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回望

新世纪十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再次引起学界关注，从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主持的“广松哲学系列”翻译到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主持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他们表示其共同的目的，就是想向中国学术界，主要是向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推荐一个新的学术前沿领域。由此，学界也开始关注：“日本马克思主义”能否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像“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样，构成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

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引起关注，这与中国学界在新的历史时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深化、需要从原始文献出发加强学术性研究等动向是紧密联系的。实际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形成时期，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名词，现在一些研究者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总结，事实上也适应于此前半个世纪就出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由于“二战”之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作为一种“反抗的哲学”而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压，所谓“日共马克思主义”常常处于分化状态，因此，也很难说什么是日本正统马克思主义“教义体系”，到“二战”结束之后才“作为一种理论和意识形态”在日本取得合法的地位。回顾一下民国时期中国学界所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及其对它的批评，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且对于认清民国时期中国学界对同时代日本思想研究的状况也不无裨益。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觉悟》（《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其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其中提到（书名后的数字为引者所加）：

在我们中国，现在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很少，我们将所有的照易难的次序分别列出来罢：

关于全豹的：

一、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培天译）①

二、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②

关于唯物史观的：

一、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③

二、经济史观（塞利格曼著，陈石孚译）④

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高畠素之著，夏尊、李继桢合译，新时代丛书社）⑤

四、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丛书社）⑥

关于阶级斗争的：

一、阶级斗争（柯祖基著，恽代英译，新青年社发行）⑦

关于经济学说的：

一、马克思资本论（马尔西著，李汉俊译）⑧

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斯著，袁让译）⑨

三、马克斯经济学说（柯祖基著，陈溥贤译）⑩，此外还有高畠素之著李达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生田长江、本间久雄合著周佛海译的社会问题概观里面，也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部分叙述，也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

上面提到十二种书籍，其中①⑤ 四种的作者是日本人，占了三分之一。再仔细调查，其中⑧是上海新文化社一九二○年出版的，转译自日本人远藤无水翻译的《通俗马格斯资本论》（文泉堂一九一九年出版），⑩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乃转译自高畠素之的日译本《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大镫阁一九二○年版）。②③是参照堺利彦的日译本翻译的。该文作者李汉俊（一八九○——一九二七）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家里召开的。他曾经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代表。由于与陈独秀、张国焘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他后来虽然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如上文标题所示，仍然坚持主张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由上文可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施复亮（一八九九——一九七○），对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有重要贡献。他一九二○年六月在上海参加起草党纲，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施复亮留学日本，担任东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一九二二年他也加入了国民党。国民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施复亮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之后他作为民主人士从事教育与文化工作，抗战胜利后，积极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他翻译有高畠素之的《马克思学说概要》（一九二二）、《资本论大纲》（一九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理想及其实现的过程》、栉田民藏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学上的位置》（以上两篇收入范寿康等译著《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版）；山川均的《资本制度浅说》（一九二六）、《辩证法与资本制度》（一九二九）、《工会运动底理论与实际》（一九三○）；石滨知行的《唯物史观经济史 中册 资本主义经济史》（一九二九）、福本和夫的《社会进化论：社会底构成及变革过程》（一九三二）、永田广志的《现代唯物论》（一九三七年与钟复光合译）等等。他的翻译是有选择的、主动的，他的思想由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自愿变成一个“单纯的革命的国民党员”，是否与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李达(一八九○——一九六六)在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也功不可没。除了上面提到的《唯物史观解说》（中华书局一九二一年版）、《社会问题总览》（同上）之外，他还与人合作翻译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河上肇著，昆仑书店一九三○年版）、《社会科学概论》（杉山荣著，昆仑书店一九二九年版）等著作，以及山川菊荣的《劳农俄国之结婚制度》、《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佐野学的《俄国农民阶级斗争史》等论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论著翻译出版最多的大概要数河上肇的著作，如温盛光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九二八）、陈豹隐译的《经济学大纲》（一九二九）、周拱生译的《唯物论纲要》（一九三○）、巴克译《唯物史观的基础》、郑里镇译的《唯物史观研究》、江半庵译的《唯物辩证法者的理论斗争》（一九三一）、江伯玉译的《马克斯主义经济学大纲》（一九三二）、邓毅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九三六）等等。除了上面提及的，值得注意的还有佐野学的《无神论》（林伯修译,一九二九）、《唯物论的哲学》（巴克译,一九三○），堺利彦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吕一鸣译,一九二七）、河西太一郎、猪俣津南雄、向坂逸郎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萨孟武、樊衷云、陶希圣译,一九二九）、平野义太郎的《法律与阶级斗争》（萨孟武译,一九三○）、猪俣津南雄的《金融资本论》（林伯修译,一九二八）、户坂润的《科学方法论》（谭吉华译,一九三五）、永田广志的《科学的历史观》（阮均石译,一九三七）、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罗叔和译,一九三四）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重要派别代表人物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还直接从日译本或参照日译本转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比如上面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程始仁根据河上肇的辑本编译的《辩证法经典》（上海亚东书局一九三○年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十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彭嘉生参考佐野文夫的日译本译出，上海南强书局一九二九年版）、《反杜林论》（吴黎平据俄、日两种译本译出，一九三一年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等。

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除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因素之外，日本、苏联和欧美马克思主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特色及其具体作用如何，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杨瑞六（一八八五——一九六六）早在一九二○年八月就提到。他说：“今不数年，而马克思之名喧传于全国。上自所谓名士，下至初级学生，殆无不汲汲于马克思学说之宣播。其原因果何在乎？岂有此俄国多数党之胜利有以影响于我国之思想界乎？抑西欧工党社会党之活动直接传布于我国之青年学子而后波及于全国之人心乎？两者均不似也。俄国之革命虽轰动全世界，且据报告所传，中国工人有在俄组织军队者，有组织工党者，然窃观今日学界所用以鼓吹之文字，似不自俄国直接输入而来。此固易解，因国人习俄文者不多，俄国革命之真相且不易了解，而况乎革命之原因与其动机乎？至于西欧工党社会党之活动，固欧战停止后惹人注目之事，而当战时，则均闻其无声也。即最近事实亦不若我国鼓吹之甚。岂耶稣死于小亚而生于欧洲乎？或释迦死于印度而生于中日乎？我不信传播如是之速也。或以为我国近来每事取自日本，社会主义亦不过其一例耳。此说或可征信，盖日本近年来鼓吹社会主义，可谓空前大活动。”（《马克思学说评》，载《太平洋》二卷七号）由此可见，至少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学界在接受和吸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与日本学界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开始围绕明治维新及日本资本主义性质进行论争几乎同步，中国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力图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实际。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二七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展开之前，以《孤军》杂志为阵地，以留日学生特别是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的中国学生，如杜国庠、王学文、萨孟武、周佛海、郭心嵩为核心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五年进行长达两年之久的“经济政策讨论”。经过讨论，在理论上出现了分化，加上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一些早期的中共党员也出现了“转向”。当然这种转向与以佐野学等为代表的许多日本共产党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转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加以比较研究，也有耐人寻味之处。

当然，当时中国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有各种不同的立场，甚至不乏批评之声。比如有站在向日本学习的立场上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日本当代思想家的，也有想通过介绍日本当时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来推测将来日本的走向和前途的。前者如郑里镇的《介绍日本现代思想评论家》（《新声》一九三○年第一、三至四期合刊、五期连载），其介绍的目的是有感于：“日本自维新以来，为时不过数十年，而已列入一等强国，与欧美先进各国争雄。虽曰全系战胜我国及俄国之成果，然其各种科学文化之发达，实有不可轻视者。……反视我国，其如何乎？我国所谓大学问家也，有价值书也，既寥寥可数，而名副其实者，更少中又少，良可叹息。倘不急起直追，实事求是，借镜他人，取长补短，国家前途，殊为危险。日本现代之思想家评论家，容有尚不及欧美之进步，然较诸我国，实远出于其上。”其中介绍福本和夫时，指出他“为马克思主义之一主张者。其著作有《唯物史观与中间派史观》、《社会之构成与变革之过程》、《经济学批判之方法论》、《无产阶级之方向转换》、《理论斗争》等。其个人杂志《马克思主义旗下》已发行至六号，氏又为《马克思主义》杂志之一指导论客”。提纲挈领而且能够动态地把握其最新状况。

后者如高宗武以记者身份发表的《日本思想界最近代表人物》（《中央时事周报》一九三二年第一卷第五至九期连载），介绍了自己所关注的几位人物：佐佐弘雄、河上肇、大山郁夫、长谷川如是闲、山川均、土屋乔雄、有泽广巳、小船信三和高田保马。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现在如何的变化，以及将来要走入如何的途径”，“当可由现在几位支配日本一般社会的思想家身上，推想出几分来”。如他介绍河上肇，一方面对他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极有权威者”充满敬意，说：“他的唯物史观的讲义，把日本青年学子的热血，沸腾起来，一时日本青年中之醉心马克思主义者，因之多讴歌河上博士。”指出：“现在我国陈豹隐先生所译的《经济学大纲》，或者可以说是博士在此二十年中所研究出来之结晶品。”另一方面也提及河上肇：“博士与大山郁夫因劳农党的问题决裂之时，大山公然批评他说：‘河上生平，都是书本工作，重理论而漠视实际，此其所以不能与我们合作的最大原因。’记者对于博士的批评，与大山氏的意见大同小异。博士今后的生命，恐怕依旧脱不了书本生涯。反动思想的风暴一过之后，博士仍旧不失其为日本思想界中心人物的地位，这是我敢预断的。”而在介绍“攻击马克思学说之小泉信三”中写道：“他平日与土方成美、高田保马两博士站在共同战线，努力于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他们的意思想从理论方面克服马克思经济学，以维持其现存的布尔乔亚经济学，但是虽以他们天生的聪明和经年累月的努力，结果终不能移动如妖怪般可恐憎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毫发。在反方面来说，就是证明布尔乔亚经济学的破绽，同时是表现他们之无能力，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一回事。”

此外，还有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分析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成因、特点及其善导的方法。陈彬龢的《日本思想界的危机》一文，是他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讲演而由江汇益笔记，分两次刊于《新纪元周报》一九二九年第八期和第十期。在第十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括性分析。他说：“现在日本的流行思想是什么，那不消说自然是社会主义了。”接着他分析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在大战前后，日本的经济方面，已经逐渐趋于资本主义化；国内生产机关，发生为少数资本家独占的现象。至于政权，亦在军阀官僚的掌握内。资本家往往与政府狼狈为奸，因此，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都与资本家有利，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社会不平的畸形状态。社会主义的思想，遂于此勃然而兴了。”而他明确指出所谓日本思想界的危机，就是指社会主义。他说目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左倾的倾向，赤色倾向逐渐明显。他认为：“我们不能怪日本青年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怪日本容纳这种主义的思想和条件。所以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是怎样的压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应该是怎样的从理论上求一可以相代的新信仰，一面满足社会改造的理论体系，一面安排国家建设的实际方针。”最后他表示：“鄙人敢‘不揣冒昧’地向各位介绍敝国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的确是世界最完备的主义，可以给贵国参考和模仿。不然若一味采取高压手段，表面上虽说排斥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反在帮助或促进马克思主义的扩大，其前途的危险，真不少呢。”

而在民国时期能够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纳入到整个日本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加以定位的，还是朱谦之。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发表的论文《日本思想的三时期》中对日本思想史上第三时期“社会科学时期”的代表性思想家中的“社会主义派”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他说：“现在日本思想界最有影响的，确是那介绍辩证法的唯物论同情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几位思想家，如福本和夫、佐野学、大山郁夫等。他们前前后后一面从事实际的政党活动，一面专心著译。”并且举出三位辩证法、唯物论方面的代表加以分析批评，即福本和夫、河上肇和三木清。如他评价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说：“上篇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可算日文中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最好参考书了。但是河上氏因他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倾向（堺利彦也这样说他），其所谓唯物史观，究竟是否和马克思、燕格尔的唯物史观完全一致，很是问题。”并且还进一步论到其辩证法，他根据日本思想家土田杏村的批评，而对河上肇的“辩证法，是否真是唯物辩证法”发生怀疑，又根据三木清对河上肇的批评，而感到“在我国思想界所认为日本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也是不可靠极了”。但是他最后表示：“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将来，应该有个新的发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开倒车’，便只有更彻底地倾向于实践与理论合一之真正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思想了。”表现出来对这一派思想的同情。

中国学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大体可以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年期间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新时期三个阶段。在民国时期，中国对包括日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的研究和介绍，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可以说抓住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不同的侧面。但是总体而言尚不够深入，而且其批评，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那时的学者不论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大多能学术地对待，重视学理的研究，注意收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文献资料。如朱谦之一九二九年去日本留学，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还可以给他一个“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之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他也不惜重资搜集历史哲学相关资料，他后来回忆说：“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现藏即有中、苏、英、日四种版本，而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的日译本，尚是我在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在东京岩松堂夜间购得，时距该书发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纪念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也经历从民国时期的“反抗的哲学”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形态”的巨大转变。而新世纪以来，学界又开始大量地译介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论著，这为我们研究新时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系统的文献资料。而重视文献考证和原始文本解读的“学术性”被视为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从文献出发的科学态度，如张一兵教授所言，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新世纪出现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如果具有民国时期相应的学术史视野，我们就能够对这一新进展的某些关联看得更加清楚。我相信这种新进展的重要成果，不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大有裨益，而且对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也同样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