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文艺理论思想范式的审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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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植尤其以著名的《洛神赋》奠定了“六朝美文”开山鼻祖的霸主地位，且以“才高八斗”的诗文斐然傲立于建安文坛。可以说，曹植在文学主张上强调“文质相扶”，崇尚诗文佳作不仅应达求“辞各美丽”的审美情趣，而且更须标识出浓烈纯真的思想情感，从而彰显着“雅好”、“悲凉”、“慷慨”的审美体征。
关键词：曹植；文艺思想；审美体征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0)04-0007-05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三国时魏人。自幼聪慧、耽爱诗赋、擅长诗文且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审美观照。故此一生胸怀天下、雄才大略、忠爱君父、忧国忧民、“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且早年就抒发了“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的生命夙愿。可以说，曹植现存诗文尤以五言体抒情诗占绝大多数的篇幅，彰显着“雅好”、“悲凉”、“慷慨”的审美追求。
一、曹植文艺理论思想的历史文化蕴涵
东汉社会末年，天下动乱、王纲松动、江湖龙跃、群雄争霸，儒家文化业已退出统治思想的历史舞台，士大夫阶层希冀冲破礼教的束缚羁绊，而在寻觅新的精神性灵归宿时，礼教压抑下的人性本真自觉抬头，文人墨客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以及自己与他人的感情交汇。为此，以“情”换“志”似乎成为最时尚的生命灵动。于是，“情”自然弥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超现实等诸多生命苑囿。观乎建安文学领域，表现爱情、亲情、友情的作品生动灵现、风起云涌、盎然勃兴，华夏诗歌也正是在此时完成了从“言志”到“缘情”的历史演变。
史载曹植十岁即能成文，今存诗赋、论说、诔赞、书表、章启共百余篇，以诗赋为主。其赋大体是咏物抒情的小赋，以六言、七言为诗体大宗，语句整齐而押韵。至于诗即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各体，而以乐府体五言歌诗为抒写特长。然其五言歌诗上承汉乐府之体制与精神，变其质朴、陈事为夸饰、华采，而不失其哀乐之真性情。自制的抒情小诗却体制风韵且趋近于新体诗。钟嵘《诗品》评曰：“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鲁迅评价：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是结束了一个文学创作的旧时代，而曹植却是开辟了一个文艺理论的新时代。他以五言诗话、曲赋美文带来了建安文学的生命勃发气象。可以说，曹植的确是建安文学时代造诣最佳的杰出人物，他在诗歌、散文、辞赋等诸多文学苑囿皆有所涉猎。其关于文艺理论探究的艺术哲学思辨虽说未成诸如曹丕《典沦·论文》一番的集册阐释，然却更别具机杼、生动全面、独树韵致地散见于诗词、散文、赋、曲等作品门类，刘勰曾誉之“群才之英”。
曹植《前录自序》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即言“慷慨”乃直抒胸臆、意气激荡之寓意。然曹植在诗文创作中十分尊崇慷慨悲凉、忧伤凄苦的生命情愫。譬如说，《杂诗一》云：“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赠白马王彪》云：“孤兽走索群，衔革不遑食。”《赠徐干》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诗人借“悲”、“凉”、“孤”、“寂”等意象字眼，使自然景物于自觉或不自觉间捎带上了人的主观感情基调，借以抒发自己感时伤世、怀才不遇、寄情梦幻的生命情怀。《广弘明集》记载：曹植在前途渺茫、百无聊赖、凄凉孤寂的生活基调中“留连嗟玩”佛经，讽诵梵文，又仿照“梵音”来讽诵汉语辞章，“遂制转读七声，升降曲为之响”。然却启发了魏晋人对汉语声、韵、调的汉语的音乐美的研究，推进了诗歌艺术的进一步成熟。此后，汉语的“宫商”、“平仄”的调配就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并为格诗律赋的形成开辟了广袤深厚的生命艺术旨归。
曹操(建安18年)被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即以邺城为“魏都”。曹植随父归省故乡，漫游谯(今安徽毫州之东园)地。曹操有意栽培让其留守邺都。时邺都聚集了徐干、陈琳、阮璃、应埸、王粲、刘桢、吴质、丁仪、丁翼、杨修、邯郸淳等大批才士，歌舞达旦，唱诗应和，文采风流，蔚为一时之盛。曹植少时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诗赋洋溢、“负才凌物”，奏响了诗人生命情愫抒发生涯的绚丽华章。《魏志·王粲传·注》赞日：“科头拍坦，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又“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仪之势”。似乎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是无所不知又盖乎全能，一时“坐席默然，无与抗者”。由此，曹植前朝的诗歌洋溢着乐观、浪漫、传奇的情调，充溢着激荡、刚健、雄伟的特色，张扬着粗犷、阳刚、雄奇的美感，即所谓“骨气奇高”。像曹植的笔下尝每每书写保国安邦、少壮刚烈、济贫扶弱、英俊潇洒、武艺高强、风流倜傥的传奇式的少侠英雄形象。诸如《白马篇》中的“游侠儿”即少小离家、扬声边陲、骑射超人、勇猛无敌。“游侠儿”可谓是曹子建梦想建功立业的人物形象体认，是诗人理想的寄托、豪情的抒发、生命的洋溢，所谓“辞寄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篇中所示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或“言人当立功报国，不可贪念私也”。王瑶先生评说：我国的五言诗发展的主流便是从“主志”到“缘情”，而建安时代正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段。诗人置身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以及“田野空，朝野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的特定历史时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厚重深沉的忧患意识无形中加以萌发，即所谓“捐躯赴国难，甘心赴国忧”的壮志豪情跃然笔端。为此，曹植诗歌中的生命意象大多急骤紧密、扣人心弦、振聋发聩、刚烈四溢，以增强诗文的节奏、力度和容量。像《名都篇》吟日：“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又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首接飞鸢。”颂之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回味无穷。
建安时期，所谓“建不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业已成为“那个时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毛诗序》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曹植犹如大多数建安诗人一般，皆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譬如朝露”般短促的生命，尤其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时刻折磨着诗人敏感脆弱的破碎心灵。概因曹植早年潇洒多才、风流俊赏、胸怀壮志而深受曹操喜欢爱重，认为“最可定大事”，曾几次考虑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其秉性“拙诚”、“任性而行”、“不自雕砺”的诗人气质，最终导致在争夺太子继承权的政治斗争中败给了善于权变的曹丕。故而自嘲身为“圈牢之养物”而“每四节之会，决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于展”，过着“连遇不瘠土，衣食不继”和“诀然守空，饥寒备尝”的艰辛生活。因此，诗人始终感伤着生活在“身轻于鸿毛，谤重于泰山”的“汲汲无欢”的忧愤郁闷的生命环境。曹植《野田黄雀行》吟日：“高树多悲
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问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而以雀比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豪迈形象，反衬自己无力援救友人的尴尬境况，寄寓着自己的反抗情绪和生命理想。可以说，曹植生活境遇的巨变沧桑直接观照着文学创作风格。诗作也从前期的乐观开朗、俊逸豪放渐变为后期的隐曲深沉、哀怨忧愤，然“慷慨”、“任气”的风骨豪情却始终盎然、充溢、活跃于诗文曲赋。历经政治、生活的磨难摧残，诗人陷入深深的苦闷、悲哀、忧惧、愤懑之中，然决非颓唐消沉，观其后期的诗作也因之特殊的生活境遇而有着奇特非凡的慷慨悲凉的“骨气奇高”的生命张扬。
二、曹植文艺理论思想的生命艺术展拓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曾评叹：“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在同也。”据此观之，“慷慨”、“任气”乃建安文人所普遍共有的审美风格。然则钟嵘《诗品》评曹植的诗“骨气奇高”，盖指曹植的诗中尤其突出地张扬着“慷慨”、“骨气”的生命志趣。观乎《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字意阐释，所谓“慷慨”即指代激昂雄壮或苍凉悲慨的豪情；“骨气”则喻指人的精神状态或文学作品刚健的风格。探究起因。概言建安作家生逢乱世、历经忧患、半生戎马、饱经流离，难免对生活感触颇多、体验深厚，故而感时伤乱、关注疾苦、悲悯民生，似乎已成为建安诗作“慷慨之音”的生命情愫。曹植“生于乱，长于军”，而写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的诗作《送’应氏诗》当是其笔下感时伤乱的代表性力作。诗云：“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迳，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诗中描绘了世间战乱给社会及民众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且表达了诗人深切淳厚的悲悯情怀。
《文心雕龙·明诗篇》评曰：“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或曰：“至于抒写感情刻划风物，采用五言才能达致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境界。”建安文人仿佛从前代文学中寻求到了最合适表达自己的艺术形式，即通俗质朴的五言诗。为此，建安时期文人创作五言诗业已进入生命高峰。文人骚客普遍向汉乐府民歌学习，大量运用五言诗体创作，而其中运用五言诗最为熟练、对五言诗发展贡献最大的当推曹植的诗、骚、赋、颂的人文修养以及拓展演进的文艺哲学。王世贞《艺苑厄言》评曰：“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概因曹植熟悉民间文学，在承续汉乐府民歌刚健清新、浅显诚恳的现实主义本色时，又将其质直通俗的语言加以提炼升华，使之呈现“诗赋欲丽”的审美体征，从而将质朴无华的乐府民歌演绎成为“辞采华茂”的文人五言诗的生命佳境。譬如说，曹植乐府诗《薤露篇》云：“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孔氏册诗书，王业璨已分。骋我迳寸翰，流藻垂华芬。”虽说曹植吟诵此诗已经历了诸多人生变故且已从翩翩佳公子的豪杰俊才转变成郁郁不得志的待罪藩王，然诗中所抒写的思想追求却尤能反映诗人终身尊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也充分地彰显着辅佐明君、建功立业、扬名立万而执著实现“三不朽”生命境界的才志胸襟。
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可谓是概括了建安时代文艺思潮的一种颇富有代表性的谏议。然则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好像表述的意见恰恰与之相左，评日：“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何故如此，鲁迅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答日：“在文学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可以留名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作而羡慕他人所为，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事实上，曹植一生始终是极为推崇文学创作，主张文学作品可宣泄情感、载道传业、弘扬生命。更重要的是当“立功”不得时而“立言”自然同样可以使人不朽并使之成为替代性的审美追求。
曹植《宝刀赋》吟日：“扇景风以激气，飞光鉴于天庭。爱告祠以太乙，乃感梦而通灵。然后砺以五方之石，鉴以中黄之壤。规圆景以定环，摅神思而造象。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混淆。”此看似陈述铸造宝刀体验的文学作品，实则为文学想象“神思”概念的审美体认。那宝刀铸冶的惊心动魄的过程以及铸造者受神灵的启发而产生的一种奇妙的幻象和思绪犹如在文学活动中由于感情的激荡而不自觉地运用想象加以创作的生命张扬，确证了赋者在文学想象探讨问题上的理论自觉，即凭借其文学创作活动彰显着对文学创作中艺术想象魅力的审美关注。曹植《七启》云：“独驰思乎天云之表，无物象而能倾。”《洛神赋》吟诵：“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行，御轻舟而上沂。”此皆无疑是文学想象的艺术生命结晶。由此观之，艺术想象可谓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思维环节，虽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想象被真正全面总结和阐述为“神思”的当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但最早将“神思”二字关联一体的却非曹子建莫属。
沈约在《晋书·谢灵运传论》中评析：“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此当是建安诗的抒情性的艺术特色的生命写照。探究渊源，乐府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以叙事见长，而建安诗人在继承了其以叙事为主的特点时又兼而抒情，借以抒发“慷慨之音”。由此，曹植诗文富含鲜明的个性特质和强烈的抒情感慨。诸如《白马篇》、《薤露篇》的豪情壮志；《七哀诗》《美女篇》的忧怨郁闷；《赠白马王彪》、《泰山梁甫行》的忧惧愤懑等。可以说，曹植诗文倡导“由质朴而华美”的艺术情趣，使得五言诗创作呈现文质相称、词采并茂、声情兼备的审美格局。观乎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古朴质直，而曹植诗讲究词采和对仗，注意练字和声色，且在保持自然朴素特点的基础上，注重对语言的加工、提炼、升华，并凸显出语言洗炼、词采华美的特色。所谓“以最洗炼最精彩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比如说，曹植诗风讲究音律韵致和语言调谐。像《杂诗》云：“朝进北海岸，夕宿潇湘浊。”《赠白马王彪》云：“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诗句平仄协调、铿锵跌宕、读来适口、听之顺耳，并为五言诗声律化奠定了生命风格。同时，曹植善于以审美眼光观察、反映、关注生活，崇尚把生活中的审美感受借“通感”原理交融汇集于特定诗篇。像《洛神赋》摹写宓妃之美，赞日：“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砜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作者借欣赏宓妃之“形”所激起的美感与感悟“惊鸿”、“游龙”、“秋菊”、“青松”所唤起的激情加以融通整合。而《与吴季重书》评日：“所得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复，旷若复面。”注重并非“喻其形”却在意“传其情”，从而使文情丰满流宕、清新鲜明、意味隽永并体认着“移觉式”的审美情趣。
综上所述，曹植以“才高八斗”的诗文斐然傲立于建安文坛且以著名的《洛神赋》篇奠定了作为“六朝美文”开山始祖的霸权地位。可以说，曹植在文学主张上强调抒写文章最好能“文质相扶”，即言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应达求“辞各美丽”的审美情趣，而且更须标识出作者纯真浓烈的思想情愫，从而张扬着“建安风骨”的生命韵味。
[责任编辑 刘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