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内在机理分析

摘 要：区域差距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适度的区域经济差距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但区域经济差距过大不仅会导致区域之间的经济冲突，弱化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并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甘肃省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其区域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逐渐制约着整体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笔者着重就甘肃省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研究，寻找出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系列原因，为区域的长期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收入分配；区域差距；经济发展

一、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并且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充分认识和把握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笔者将甘肃划分为五个经济区，即陇中经济区（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和定西市）、河西经济区（包括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和武威市）、陇东经济区（包括平凉市、庆阳市）、陇南经济区（包括天水市和陇南市）和甘南经济区（包括临夏、甘南两个民族自治州）。笔者主要以甘肃省辖14市（州）和五大经济区相结合作为不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对象，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测度甘肃省区域内差距的主要指标。

在存在显著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下，对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一是总体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包括时间变化和空间变化两个部分；二是不同区域城市之间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笔者选取广义熵指数测度甘肃省总体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情况，为了能较全面详实地反映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真实情况，在比较不同经济区不同市州之间绝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标准差、离差系数指标分析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时间变化；采用加权变异系数、各市州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离差、比率、相对发展率（Nich）和泰尔指数定量测度总体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空间特征；采用泰尔指数分析城镇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二、总体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

甘肃省总体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差距变化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时间特征

定量测度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指标，用标准差（St）和离差系数（Vt）分别代表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Yti为第i个区域的人均GDP，N为区域的个数，Yt为N个区域的人均GDP的均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1991—2015年甘肃省区域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见表1。

可以看出，甘肃省内各年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标准差均呈现大幅度增加趋势，截至2015年已经高达9445.106元，其是1991年2358.618元的4倍以上。甘肃省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离差系数的变动幅度逐年上升，总体趋向平稳。这说明，在经济运行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甘肃省内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差距本身已经呈现出固化的特点。

（二）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空间特征

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甘肃省区域内经济差距的空间特征，可以从不同行政区和不同经济區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实际需要出发，笔者选取省辖14个市（州）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离差、比率、相对发展率（Nich）等指标以定量测算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引入Nich是为了测度各区域在某一时期内人均GDP的变化与同一时期全省人均GDP的变化的关系。另外，选取泰尔指数（Theil index）指标以准确测度省内不同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1.以14市（州）为测度对象的甘肃省区域内差距

从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离差看，1991年，全省14个市（州）中，只有兰州、白银、金昌、嘉峪关、张掖、酒泉等六市（州）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05年，除上述六市外，武威市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各市（州）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5年，兰州、白银、金昌、嘉峪关、张掖、酒泉六市的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武威市人均GDP出现增长过于缓慢的现象。从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比率看，1991年，最高的嘉峪关市为4.211，最低的定西市为0.421，两者相差3.790；截至2005年，最高的嘉峪关市比率为5.908，最低的定西市仅为0.324，两者相差5.584，2005年较1991年高出1.794；截至2015年，人均GDP与全省人均GDP的比率最高的依然是嘉峪关市，比值为2.602，而最低的是临夏市，比值为0.353，相差2.249。1991—2005年，从各市（州）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Nich值可以看出，全省各市（州）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差别很大，最高的嘉峪关市是最低的定西市的20.133倍，只有兰州、白银、金昌、嘉峪关、武威、张掖、酒泉7市的Nich值小于1。这说明，1991—2005年甘肃省内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相对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从一定程度上讲，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已经陷入了累积因果循环。2005—2015年，各市（州）人均GDP的相对发展率Nich值最大的依然是嘉峪关市，但比起1991—2005年期间发展速度有所减缓，Nich值为2.391，最低的市依然是定西市，其Nich值为0.128。全省Nich大于1的为金昌、嘉峪关2市。

2.以五大经济区为测度对象的甘肃省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加权变异系数又被称为威廉逊系数，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逊（William son）首先使用，衡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通过变异系数测算的地区人均GDP差异可以得出，五大经济区的人均GDP差异比较显著，2005年以后五大经济区的人均GDP也呈现上升的状态，2013年以后河西经济区呈现下降趋势。区域收入分配差距变异系数以2000年为拐点，2000年以前呈下降状态，2000年以后逐步上升，到2008年又出现下降趋势，2013年开始再次逐步上升。

从甘肃省泰尔指数及各经济区泰尔指数贡献可以看出，甘肃省泰尔指数在1991—1995年处于急剧上升阶段，截至2005年呈现在波动中缓慢上升趋势，2005年较1991年增加0.0285；但从2006年开始，甘肃省泰尔指数开始出现缓慢波动下降的趋势。从总体上讲，2005年之前，甘肃省区域经济差距逐步越大，2005年之后，省内区域经济差距有逐渐缓慢缩小之势。从各经济区泰尔指数的贡献看，陇中经济区和河西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和其他三个经济区。截至2003年，陇中经济区的泰尔指数贡献度逐年下降，对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逐步减弱，河西经济区以及陇东经济区则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陇南经济区和甘南经济区相对于全省平均水平而言则处于停滞状态（见表2）。

三、区域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

不同区域城镇居民之间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区域差距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城镇内部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从甘肃省分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上都是呈上升趋势，并且高低排序也没有明显的变化。2005年，按照人均收入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兰州市、白银市、张掖市、平凉市、天水市、庆阳市、武威市、定西市、陇南市、甘南市和临夏市。1995年，收入水平最高的是嘉峪关市，最低的是武威市，前者是后者的1.94倍；2005年，收入水平最高的嘉峪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的临夏市的2.16倍；2015年，收入水平最高的嘉峪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的临夏市的1.86倍。

（二）农村内部区域收入分配差距

从甘肃省历年分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看，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呈上升趋势，并且各地区排序近年没有显著的变化，1998年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序即酒泉市、嘉峪关市、张掖市、金昌市、兰州市、武威市、白银市、平凉市、庆阳市、定西市、天水市、甘南州、临夏州和陇南市；2005年由高到低排序即嘉峪关市、酒泉市、金昌市、张掖市、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平凉市、庆阳市、定西市、天水市、甘南市、临夏市和陇南市。1998年，收入最高的酒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最低的陇南市的3.70倍，2005年，最高的嘉峪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最低陇南市的3.51倍。

关于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区域差距显著大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区域差距；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近年都有小幅波动，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异波动较小，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异波动较大，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四、区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在机理

甘肃省区域经济差距是建立在差异性经济发展条件上的多种经济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甘肃省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条件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不同区域内生的区位条件、历史传统、市场发育，以及建立在内生因素基础上的产业分工、城市布局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各区域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必然产生动态的经济效应，包括经济结构效应、文化意识效应、要素流动效应、产业集群效应、收入极化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等。区域经济差距正是各种经济效应综合性累积性作用的结果。

（一）区位条件及其经济结构效应

区位条件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等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区位条件，必然会诱致产生较高层次的经济结构，从而获得相对于区位条件较差地区的竞争优势。兰州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作为甘肃省唯一的特大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人才流、物质流、信息流的集散中心，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河西经济区自然资源丰富，工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区内拥有甘肃最密集的城镇带；然而甘南经济区、陇南经济区则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区位条件相对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化程度低，这是导致这些区域同相对发达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基础性原因。

（二）历史传统及其文化意识效应

任何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必然受到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历史文化传统是决定人们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之一。甘肃地处西北内陆，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地域狭长，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纵横交错，这致使各地居民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文化传统等存在很大差异。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甘肃省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区在长期的封建文化、宗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内陆文化，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与冲突，具体表现为缺乏效率与个人效能感、缺乏突破陈旧模式的创造性思维和行为、自信心差甚至对现状麻木不仁、被动地接受命运，由此导致了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缓慢，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三）市场发育及其要素流动效应

市场发育程度较好，意味着民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经济体制更加富有活力，各种生产要素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所以必然会吸引区域内部和外部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生产要素流入，而各种生产要素聚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及其市场推动下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将进一步促使相对于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的竞争优势。相关研究表明，兰州、嘉峪关、酒泉、金昌以及白银等地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发育程度较好，而甘南、庆阳、定西、临夏、陇南等市州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相对封闭，市场化进程滞后，这是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产业分工及其产业集群效应

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经济效率提升的基本源泉。受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区位条件的影响，甘肃省经济布局非常分散，生产要素跨地区流通费用较高，这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各地区之间无法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分工协作和经济联系。特别是，甘肅省工业经济布局是在建国初期“三线”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产业分工更多地是从总体国民经济运行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层次上进行考虑的，具有典型的“植入”特征。从甘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合理因素，兰州、白银、金昌等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产品销售、生产协作等大多游离于甘肃区域外，地方性企业很难在产业链接、技术服务等环节上与之建立高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优势产业不能集聚发展。大中型骨干企业不能有效发挥其辐射效应，发达地区也无法更好地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城市布局及其收入极化效应

城市化水平同工业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由于在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城市天然具有对外部优质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扩张机制。甘肃省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了甘肃大中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资源具有更强的吸引作用。陇中经济区拥有兰州市作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河西经济区则是全省城市最为密集、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区内如嘉峪关、金昌、酒泉等市，依托特大型企业，直接拉动了地区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其中以嘉峪关市为典型。甘南经济区和陇南经济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区内缺乏能拉动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现象。

（六）發展战略及其路径依赖效应

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战略必然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也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演变产生影响。为了加快全省经济增长速度，甘肃省长期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陇中经济区和河西经济区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区内分布着兰州石化、白银公司、金川公司、酒泉钢铁等特大型工业企业，对这些企业及其地区实施的投资倾斜和政策优惠，在加快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扩大了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甘肃省区域内经济差距正是上述多种因素和多种经济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区域内经济差距还具有不断累积的特征。发达地区发展优势的不断累积，将促使经济增长出现乘数式扩张，并逐步步入经济发展的良性道路；而落后地区发展劣势的不断累积，将促使经济增长出现乘数式收缩，陷入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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