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望远镜和月亮能告诉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什么
时间：2021-02-27 07:58: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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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伊德（Don lhde）眼中，伽利略使用望远远观察月亮的行为是一种技术逻辑的具身性关系的体现，也即——
（1）伽利略——望远镜——月亮
实际被展现为：
（2）（伽利略——望远镜）——月亮
这意味着望远镜成为自身“知觉——身体”经验的一部分。我们也可接着试想一下，“钢笔”作为一种技术媒介在人的日常经验中呈现出怎样的技术逻辑——用钢笔在纸上勾勒出的不管是复杂的论文还是精致的插图，人们总是以为这是“自己的”成果，是自身“独一无二”的实践性的证明，殊不知所谓“自己”在现实的还原乃为“自己——钢笔”的组合。
同样的道理，发光的显示屏与亮着指示灯的主机“隐藏”在人们与人们的工作之间，不管人们多么为在电脑前完成一件艰难的“独创性”工作而欢呼雀跃并为自己对成果构成“唯一性”的占有信以为真，人们主体身份的还原始终是“自己——数字端”的组合。
技术媒介被整合进了主体认知的“理所当然”中，这意味着具身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人们不言而喻的一大欲求——希望技术媒介完全“透明”，希望技术媒介能真正“成为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具身性关系实现的早已不是什么人们的欲求（因为欲求一词还暗示着人们隐约知道实践的主体其实是一个包含着媒介的组合），它实现的是一个无人怀疑的先验预设——不管处于何种技术水平的时代，不管人类社会对技术的高度依赖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在此技术社会中取得的所有成果的实践主体始终是人类自身且仅为人类自身。
因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以视觉为例：媒介是双眼的延伸，基于媒介的视知觉是基于双眼的视知觉的扩展，即，知觉的边界冲破了肉身的限制。同样，媒介不仅是感官的延伸，也是运动与行为的延伸，网络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及瞬时连通、瞬时抵达、瞬时操作的瞬时性让人的行动力达到了肉身永远无可企及的高度。这意味着，关于“人”的概念基于肉身而定义的必要性越发稀薄，以至于在今天已经几乎不成为一个问题。
基于新媒体的广义艺术实践充分展现了这种具身性的特征——如图1所示，3D打印将基于肉身生理性的替代物的功利性效用变为了一种技术美学。当要对这一作为肉身替代的技术媒介产物做出评价时，我们虽然大可以从它将设计感与人体工学高度统一的独特性及合理性出发进行美学讨论，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如上所述，本文要发掘的是基于新媒体的广义艺术实践能够被把握为一种什么样的技术逻辑。
就当下而言，不管是使用者、设计者还是旁人，在认知里尚不能不假思索地将3D打印的右腿无碍地视为“人”这一主体身份的有机系统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即，“它是假肢”这一概念意味着将技术媒介对于人的体征加持等同于肉身补偿的顽固功利思维依旧深刻地扎根于技术媒介的表征系统中。但要知道的是，这种顽固的功利思维在时间进程上只被体现为一种待过的“阶段”；或许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对技术媒介的思维是功利的，所以终有一天，“假肢”将成为一种死语而由技术媒介提供外延知觉的非肉身链接，它将会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我的身体”。
另一方面，之所以会产生“它是假肢”这一判断，是由于当下3D打印的肢体在作为外延知觉的提供者这一角色时起到的作用依旧不够有效——它依旧没有达到完全与肉身等同的效能，更遑论超越肉身，它还没能满足人们充分的功利性需求；换句话说，不管在使用肢体的本人或是与之无关的外人眼里，技术媒介还不够具身，还不够“透明”。
但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就像现代广义“望远镜”的“透明性”已经远超且注定远超伽利略时代的望远镜一样——它最多只是一种“技术问题”；而当人们使用“技术问题”这个词时，这意味着答案已经被承诺和确保了。可以想见，3D打印的肢体作为替换、扩展肉身外延知觉的技术媒介，在功用上完全持平并超越肉体注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发生，这是一个被承诺与确保的未来；“不管接近‘纯粹’透明是如何在经验上实现的，只要透明度足够高，那么将技术具身就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基于新媒体的广义艺术实践从发生起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是一种“技术问题”，它的解决都是一种“时间问题”；与任何提问人与解答人无关，技术媒介只依据自身的逻辑而发展，它跑在了绝大多数人的前面，其身后所谓的实践者们只是在企图跟上它的脚步。换句话说，基于新媒体的广义艺术实践提出的问题不需要回答，因为任何问题的提出都只是实践者在发表惊奇的感慨——他们仅仅是为了要跟上技术媒介的进展就已经力不从心了，或者说他们花费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掌握技术，然后把自己最初被技术媒介所震撼的感受努力地带给其他人。而对于其他已经放弃跟随的实践者来说，答案只需要观望就能得到，因为与其他类型的问题不同，技术媒介推陈出新的间隔越来越短暂，每一次更新换代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回答，都是一个来自技术媒介自身的FAQ。更重要的是，任何关于技术媒介的艺术性探讨，不管其态度是对技术媒介的批判、拥抱还是观望，人们所使用的概念全都是由技术媒介本身所提供，也就是说，新媒体艺术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技术逻辑的注脚。
但也正因为技术逻辑的“不成问题”特性，正因为技术媒介已被承诺实现的“具身性”，使得人们产生了另一种针对技术媒介的欲求，一种关于技术媒介在认知上的吊诡——人们在凭借技术媒介改变境况时在潜意识里希望“这种改变能够不以技术为中介来实现”。这种“想得到技术带来的好处，但是却想摆脱技术的限制”的矛盾潜意识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关于人们为何会将“自己——技术媒介”的组合只认知为“自己”？——我（实践主体）想要在技术媒介时代不靠技术媒介达成那种需要仰仗技术媒介才能取得的成果，因为这是另一种满足感（关于主体性的满足）的保证；虽然我不能逃离技术媒介时代，但起码技术应该在我和他人的眼中变得完全不可见，也就是说，技术媒介不光在功用上应当如同“透明”一般于我毫无阻滞，还应当在我及他人的认知中变得如同“透明”一般不可觉察——如此一来，人们才能安心地陶醉于技术媒介时代特有的对主体性的未来焦躁不安的情绪被抚平的满足感中，在任何人都意识不到的技术媒介的支撑下完成种种“独立”而“主动”的伟业；虽然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不过由于这种“希望不以技术为中介实现”的诉求涉及主体性的满足感的方方面面，无异于技术媒介时代下的新的潜意识漩涡，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它来考察更多的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
作为一种新的概念“可视化”（Visualization）在技术媒介时代广泛地体现在各种各样的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中；更严格地说，这个概念应该被描述为“信息可视化”，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将信息以视觉方式呈现出来的手段。信息图表（infOgraphics）可以算是最为常见的可视化类型，它大量出现在各种网络站点及平台上，以醒目及磁吸般的视觉元素进行各类数据的传达，近来似乎更有将音频及动态图形组合其中的趋势。总的来说，信息图表体现出了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其一是强大的视觉吸引力，其二是易传播特性。这两点特征又可以被当下具有中国互联网特色的信息图表标识语——“一张图看懂”所承载。
“一张图看懂投入变化”、“一张图看懂政策新规”、“一张图看懂区域差异”等等，“一张图看懂”意味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将冗杂的、乏味的、有待验证和解释的统计数字变成一幅幅缤纷的插画。和数学相比，谁不喜欢插画呢？不妨试想一下，上数学课时偷偷看插画会是件多么令人愉快的事——虽然插画本身极有可能就是一张反映数学内容的信息图表。这意味着，“数字充满了吸引力，它们能被愉快地把握”——其正是在技术媒介时代“可视化”作为一种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方式的力量体现。
但要知道的是，对于大部分信息图表的存在价值而言，重要的是“图”而非“数字”；就它们对观众提供服务的优先性而言，位于首位的是“看”的服务而非“看懂”的服务。
不过这一点似乎永远是“透明”的，不可见的，因为人们以为他们正在看的是数据本身，其实，他们看的只是图而已；人们以为他们看懂了数字背后反映的信息，其实他们只是看明白了图画的布局而已；人们以为他们的观看是冲着数据去的，他们以为自己的注意力是被数据所挽留的，其实他们只是冲着图去的，他们的注意力只是被图所捕捉而已。人们会像这样说，“投入变化真是显著”、“区域差异真让人惊奇”，而不会像这样说，“这个图画得真是显真”、“这个图画得真令人深思”、“这个图画得真让人惊奇”。
或许要发现这一不可见的“透明性”本来并不困难，一句简单的反问就可以——“那些需要凭借认真检验与反复考查才能展现出的复杂统计数据背后蕴含着的事实与意义，真的只通过一张图就能看懂吗？”但是在技术媒介时代，这种反问在脑中却连浮现都难以达成。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早已相信，在今天只凭一张图就能反映真实、说明问题正是一种事实——毕竟，我们身处的“现在”，已经是高度发达且未来只会向着更高更发达狂飙的技术媒介时代了。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潜意识里的“相信”，正是“希望不以技术为中介实现”的欲求的表现，也正是对于观者而言为何“图”在“数字”面前变得“透明”、“看”在“看懂”面前变得“透明”的原因。满足主体性的实现的渴望是一种本能，但这种本能在技术媒介时代越发变为一种“偏执”，因为在技术媒介时代中，我们应当担心的不是内心珍重的渴求得不到实现，而是我们会被自己珍重的东西所毁灭。一切实现主体性的美好心愿都会被“利用”，关于主体性的神话实现得越完美，就越是一种“罪行”。诚如鲍德里亚所说：“在完美的罪行中，完美本身就是罪行，如同在透明的恶中，透明本身就是恶一样。”
那么对于技术媒介时代的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而言，重要的着眼点在哪里的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信息可视化”概念应该被关注的不是“信息如何被可视化”，而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能够被这样可视化”。因为技术媒介时代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但凡存在于这个时代的东西，哪有不能被认知为“信息”的？
你的契约表、账单、小说集等等被知觉为实体的事物，其实都等同于一种东西——二维码。你只需要对准它轻轻一扫，就签订了契约、支付了账单、翻开了小说集，因为这些实体事物都被转为了代码；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上文所言话语的含义——代码就是信息的形式之一，在技术媒介时代，还有不能被转换为代码的东西吗？
另一方面，技术媒介又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提供了人的心智对于概念运作的规律的揭示。不妨试着思考一下，A实物（契约表）可以与B实物（小说集）画上等号吗？答案是：在“知觉”上是不行的，但在“概念”上却是可以的。因为契约书和小说集都可以被转化为二维码（而这点需要先在概念中将两者进行转码才能实现）。它们在作为从实物变为由0和1组成的代码这一点上达到了等同——它们都变成了一种在认知上被归为同一类的，只能通过扫描方能解读的事物。两种实物可以在另一种形式上相等，这说明了在概念上两者都能够被抽离为“信息”；同理，不论事物之间在知觉上有多么的不能等同，比如飞机与米饭、摩天楼与大象、水龙头与轻轨，实际上它们都可以被画上等号，因为在概念上它们都可以被抽离并被把握为“代码”。反过来说，一块方形的条形码就可以穷尽或者量化所有的事物，这展示了主体心智——不管是发明条形码的人、使得将大量信息转化为条形码成为可能的人，还是面对扫码这种行为无师自通就能理解其背后信息转换逻辑的人，作用于概念运作的名为“递归性”——“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的奥秘。
正因为人的心智是“递归”的，所以在技术媒介时代的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就应当按照“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的思路去理解自身。一种信息类型（有限），任意种转化形式（无限），建筑设计领域的新概念“BlM”就极好地反映了这一点。由建筑（Buildng）、信息（1nformation）、模型（Modeling）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的概念指代了一种新的建筑前期设计手段，它将3D模型、规格数据、文字说明全都活用为了可全息转化的递归性信息。这意味着，当你用文字输入：铝合金制、半封闭、偶数层前后交叉、内外层间隔160mm的亚光幕墙，你就会得到一个实时的具有充足信息的3D模型；反过来，当你想要一篇详细完整的包含了材质、结构、规格、尺寸描述的关于幕墙的文字报告或说明，你只需选中早已成型的3D模型，然后执行“转换”命令即可。文字与图像在技术媒介时代达成了同一，它们都是“信息”这一类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那么由此再往前追溯，我们就会发觉，文字与图像的人为对立——不管是以文字贬低图像，还是以图像贬低文字是多么的滑稽。
理解到文字与图像都是“信息”的递归后，基于技术媒介的广义新媒体艺术实践理应领悟到自身的任务及目标；在经历过“希望技术媒介能真正成为我”与“希望不以技术为中介实现”的矛盾欲求后，主体的光环应当让位于“透明”的作为技术媒介的客体及其体现出的信息转码的逻辑——因为在其中穷尽万物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其中，伽利略、望远镜、月亮都是理所当然的“同一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