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循吏列传》看我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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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积极探寻古代廉政文化中的思想源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史记》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出发，分析了《史记》设立《循吏列传》的意义，进而阐释了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史记；循吏列传；廉政文化
[作者简介]刘建秀（1962-），女，汉族，现工作于郑州轻工业学院，任郑州轻工业学院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8-0026-02
我国古代廉政文化思想是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丰富、内涵深刻，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经验，以史为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具有广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为政之道，为政之德和为政之术的有机结合。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古代廉政文化，考察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古为今用，有利于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一、《史记》中蕴含的廉政思想
《史记》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其中蕴含着诸多反腐倡廉素材，包括“以民为本”、“尚廉”、“尚贤”、“以德为先”等廉政思想精髓。司马迁的《史记》首先设立《循吏列传》，后世正史纷纷仿效，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
《循吏列传》是《史记》列传的第五十九篇。“循吏”是指守法循理的官吏。《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贤良官吏的事迹。五人中，四位国相一位法官，都是位高权重的社稷之臣。其中，公仪休、石奢、李离，皆清廉自正，严守法纪，甚至甘愿以身殉法，维护君主和纲纪的尊严，孙叔敖与子产，仁厚爱民，善施教化，以政宽得人和，国泰而民安。
《史记》中概括说明设立“循吏列传”原因的文字有两处，一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史记·循吏列传》前面的小序。前者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意思是说按照国家法令、事物的情理办事的官吏，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和才能，虽无百姓称赞，但是没有什么过失，因此作《循吏列传》。后者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意思是说国家设立法令和刑罚，是为了引导民众守法向善，禁绝邪恶诈伪之事，即使国家法令和刑罚不完备，但是善良的民众依然能够心存畏惧，修养身心，是因为为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法纪。官吏奉守职责，遵循情理，社会就可以安定，何必严刑峻法呢？《史记》共设立十一个“类传”，在每一类传中，都集中描写某一类人物。司马迁设立“循吏列传”，并且将其放在一般类传之首，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对廉政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二、《史记》设立《循吏列传》的意义
《史记》是司马迁的职务性作品，更是他表述自己思想的载体。司马迁是一个史学家，更是一个思想家。《史记》设立“循吏列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一）为官吏树立循吏的基本标准
什么是循吏？一个官吏如何成为循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循吏列传》中从正面阐明了循吏的基本标准，即奉法、奉职、循理、廉洁、兴利、施教，反面的标准是伐功矜能和严刑峻法。但是一方面，作为史书，《史记》不能写成政论性的文章，循吏的“循”必须通过历史记载予以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一个循吏不可能体现“循”的多重标准，因此司马迁要为多人立传，这些人作为个体既有循吏的个性特征，体现出循吏的部分标准，同时作为循吏的群体画像，又共同组成了循吏的多重标准，从而树立了循吏的典型，为官吏树立了循吏的基本标准。
在写作手法上，《循吏列传》不是全面介绍个人生平，而是突出表现“循”，尤其突出表现“循”的一个方面。《循吏列传》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五位循吏，其中楚相孙叔敖主要是施教导民，维护百姓利益；郑相子产移风易俗；鲁相公仪休奉法循理，清正廉洁，连别人送的自己喜爱吃的鱼都拒收；楚相石奢、晋国法官李离不惜自杀以正国法。同样是奉行国法，但是石奢、李离两人自杀的原因并不相同：石奢因为自己没有遵守法律而自杀；李离因为下属错判错杀人命，他认为这是自己作为上司的责任，以死偿命。这些不同的循吏展示了“循”的不同内涵。
为了进一步突出循吏的特征，《史记》还撰写了《酷吏列传》，用酷吏的标准和酷吏的形象与循吏对比，使循吏的形象更加鲜明。
可见，《史记·循吏列传》通过树立循吏典型，展示了循吏的基本标准。孔子删节《春秋》，以一字寓褒贬，而乱臣贼子惧，显示出史书的巨大警示作用。
（二）倡导吏治观念
吏治观念是司马迁“一家言”的重要部分。司马迁深切关注社会现实，具有担当社会责任的自觉。司马迁以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和孔安国为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的吏治观念是崇尚德治教化，在此前提下，他强调法治，主张执法公正，依法办事，但是又反对严刑峻法，贬斥酷吏。司马迁正是借《史记·循吏列传》表现了他的吏治观念。司马迁希望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而实现吏治清明的目标，循吏起着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深知循吏在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希望作为国家法律执行者的官吏能成为循吏，民众接受道德的引导，接受礼仪的约束，顺从教化，各安其位，政治就会达到清明之境，天下就能安定。
《史记》中的五位循吏，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而《史记》中的十四位酷吏，却都是汉代的；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许正是作者司马迁刻意安排的。这种褒贬，正是史家思想观念的展现。
（三）让循吏精神得以传承
对于文字极为简约的《史记》来说，设立“循吏列传”的首要目的，是司马迁要在史书中记载和表彰循吏，使之精神得以传承。在司马迁看来，能够达到循吏的境界是不容易的，他们有资格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史记》中留下英名。同时，司马迁也以此举昭示、激励后人，循吏，即使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即使不能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同样会被历史铭记。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千载以下，后人依然可以通过《史记·循吏列传》传颂这些循吏的事迹，了解、追求循吏的基本标准，分析、揭示司马迁的吏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循吏列传》是《史记》的人民性的重要体现。
三、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实价值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自成体系。一方面，儒家形成了以“仁者爱人”为主体的丰富的廉政思想，另一方面，法家提出了一整套操作性较强的廉政方法，这些内容包括廉政制度、廉政教育、廉政行为等，并尝试过高薪养廉和道德自律等多种模式。
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今之价值体系提供借鉴。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思想文化基础和政治思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继承、发扬、创新古代廉政文化内容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内容可以直接从我国传统廉政文化中找到渊源。二是能有效激发社会正能量。古代廉政文化中广为传颂的这些清官廉吏，会在不同程度上激发社会正能量，同时也在激励后世从政者在廉洁从政具有一定的积极带动作用，对“倡廉”氛围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史记·循吏列传》创造了“循吏”这个词汇，并提出了循吏的基本标准，同时树立了循吏的群体形象。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标准，是奉法、奉职、循理、廉洁、兴利、施教，基本体现了官吏的德、能、勤、績、廉，这当然不是官吏的全部标准及其内涵，但是，作为基本标准，在今天也并不过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官吏自身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廉洁自律，兴利除弊，才有施教的自信，才能达到施教的效果。所以，《史记·循吏列传》所揭示的廉政思想和廉政措施，对于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和廉政文化教育，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李方菁.古代廉政文化对中国特色反腐的现代意义[J].人民论坛，2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