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乱世思维及其价值

摘 要：《水浒传》是一部描写乱世乱象的作品，其基本倾向，体现了鲜明的乱世思维特征：（1）乱自上作，道德沦亡、人性缺失是乱世黑暗政治的产物。（2）人心冷木不足怪，它是乱世险恶环境的必然结果。（3）乱世富人多不仁，官商勾结，巧取豪夺，其财实为不仁不义之财。（4）乱世犯法有理，政治黑暗，法律不能主持公道正义，毫无神圣威严可言，因而民众犯法有理，反抗有理。这种乱世思维具有不可忽略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水浒传》 乱世思维 积极价值

近些年来，质疑《水浒传》、否定梁山好汉形象似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在否定派学者眼中，梁山好汉是一伙嗜杀成性的土匪强盗，是一群破坏社会安定的恐怖分子。如王学泰说：“以杀人为好汉，以杀人放火为乐事，三天不杀人就手痒痒。”[1]张佳说：“越是血腥、残忍，则越是英雄、越是好汉——这是《水浒传》英雄叙事的主要逻辑之一。”[2]吴越愤然否定了几乎所有梁山好汉之后，还填词一首《水龙吟·我评水浒》：“啥叫英雄？谁是豪杰？是非颠倒！叹古今往事，云遮雾罩，真面目，谁知晓？胡作非为强盗，上梁山，替天行道？杀人放火，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祸害平民，进攻州县，除良安暴。”[3]

几乎所有质疑《水浒传》的学者，都将开黑店卖人肉包子事件列为梁山好汉的最大罪证之一，而最著名的人肉包子店自然是张青、孙二娘开的十字坡店了，张佳评定为“旗舰店”：“作者对于这些残酷、野蛮的食人行为，不仅少有谴责，而且颇多欣赏”，“不能不说是《水浒传》人性观念的缺陷。”[4]黄波在《十字坡上的冤魂》一文中亦认为：“当他（武松）确认了黑店杀人越货的事实后，怎么却不闻不问毫不怜惜，相反还与张青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起来呢？……这是一种奇特的英雄观在起作用，在像武松、张青这样的人眼里，不安分者敢下辣手者方可称英雄，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就是天生的庸夫愚氓，如果不幸被英雄踩踏了，也是活该如此。”[5]

四五百年前，明人就有过“强盗说”和“忠义说”的激烈争论，今天学术界对于《水浒传》的质疑与否定，不过是重复着古人的旧话题。《水浒传》的题材既具有复杂性又具有特殊性，站的角度不同或关注的重点不一，本来就容易产生理解歧义。笔者无意在此辨析梁山好汉的是非正邪，只想从“十字坡开黑店现象”说开去，谈谈《水浒传》所体现的乱世思维及其价值。

一、乱自上作

《水浒传》是一部描写乱世的作品，体现了鲜明的乱世特征：一是恶人多，二是杀人事件多。毋庸置疑，十字坡开黑店卖人肉包子之类的故事是有悖文明的犯罪行为，应予以严厉谴责。《水浒传》描写了许多奸人恶徒的种种劣行，却又为梁山好汉设计了不少类似十字坡开黑店的犯罪故事。这并非作者思维混乱，也不是什么“人性观念的缺陷”和“奇特的英雄观在起作用”，而是其特殊的创作意图的体现。《水浒传》第53回借罗真人之口说：“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所谓“作业太重”，即作孽深重。很明显，作者意在客观地展示一幅众生作恶的乱世犯罪图：朝廷势要作恶，地方官员也作恶；街市无赖作恶，江湖好汉也作恶；媒婆牙婆作恶，和尚道士也作恶；男人犯罪，女人也犯罪。造成全社会普遍作恶犯罪的混乱局面又是谁之过呢？这正是作者关注和思考的重点问题。

人性的善恶固然与人的经历、修养息息相关，但与社会大环境更是密不可分。清平世界人性多单纯善良，道德水平较高，社会和谐安宁；乱世人性多凶暴邪恶，道德水平低下，社会秩序混乱。战争是乱世的主要标志，但战乱并非平地而起，政治黑暗、经济凋敝、自然灾害等都是引发战乱的根源，而政治黑暗又往往是导致社会走向乱世的最根本的因素。人类建立的道德体系只有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所谓“健康的社会环境”是指政治比较清明、人们生活基本有保障、国家法制健全等，即民众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和谐，全社会成员都遵循一定的规则行事。这样的环境自然能够唤起人类的道德良知，善良的人性自然会得到充分的张扬。而一旦统治阶级不关心国计民生，只为个人私利而巧取豪夺，肆意践踏国家法令，一味胡作非为，道德体系将会分崩离析，社会规则将会荡然无存，民众的生存环境就会日益险恶。在这种黑暗、混乱、无序的状态下，我们还能奢谈人类的高尚道德和善良人性吗？《水浒传》描述的正是北宋末叶的种种乱象和普通民众的险恶生存环境，深刻地揭示了乱世人性缺失、道德沦亡的社会根源。

在小说中，“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满朝文武，俱是奸佞”、“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之类的语句频频出现。显然，作者是有意识地将梁山好汉的故事置于一个政治极其黑暗的典型的乱世背景之下的。小说特地描写了大批奸臣滥官形象，他们无法无天，肆意残害百姓：高俅“头上青天只恁欺，害人性命霸人妻”（第8回）；孟州知府“公然白日受黄金”，“只要牢里谋人性命”（第30回）；清风寨刘知寨“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第33回）；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第33回）；江州知府蔡九“为官贪滥，做事骄奢”（第37回）；无为军通判黄文炳“专在乡里害人”（第39回）；高唐州知府高廉“倚仗他哥哥势要”，“在此间横行害人”（第52回）；华州贺太守“为官贪滥，非理害民”，见人妻女，“不畏宪章强夺取”（第58回）等等。

朝政腐败，奸恶胡作非为，国家法令形同虚设，民众生存环境十分凶险，人命贱如粪土。《水浒传》在描写十字坡开黑店故事之前，第8回先描写了“大闹野猪林”的故事。野猪林的故事很值得回味：“这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在此处。”所谓“公人”，即押解人，属于官府底层执法人员。押解人不守法令，除了“钱”的诱惑，恐怕更关键的因素是那些使钱害人者绝对不是平民百姓，而多半是有钱有势者，普通的执法人员岂敢得罪他们呢？正如公人薛霸告诫董超所说：“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照顾俺处。”有钱有势的官僚和执法人员藐视法律，动辄谋害他人性命，其人性良知荡然无存。俗语云：“上梁不正下梁歪。”政治黑暗、官吏贪腐加剧了社会犯罪率的飙升，有人性泯灭的“野猪林杀人现象”，就会引发人性泯灭的“十字坡开黑店现象”，甚至会引发“进攻州县”的暴力事件。

一部《水浒传》讲述的就是“乱自上作”的乱世悲剧。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是整个群体犯罪的可怕现象，其矛头所指不是社会底层而是社会上层，认定道德沦亡、人性缺失是纷纷乱世黑暗政治的产物。这种思路和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极其深刻的，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无数历史也验证了“乱自上作”的论断。我们今天评价《水浒传》，首先应该把握这个核心问题，如果一味去指责梁山好汉们的犯罪故事，则难免有弃本就末之嫌，从而掩盖了《水浒传》的积极意义。

二、乱世人心多冷漠

在十字坡开黑店杀人的故事中，不仅武松等梁山好汉面对血腥场景表现出一种毫无怜惜之情的冷漠，而且作者也显示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姿态，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这是许多质疑《水浒传》的学者深为不满的地方。其实，这种冷漠也是特定的乱世环境的产物。民众的思维、心态往往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某种现象的冷漠，多半因为这种现象的频发而引起“神经麻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党员干部相当清廉，大多能够做到真心为人民服务，干群关系密切和谐，偶见贪污好色行为和干部打压群众事件，民众反应十分强烈，惊讶异常，甚至群情激愤。然而在今天，贪腐现象日益严重，干群关系日益疏离，提起频发的市长贪污大案、局长桃色新闻及某公安机关遭群众围堵之类的案件来，民众虽然摇头叹气，但态度要麻木冷淡得多，甚至许多人将这类事件当做一种笑料来消遣。俗语“少见多怪”、“见惯不怪”，讲的也正是这种心理现象。

有学者颇感疑惑地说：“《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小说叙事的时代背景是宋代，社会文明都已相当发达，但小说中却时见恐怖的吃人情节，仅‘人肉包子店’就出现了至少四家。最著名的是我们熟知的十字坡那一家‘旗舰店’。”[6]诚然，宋代文化科技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较高，但是宋元时代恰恰又是一个极不安定的乱世，一方面政治黑暗，朝廷奸邪当道，社会贪腐成风，官绅竞相兼并土地，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冲突不断，战乱不息，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长期遭到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疯狂杀戮与野蛮践踏，杀人如麻、流血成河的人间悲剧屡见不鲜。拙作《不应夸大〈水浒传〉中游民思想的负面影响》（见《菏泽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5期）较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宋元时期的战争杀戮和民族歧视政策对于中国文明体系的破坏问题，兹不赘述。

《水浒传》属于“累积型”小说，从水浒故事发生的北宋末期至《水浒》成书的明初，历经了大约三百年，许多民间艺人、书会才人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再创作，最终由文人作家加工写成。这些无名作者的情况我们至今一无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都是三百年乱世的经历者或过来人，都经受了黑暗险恶的生存环境，见惯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甚至见惯了血腥杀戮、剥人皮、吃人肉等人性泯灭的残暴场景。《水浒传》设计了大量血腥气浓烈的杀人夺命的故事，显然带有宋元乱世的印痕，而作者们的叙事口吻与故事中好汉的表情一样常常显得很平静，这正是乱世大众心态的客观而真实的反映，过分指责其中的人性道德问题是脱离实际的做法。

但冷漠无情并不意味着梁山好汉和小说作者们缺乏应有的人性良知，缺乏起码的是非观念。对于人心败坏、良知丧尽的乱世乱象，作者既有“世间只有人心恶”、“堪叹人心毒似蛇”之类的感慨，也有“谩施奸计结深仇”、“狼心狗行滥居官”之类的愤怒。而作者笔下的梁山好汉，绝非毫无人性、毫无是非观念的匪类。以十字坡故事为例，作者写张青夫妇开黑店打劫过往行人，曾定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打劫云游僧道，因为他们生活清淡，不曾受用；二不打劫戏子娼妓，因为他们的钱财靠眼泪辛劳挣得；三不打劫流放犯人，因为他们当中多有冤屈者。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很不严格，但总归有个基本的行业规则。在这个故事中，武松的表现最能说明问题。当张青劝武松杀掉两个押送公人再上山落草时，武松断然拒绝，认为这两个公人老实本分，为人善良，“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又安慰那两个心惊胆战的公人道：“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足见梁山世界有着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江湖道义。

在笔者看来，正义良知始终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是否得以彰显，社会环境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今天的中国民众面对公共场所屡见不鲜的抢劫财物、侮辱妇女、殴打弱者等恶性事件，普遍表现出一副与己毫不相干的冷漠面孔，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人性、丧失正义感，而是复杂的环境使他们大多变得麻木不仁。当我们指责他们麻木不仁的时候，是否应该多思考一下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何在？《水浒传》客观地展示了乱世人命轻微、充满血腥的残酷现实，也真实地表现了乱世广大民众无可奈何、见惯不怪的冷木心态。纷纷乱世对于民众灵魂的伤害之深可见一斑，从此意义上讲，《水浒传》称得上一曲真正的乱世悲歌，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三、乱世富人多不仁

应当承认，《水浒传》确实存在着一种仇富倾向。怎样看待小说中的仇富倾向呢？否定派学者们认为中国人仇富思想严重，喜欢绝对平均主义，体现了狭隘阴暗的民族文化心理，而《水浒传》肯定梁山好汉杀富劫商的行为，正是传统狭隘的“仇富思维”在作怪。如刘再复说：“中国人绝对平均主义背后则是病态性的极端嫉妒心理。《水浒传》时代就有这种心理，现代人变得更加疯狂罢了。‘智取生辰纲’的行为所以会让中国人（包括现代中国人）感到痛快，就是它迎合了中国自古皆然的嫉妒心理。……中国人富了之后，总是蒙受各种巨大压力，包括意识形态的压力，道德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文化心理的压力。富了之后没有安全感，这就因为富了之后面对的不仅是各种企图‘智取’他们手中的财富的江湖豪杰，还要面对无所不在的海洋般的嫉妒的目光和这目光背后的仇恨的毒液。”[7]

笔者以为，简单指责中国平民百姓的仇富心理，是不公平的。《论语·季氏》曰：“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孟子·滕文公上》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其中心思想是反对分配不公，反对以权谋私，反对见利忘义的。所谓“不均”，强调的是公平，而不是强调平均主义；所谓“为富不仁”，是强调财富要取之有道，而不是否定“仁义为富”。可见，中国人的仇富思想是仇视那些依靠不仁不义而致富的富人，而非一切富人。

《水浒传》写张青夫妇在十字坡开黑店，其打劫的主要对象是“那入眼”的“客商”，所谓“入眼的”客商，即有钱财的客商。武松因为“包裹沉重”被孙二娘“起意”打劫；朱贵开黑店与张青类似，只打劫“有财帛的”客商，无财帛的客商任其通行；李立开黑店麻倒宋江，也是因为宋江“包裹沉重”。好汉们聚义梁山之后对待客商的态度有所不同。第20回写晁盖吩咐梁山好汉们“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第71回写宋江规定：“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可见，梁山好汉大聚义之前打劫的主要是富商，有时劫财不夺命，有时劫财又夺命；大聚义之后打劫的主要是有钱官员，一般不劫客商之财。

梁山好汉之所以劫杀富商、富官，一方面是生存需要，另一方面便是乱世仇富心理的作用。黄波说：“想来这些客商还是以本分生意人居多吧，却糊里糊涂地断送了性命，你说冤不冤？”[8]本分规矩的客商冤屈而死当然值得同情，问题是梁山好汉们并不认为那些富有的客商是“本分生意人”，他们并非勤劳致富，并非善于经营致富，而是“不仁”致富、以权谋私致富。《水浒传》的作者们亦鲜明地表达了这种看法。第15回赋诗曰：“试看小阮三兄弟，劫取生辰不义财”；第28回赋诗曰：“行藏有义真堪羡，富贵非仁实可羞”；第31回填词曰：“福缘善庆，皆因德行而生；祸起伤财，盖为不仁而至。”在作者看来，梁山好汉打劫富人的不仁不义之财，是无可厚非的。

何以富人之财就是不仁不义之财？这种思维带有明显的乱世特征。古往今来不乏本分经营、勤劳致富又广行善事的好商人，如宋江、晁盖下令保护的财主黄文烨。但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推行封建专制统治，经商能否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府权势，所以商人行贿、官吏受贿、官商勾结的现象十分严重，往往形成了商因官而富、官由商而富的利益链条。尤其到了政治黑暗的乱世，许多官僚本身就是富甲一方的商贾，而许多富商则是把持官府的贪官，他们或以金钱开道换取更大的私利，或借权势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侵吞国家资财，他们的钱财称得上仁义之财吗？在高度文明的今天，这种官商勾结、亦官亦商的丑恶现象并未绝迹，那些贪官和煤矿老板、房产巨头等商人之间无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狼狈为奸，出卖经济机密，侵害国家利益；或制造伪劣产品，损害民众利益；或违法乱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或置工人生命于不顾，大赚昧心钱，然后用这些榨取的民脂民膏来维持他们的极其奢华的生活。今天的老百姓对腰缠万贯的富豪老板普遍印象不好，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心态视为一种狭隘的仇富心理。

更为关键的是，富商官商们的违法经营和巧取豪夺，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不安。《水浒传》重点不是描写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和乱世民生问题：社会极度贫富不均，一方面是达官显贵们奢华享乐，一方面是普通百姓苦苦挣扎。“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这首白胜在黄泥冈上所唱的民歌，形象地反映了平民百姓与地主官僚截然不同的生活处境。小说还描述了这种巨大的贫富差异：李逵的哥哥李达白天黑夜地在地主家打长工，“只博得些饭食吃，养娘全不济事！”菜园子张青一家几口曾进城谋生，可是“城里怎地住得？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而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每年送给岳父蔡京的生辰纲竟高达十万贯，相当于十万个平民百姓大约半年的生活费用。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是造成社会走向乱世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水浒传》真实地反映了乱世极度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和民众仇富的普遍心理，客观地揭示了经济民生问题对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梁山好汉的劫富行为以及作者反对为富不仁的态度，我们不可一概斥之为狭隘阴暗的“民族文化心理”，更不应该毫无根据地归结于所谓中国民众“病态性”的“绝对平均主义”。这是值得今天的从政者们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四、乱世犯法有理

如前所述，《水浒传》多写乱世杀人故事。俗语云：“杀人害命，国法不容。”而梁山好汉大多毫无法律观念，动辄采取杀人夺命的极端行动，十字坡开黑店、揭阳岭开黑店、朱贵开黑店等等故事，都属于违法犯罪性质。而作者对于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没有表现出鲜明的反感之情。抛开见惯不怪的乱世心态不论，这其中确实流露了作者的一种思想倾向，那就是反对做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弱者，而赞赏敢作敢为的强者。

诚然，无论是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孙二娘，还是遇险十字坡的武松、鲁智深，抑或其他好汉，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敢于反抗命运、敢于违法甚至反抗官府的强者。对于这群敢作敢为的强者，黄波称作“不安分者敢下辣手者”；吴越直截了当地斥责为“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盗匪[9]；王学泰则称之为不讲规则的“游民”，其中最典型的游民就是李逵：“一个社会必有共同认可的规范和道理，而李逵是不讲理的”，“‘我是前打后商量’，先揍你一顿再说。”[10]作者心中的英雄好汉，到了许多学者眼里为何变得如此恶劣卑下呢？这是因为学者们用治世思维去替代乱世思维，以现代标准去衡量古人作品。《水浒传》是乱世的产物，如果抛开乱世背景，单单挑出其中某一情节或某一句话来进行论证，自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比如，李逵有句名言：“前打后商量”，单从这句话看，不讲规则、目无法度的匪气在李逵身上显得非常突出。但如果从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看，李逵的言行却颇能让人理解。殷天锡倚仗知府高廉、太尉高俅的权势，强占了柴进叔叔柴皇城的家宅，将柴皇城打成重伤（不久丧命），柴进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说：“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则一针见血地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李逵虽然头脑简单，但对于乱世的认识却比柴进深刻。人类社会当然应有“共同认可的规范和道理”，国家的法令条款正是“共同认可的规范和道理”的权威体现。然而，乱世政治黑暗，国家法令条款不但不能主持公道正义，反而成了某些滥官污吏手中残害人民的武器，这样的法令条款还有一点神圣威严可言吗？显然，这类犯罪故事中包含了作者的乱世法律观：其一，乱世无法，官府枉法乱纪，法令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成为扰乱社会的“伪法”，即法令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其二，犯法有理，既然国法成为伪法，毫无正义威严可言，那么百姓就无须遵法守法，甚至可以犯法。

这种乱世犯法有理的思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作者首先描写了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者难以生存的乱世环境：王进循规蹈矩，结果被高俅逼得亡命关西；武大郎老实巴交，结果被西门庆毒杀；解珍、解宝严守官府条例，结果被毛太公陷害；柴进指望王法替他伸冤，结果被高廉关进死牢；林冲安分守己，结果被高俅父子弄得家破人亡……那么，在这种“人心毒如蛇”、“贿赂公行法枉施”的乱世里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作者认为只有奋起反抗才是出路。如果不是鲁智深挺身相救，安分的林冲就会屈死野猪林；如果不是李逵拳打脚踢，作恶多端的殷天锡就会逍遥法外。在李逵身上，更是寄托了作者的犯法有理的愤世思想和以暴制暴的反抗精神。小说第53回借罗真人之口说：“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第52回作者赋诗赞扬李逵打死殷天锡：“惨刻侵谋倚横豪，岂知天宪竟难逃。李逵猛恶无人敌，不见阎罗不肯饶。”《水浒全传》第38回作者赋诗肯定李逵：“贿赂公行法枉施，罪人多受不平亏。以强凌弱真堪恨，天使拳头付李逵。”认为李逵的拳头代表着“天宪”（上天宪法），是上天意志的体现；作者甚至认为一百零八好汉皆是执行天意的下凡的星曜：“只为奸邪屈有才，天教恶曜下凡来”（第15回），这当然极不妥当。但在“酷吏赃官都杀尽”、“我只是前打后商量”、“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之类的声音和故事中，无疑突显了作者“犯法有理”乃至“造反有理”的乱世思维，也充分彰显了乱世英雄们不屈的灵魂。

最后不妨做一个小结：第一，《水浒传》是乱世的必然产物，虽然不是乱世历史书，但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乱世政治、经济、民生、法律、战争等方面的问题，尤其集中地描写了乱世种种乱象和底层民众的风雨人生。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浒传》是一部乱世百科全书，具有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第二，《水浒传》的基本思想倾向，体现了鲜明的乱世特征，讨论《水浒传》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乱世背景，否则难免弃本趋末，不得要领。第三，梁山好汉是生于险恶环境下的乱世英雄形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高大完美的英雄，苛求他们、贬低他们、谴责他们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作者旗帜鲜明地肯定与歌颂他们，是对人类反抗勇气和不屈精神的张扬，对于常常处于逆境之中的中国民众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第四，历史故事也是一面镜子，可以比照今天的现实，具有可贵的警示意义。我们应将“十字坡现象”、“野猪林现象”等视为一种乱世独有的文化现象，用以警示今天的从政者们，唯有清明的政治与健全的法制才能避免“十字坡现象”、“野猪林现象”的重演。

注释：

[1][10]王学泰：《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傅光明主编：《品读〈水浒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第177页。

[2][4][6]张佳：《从“人肉包子店”说开去》，椰城，2011年，第2期，第59页，第58页。

[3][9]吴越：《〈水浒传〉究竟是写英雄豪杰，还是写土匪强盗》，《水浒争鸣》（第11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第294页。

[5][8]黄波：《十字坡上的冤魂》，同舟共进，2005年，第9期，第46页，第45页。

[7]刘再复：《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文化批判》，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5-36页。

（王前程 湖北宜昌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44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