所坦白的文学观念是比较切实可信的：他对写作技巧的尝试超出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就在他写出了普罗风味小说的同时，穆时英也开始了对都市另一面的探究。穆时英在并不熟悉劳工大众的状态下能够写出那样生动的文字，其天才已经可见一斑。而他一旦将文笔伸向自己熟悉的世界，他将奉献出怎样特异的篇章！

1930年的上海已是一个繁忙的、浑身上下充满了现代魅力的大都市，与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11}此时的穆时英作为一个大学生、大少爷已经开始了夜上海的游荡之旅。与其他众多来自乡村作家不一样的是，穆时英对于上海有一种天然的血缘般的亲切感。当茅盾甚至沈从文等人对上海持批判态度的时候，穆时英却是以坠入深井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的都市生活。他自然明白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罪恶，所以才会有“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12}之说，所以才会在《 南北极 》中有那样一个底层世界的猜想，但这个都市中成长的年轻人更能体会上海的迷人处。在现代声光化电的摩登都市里，夜上海的妩媚、慵懒、颓废而迷人的气息让这个浪子无力自拔，陶醉在无边的温柔夜色中，成了根深蒂固的、“堕落”的都市客。{13}如果说，《 南北极 》表现出了令人惊异的狂野与原始的激情的话，那么，《 公墓 》《 白金的女体塑像 》《 圣处女的感情 》这三个小说集则是1930年代夜上海的印象画，狂欢、孤独、颓废以及骨子里的迷恋印染了每个画面。

1931年10月，穆时英的中篇小说《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出版。这篇在左翼评论家看来是一个危险标志的小说，恰恰呈现了穆时英其他新感觉小说的主要轮廓。这篇源于自身失恋经历的小说{14}主要是在呈现一个1930年代的爱情方式：Alexy掉进了现代姑娘蓉子的爱情漩涡，明明知道这姑娘的善变，却还是被她当作了感情消遣品。对蓉子既爱又怕的心情让人看到了一个聪明而懦弱的男子。而蓉子与其说是一个女学生，不如说她是都市精灵更为恰当。这个出入舞厅，享受众多男子崇拜的女子是这个都市现代化的产物，迷人而不可捉摸：“真是在刺激和速度上生存着的姑娘哪，蓉子！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的集合体。”{15}这个“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的都市尤物逢场作戏，尽情享受着放纵的欢乐，真正成为1930年代的上海摩登女郎。常常出入舞厅赌场以至于被小报讥讽“舞厅就是丈母家”的浪子生涯让穆时英对这些都市摩登女有了一点亲切感，他对这类女子显然特别“钟情”，于是反复地描摹这些都市出产的“贵品”：蔡佩佩（《 五月 》）、墨绿衫小姐（《 墨绿衫小姐 》）、她（《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而在余慧娴身上，“我”似乎能够嗅到韶华将逝的气息，于是“为她寂寞着”（《 Craven A 》）。

这些都市摩登女郎似乎与《 海上花列传 》中的众多青楼女子形成了映照：海上群芳身处娱乐消费之所，也是当年的时髦女子，不过到底保留了一点爱情的向往与从良的愿望。而这些1930年代的摩登女郎则在酒吧、舞厅炫耀着、自由不羁地挥掷着美貌与光阴，也许会有一些疲惫的神色，却又心甘情愿地追随着时生时灭的欲望。爱情不过是欲望的借口：“友谊的了解这基础还没造成，而恋爱已经凭空建筑起来啦！”{16}摩登女郎的追逐异性与都市浪子的恋恋花丛几乎是半斤八两。不管是旧道德还是新道德无不踏在脚下的摩登女郎不仅无视男性的观察与爱恋，而且主动打量、挑选周围的男子。

“我是一瞧见了你就爱上了你的！”她把可爱的脑袋埋在我怀里，嬉嬉地笑着。“只有你才是我在寻求着的，哪！多么可爱的一副男性的脸子，直线的，近代味的……温柔的眼珠子，懂事的嘴……”{17}

摩登女郎、浪子、酒吧、舞厅、电影院、夜总会与赌场的组合构成了穆时英小说所特有的放荡颓废之气，在放荡颓废中可以瞥见作者向上的愿望与善良的心，只是它们太微弱，就像袅袅的香烟升起又湮灭。就在这短促升起的瞬间，穆时英写下了充满纯真忧伤情感的《 公墓 》与对上海都市生活片段进行组接的《 上海的狐步舞 》《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

1932年5月，《 现代 》创刊号头条发表了《 公墓 》。善变的穆时英在《 公墓 》中一改或粗野或放荡的作风，以忧伤的笔描绘了一段未能尽情绽放就凝固了的爱情。稚嫩的青年人“我”（克渊）在母亲墓地偶然邂逅玲子姑娘，彼此隐秘地怀着美好的爱情希冀而又总是不露痕迹。然而，无情的疾病打破了这个甜蜜梦想，玲子姑娘追随母亲去了，只留下懂得了姑娘心情的“我”在风中独自沉默。就文本而言，其忧伤之美就在于欲言又止的克制与胆怯。并不健康的玲子有着传统女性的美，她淡淡的哀愁与风姿也是与古老的中国风情合拍的，就像“我”所感受到的那样，玲子是不适合上海都市生活的。正因为如此，公墓成了感情的发生与归宿地，而美丽的玲子必然成为公墓的一分子。这个纯真、忧伤的女性是穆时英小说中不多见的理想女性，与普罗好汉们口中的女子以及摩登女郎形成了强烈对比。{18}而穆时英也借此舒缓了一下以前普罗风味小说中的狂躁情绪，在忧郁的气氛中写出了“带着早春的蜜味的一段罗曼史”{19}。

在《〈公墓〉自序》中，穆时英强调《上海的狐步舞》是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的一个断片，“是一种技巧上试验与锻炼”。《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则是“想表现一些从生活上跌下来的，一些没落的pierrot”{20}。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创作动机，这两篇小说都可以视作上海都市生活的断片。《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则可以视为从天堂到地狱的人们的生活写照，而上海所具有的“天堂”与“地狱”的双重性又是《上海的狐步舞》所着力传达的。

虽然与茅盾的意识形态很不相同，穆时英在《中国一九三一》的构思方面却表现出了与前者相一致的地方：用城市作为在关键岁月里的国家缩图。{21}《上海的狐步舞》因此而采用了电影镜头转换的方式，对整个上海进行全景式扫描，镜头所至之处必然有一个鲜明生动的场景：沪西林肯路的暗杀、刘小德与后母的乱伦之情、舞厅中的爱情交换、舞厅外现代化的城市剪影、华东饭店的喧哗、做着街头巡礼的作家与野鸡、颜蓉珠与珠宝客的偷欢、辛勤的车夫、苏醒的城市……更换不迭的场景之间有着秘密的链接，而其飞旋的速度让人有眩晕之感，上海多变的舞步由此立刻呈现。为了完美传达“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个命题，穆时英一方面强调上海的现代节奏，另一方面又努力增强“天堂”与“地狱”的对比。劳工大众在都市的最底层，以血肉之躯供养着这个都市。这个魔幻都市将走向何方呢？沉湎于都市的穆时英似乎也把都市的明天寄托在远处嘹亮的工人的歌声上：

东方的天上，太阳光，金色的眼珠子似地在乌云里睁开了。

在浦东，一声男子的最高音：

“嗳……呀……嗳……”

直飞上半天，和第一线的太阳光碰在一起。接着便来了雄伟的合唱……

醒回来了，上海！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22}

一个曹禺《日出》式的结局。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相银，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沈从文：《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第205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选集》、（杂文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③ 穆时英：《中年杂感》转引自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第263页。

④ 瞿秋白：《财神还是反财神》（《北斗》第2卷3、4期合刊，1932年7月）、舒月《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现代出版界》第2期1932年7月）。

⑤ 穆时英：《〈南北极〉改订本题记》，《南北极》现代书局，1933年版。

⑥{19}{20} 穆时英：《〈公墓〉自序》，《穆时英小说全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页。

⑦ 旷新年：《穆时英的佚作〈中国一九三一〉》，《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⑧ 施蛰存显然是第一个被穆时英震撼的文人。在编排其处女作《咱们的世界》时，施蛰存不曾吝惜自己笔墨，为之大事张扬。他不仅将之置于《新文艺》第1卷第6期的头篇,还在“编辑的话”中向读者进行特别推荐：“穆时英先生,一个在读者是生疏的名字,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咱们的世界》在Ideologie上固然是欠正确,但是在艺术方面是很成功的。这是一位我们可以加以最大的希望的青年作者。”

⑨ 李今：《穆时英年谱简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第242页。

⑩ 穆时英：《咱们的世界》，《穆时英小说全编》第12页，第13页。

{11}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唐振常编《近代上海繁华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以及李欧梵《上海摩登》第一章。

{12}{22}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小说全编》，第244页。

{13}{21}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第237页。

{14} 根据赵家璧的回忆，这篇小说创作的缘由是穆时英被一个女学生甩了，他于是借小说散发一下失恋的苦涩。赵家璧：《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一角丛书〉》,《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3页。

{15}{16}{17} 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穆时英小说全编》，第104页，第103页，第101页。

{18} 在普罗风味的小说中，穆时英表现了男主人公们对女性的蔑视甚至是水浒好汉式的仇视心理，因此这些女性大都具有淫荡、势利等特征。苏雪林称这些男主人公是“女性嫌恶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