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冈典嗣的“日本精神”论与近代日本思想史学

摘 要村冈典嗣是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和重要先驱。伴随着近年来“村冈文书”的整理公开，沉寂半世纪的村冈研究开始在日本学界兴起。其在战时的学说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村冈战时提出的日本精神论与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思路息息相关，典型地显示出其作为史学家和学科开创者的特色。该论说体现了国际视野与民族主义的碰撞，以及西方史学理论同日本历史的结合，在具有时代局限性的同时又富有前瞻性，是解明村冈思想的一个关键，对今日史学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关键词村冈典嗣，日本思想史，“日本精神”，“传统的发明”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8）18-0021-06

“日本精神”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社会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化过程中兴起的一个标志性用语。当时，为应对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左倾思潮，尤其是教育界所谓“赤化”现象的加剧，日本政府迅速建立了一系列“思想问题”应对机制。以1933年8月内阁通过《思想善导方策具体案》为标志，确立了“阐明和彻底普及作为国家指导原理的日本精神”的思想统制战略，旨在兴起一场不惜“利用一切机会，在社会各个方面阐明、普及、贯彻日本精神的永久性运动”。①另一方面，同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上进一步被孤立，也加剧了日本上下对于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日本国民特性的宣扬。由此，关于“日本精神”的论说呈现爆发式增长，并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化，与继起的“国体明征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合流，成为了席卷二战时期整个日本社会的风潮。日本精神论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宣传式说教和感情式喧嚣的重复。但同时，其中又不乏一些颇具特色的观点，不能简单视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弃之不顾。尤其是各界代表人物出自不同视角的论说，为全面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分析各学科领域与时代的结合方式，了解近代日本思想的诸相，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

村冈典嗣（1884—1946年）是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科的创始人。②他毕生致力于为新兴的思想史学科赋予实质内容和理论基础。村冈以江户时代的国学、神道为研究重点，对自神代至明治维新的日本思想史主要人物与著作皆有涉猎，又通晓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近代德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位学贯古今东西，实证与理论并重的思想史家。其在战时所构建的“日本精神”论就典型地体现出其作为史学家和学科开创者的特色，对今日的史学研究也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作为一位重要的学界先驱，村冈在战后却受到了冷遇，被置于无人问津的状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与村冈战时论述“日本精神”而引发的避讳不无关系。③这同样也是村冈重回学术视野的一个契机。20世纪末，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学界也兴起了对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的反思。思想史、民俗学、国文学等与“日本的东西”密切相关的学科的研究者们言论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性被重新提起和揭露。进入21世纪，伴随着村冈主要著作的再版，以及日本东北大学自2007年起、至2012年10月完成的村冈遗稿整理与公开工作，村冈研究逐渐开始步入正轨。可以说，“村冈典嗣的‘文艺复兴’正在到来”。①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具体地传记上或系统地思想上的研究，村冈通常只出现在各种史论的只言片语中，逐渐失去了实体而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在村冈研究重启的今日，当务之急是回到其所成长的时代，在其个人的经历与学问的创立过程中分析其所直面的处境，恢复具有实质内容和个性的村冈像。村冈的“日本精神”论问题也是同样。如果仅从政治时局与学者的关系角度来看，村冈或许只是战时体制下众多面临坚守学术立场与顺应时局两难选择的学者中的一员。其“日本精神”论也只是主动或被动顺应战时宣传而产生的言论的一种。这对于真正认识村冈及其思想是远远不够的。应当看到，村冈的“日本精神”论，植根于这位日本思想史学开创者对于历史与史学本身的思考。只有首先从这一点出发，才能重新发现村冈所论的特色，以及当时新生的近代日本思想史学发展的实态。

村冈的日本精神论，一言以蔽之，是分析源自上古的“丹心”（あかきこころ）、“清明心”（きよきこころ）如何体现在日本国民精神自古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种国民性论。论证这种国民精神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工作，又体现为村冈的国体思想史研究。村冈主张国民精神研究必须以历史研究为依托。其“日本精神”论正是一套关于日本历史发展的论说，也是村冈史学研究法的体现。这种日本精神论，是发端自明治时代的村冈历史思考发展的必然结果。

“丹心”或“清明心”的提法在萬叶和歌与记纪中已经出现，是日本古来思想中相对普及的概念。这一概念重视干净、纯粹之感，指一种至诚的心情。体现在国民性上，是一种与客观性相对的“主观的性格”。②以日本古来的美德来定义日本精神，这在当时五花八门的日本精神论中并不特异，甚至可谓是老生常谈。③但村冈所论的特色首先在于，他是将日本精神论作为一种历史理论。也就是说，一般论者倾向于从日本不同时空的各种事例中，概括出数种乃至十余种美德作为日本精神。而在村冈这里，“丹心”“清明心”贯穿了其所构建的整个日本思想史，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按照村冈的论述，“丹心”“清明心”存在于太古人世界观的根底之中，体现为一种“朴素的最善观”。自然即善，“不可能存在着在现实世界以上的善的世界”。④这种世界观在上古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万叶集》中。村冈所归纳的万叶精神，是一种单纯、明朗、雄健、现实的精神。这种精神，“或者应当称为健全的人性，即是上代文化的原动力”。⑤在武士支配的时代，“丹心”“清明心”体现为“正直”的实践道德。武家法典《贞永式目》、伊势外宫派神道教义都以之为精神内涵。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更首次将其发展为一种政治伦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了近世，“我们在《神皇正统记》中所明白的，作为日本精神本质的‘正直’，同样在国学中得以论证”。⑥村冈指出，国学的学术精神，正是“爱智慧”的“哲学的精神”，是“爱柏拉图，更爱真理的精神”。⑦这种去伪求真的态度与自古以来的“丹心”“清明心”的国民精神一脉相承，推动了日本思想不断进步，走向近代。

从村冈的日本精神论中，可以发现两个稍显特异之处。其一，战时日本精神论的产生，本意在于论述日本思想与国民性的独一无二。而村冈的“日本精神”论，发端于日本上古的“丹心”“清明心”，却落脚于“爱智慧”“爱柏拉图更爱真理”的古希腊精神。其二，“丹心”“清明心”所强调的，是一种“主观的性格”。然而村冈所论的“日本精神”的历史，却明显是一种重视真实、立足当下的现实主义的国民性的历史。这两方面的矛盾，既是源自村冈的个人经历与学养而产生的特色，也是基于近代德国哲学、史学方法建立起来的村冈思想史学的必然结果。

首先，关于村冈“日本精神”论与古希腊精神的关系，从普遍的角度来看，在论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试图将本国思想纳入以西方为标准的近代化之流中，是日本乃至整个后进的非西方世界自近代以来难以摆脱的视角。作为日本战后思想代表的丸山真男也从村冈所论的包含近代化契机的国学中得到过重要启发，展开了自己的近代化论。①而从村冈个人的思想形成史来看，这一论说又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村冈谈论希腊，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论述近代化的问题。作为村冈毕生指导者和亲密友人的波多野精一（1877—1950年）常常言及村冈思想史研究之路的起点——村冈从少年时起即寄宿于其亲戚国文学者佐佐木弘纲、信纲之家，受到了以《万叶集》为代表的日本古代精神的熏陶。此后，村冈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洋哲学专业，“在我（波多野）的课堂上首次接受了希腊的文化与思想，感受到这两种精神的类似性，成为了希腊的尊崇者。同时为了究明西洋精神的深刻性，亲近于19世纪的历史神学”。②《万叶集》、古希腊以及日本国学在村冈所成长的强调立身出世、实利主义的明治时代都备受冷落，却成为了村冈最为热衷的学问，也形成了村冈一生思想的特色和不变的底流。这是一种崇拜古典、向往人类童年，试图从中找出一贯的、健全的人类精神的理想主义。村冈在万叶精神与古希腊精神的类似性中看到的，正是这种立足现实、乐天高朗、朴素雄健的人类精神。从日本历史中发现这种精神，就构成了村冈的“日本精神”论。

其次，村冈是如何将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总结为“主观的性格”的？“丹心”“清明心”的本意是强调至诚的心境，的确意味着一种主观性。但村冈在论述这一日本古典概念时，置于念头中的，应当是西方的“敬虔”概念。1911年，27岁的村冈出版了自己的首部专著《本居宣长》。书中对本居宣长其人与学术做出了总结，认为其特色在于：一方面在学术上贯彻实证主义并排斥道学说教，另一方面对于古人的意识原封不动地崇信，达到了一种客观纯学术与主观纯信仰的矛盾中的平衡。宣长能够形成并维持这一特色的原因，“想来正是在他人格的本質中有着可贵的敬虔的心情的缘故”。③村冈所论的“敬虔”，主要是一种绝对信仰的态度。通过“敬虔”，村冈将对于客观真理的追求建立在对于至高无上的精神性的向往的基础上。这是村冈至少从《本居宣长》起就已经奠定，并贯穿于村冈思想史研究始终的一种基本视角。村冈也正是用这种视角，将自己所坚守的学术研究与“日本精神”“国体”连结起来。

“敬虔”的概念，植根于村冈的知识背景之中。在早大的学习，尤其是波多野精一这位基督教哲学者的指导，不仅使青年村冈接触到了近代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唯心哲学，获得了当时最新的理论方法，更进一步，也激发了他的宗教情操。村冈专程赴德国人开办的新教神学学校进行了学习。其所热衷的古希腊相关知识，不少也是通过近代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习得的。由于最终转为从事日本思想研究，村冈的西方哲学与历史理论知识相对驳杂。对此，至今学界尚未进行清晰的梳理。但关于村冈“敬虔”概念的来源，特别想要提起关注的，是近代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 D. E. 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的思想。村冈出版的第一本译著《宗教哲学概论》（内田老鹤圃，1907年）的作者，法国神学家萨巴蒂耶（L. A. Sabatier，1839—1901年），④以及自《本居宣长》起就成为村冈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范本的德国文献学家伯克（A. Boeckh，1785—1867年），二者的思想都与施莱尔马赫直接相关。从“敬虔”思想，到历史研究中的心理观察法与解释学方法，村冈的思想与施莱尔马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村冈的研究之路与当时的许多日本学院派学者一样，在方法论上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基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近代德国人文学科的影响。这是村冈历史研究走向“日本精神”论的学理上的必然。

可见，村冈的“日本精神”论与其早期学术背景一脉相承，有着与战时喧嚣不同的思考底流，体现了国际视野与民族主义的碰撞，以及西方史学理论同日本历史的结合。但同时，村冈与“日本精神”“国体”相关的论文和讲义出现于1933至1945年，归根到底是其战时与晚期的成果。这不仅是特殊时局影响的结果，也与村冈在构建日本思想史学中的新思考与面临的新状况密切相关。

村冈研究重启的背景，是20世纪末兴起的民族国家论潮流。出于对于近代学者思想中潜在的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出现了关于村冈思想史的两个常见论断：其一，村冈的日本思想史通史即是国体思想史。①其二，村冈思想的意识形态性体现在“他将这种日本的东西、国体思想的存在，设定为预先的自明的东西”。②如果将“国体”论、“日本精神”论，即村冈1946年去世前最后的成果视为村冈思想发展的最终结果的话，上述论断的确是村冈不得不面对的指摘。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论断遮蔽了村冈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日本精神”论在其中的关键地位，这正是本文试图还原的。

村冈毕生都致力于为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但在研究的具体内容上，村冈的成果未必是富有体系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村冈对于在学科建立初期就贸然写作通史，是持谨慎甚至是批判态度的。③他指出，在该学科的各个方面都尚未建立起来的当下，“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暂时不得不仅限于特殊研究上。现在我们以一人之力，尝试进行日本思想史全体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④尽管也强调要在适当之时开始一般性研究的尝试，并将其当作自己退休后的一大任务，但村冈着力主张的，是在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对个别对象进行整体而又精致，实证而不陷入细枝末节考据的研究。另一方面，村冈的关注对象本身就涵盖古今东西，其研究范围也相对分散。这在40年代就被家永三郎指为是“止步于局部的研究”。⑤而且村冈在思想史的写作中并不打算引入社会经济的视角。他归根到底是以天才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作为研究对象的。其结果是，“对这些对象进行处理的个别论文，在现在仍然有着可以作为出发点的意义。但当他们作为通史被排列起来的时候，最多不过是穿在绳子上的几个珠子的样子，相互的关联并不明确”。⑥因此，无论是主观主张还是客观结果上，村冈的思想史研究的确与通史写作保持了一定距离。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战时时局下完成的，以“国体”“日本精神”为线索的一系列讲义就集合成了村冈生前几乎唯一的日本思想史通史。因此，将村冈的思想史通史等同于国体思想史，必须首先认识到村冈对于通史写作的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村冈的“国体思想史”“日本精神论”纯粹是战时体制的产物。早期的村冈热衷于纯学术与学者的问题，以古希腊为理想，追寻普遍的人类精神，并未主动论及天皇、国体等。正是时局的发展所带来的状况，拷问着村冈对于日本思想史本身思考的极限。其思考的最终结果，就是上述今人学者所指出的，村冈将这些“日本的东西”视为了预先自明之物，暴露了其论说的意识形态性。该论断尽管在结果上无可厚非，却并未论及此间村冈思考的重要过程与所面临的状况，而这些恰恰体现了村冈思想的特色。

应当首先注意的是，村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本身是将破除日本精神的预先自明性作为其“日本精神”論展开的前提的。村冈主张：“所谓日本精神，应当是历史性的东西，继而是历史性的日本的个性。”⑦他反对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比附，将日本精神与原始时代的某些概念联系起来。为此，村冈对古来的“日本精神”论进行了梳理，指出作为日本精神论源头的“大和魂”论并非发源于太古，而是平安时代才首次出现的。进而又论述了从《源氏物语》、菅原道真，到垂加神道，再到国学中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及其门流，最终到幕末志士吉田松阴的“大和魂”论，分析了日本精神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含义。①发展到近代日本，村冈认为日俄战争后兴起的，以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为代表的一系列国民性论，是近代科学学风滋养下的新日本精神论。村冈尤其赞赏国民性论中与其他国家、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了自己的日本精神研究中。②此外，他对于日本的国名、“天皇”称号的来源也进行了同样的历史性解析，指出了这些概念原意的朴素性和形成过程中外来思想的影响。③

在“日本精神”论的展开过程中，村冈论述了关于日本精神研究的一整套方法，充分体现出了作为学科开创者的自觉。在历史研究工作的具体操作上，村冈的《日本精神史方法论》基本是对于其一贯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复述。更具特色的，是其对于“日本精神”研究范围的界定。村冈反对将日本精神当作不加反思的宣传语，也反对将其视为纯粹抽象的哲学概念。④他提出，“日本精神”应当是一种“中间原理”。它不能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原理，如理性等；也不能是各国皆有而缺乏个性的概念，如爱国等。同时它在本国应当具有贯穿全体国民及整个历史的一贯性，还应当具有理想的规范价值，并且是确实曾经被实现过的。而这些全部的特性归结起来，正是历史性。⑤村冈表示：“所谓日本精神，是在我国的历史中产生的国民精神，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历史的精神。这也为阐明日本精神究竟为何物提供了方法。”⑥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这一点是村冈本人承认并积极主张的。⑦

如上所述，村冈对于国家意识并非源自远古，“日本精神”更是一个近代概念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不懈的强调。1940年，以大胆的批判与疑古意识进行日本上古史研究的津田左右吉被右翼分子以“对天皇不敬”的罪名进行起诉，相关著作被禁，并被迫辞去教职。相较之下，村冈不仅没有遭受非难，甚至在事件后接替了津田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院校的课程。这是由于村冈没有像津田一样，达到质疑早期天皇与《古事记》等文献真实性的程度。相反，村冈的解构至此到达了其界限。他表示：“在对于日本精神的否定之中，积极地进行思考的话，其结果是除了皇室中心的国体观之外再无其他。”⑧这正是前述的“丹心”“清明心”背后最终的精神根基。在此，我们看到了村冈思想史中的“自明的”东西。

将皇室中心的国体当作日本思想史上的自明之物，并非仅仅是村冈响应战时时局而做出的论断。从其思想史本身的方法论来看，村冈属于坚信即使伪史料中也有真历史的一类史家。也就是说，“神代传说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和荒唐无稽的性质，并不有损于其价值，反而道出了其原始的真实性”。⑨村冈并不认为天皇具有神性，但却承认“天皇即神”的思想是自古便存在的，是真实而朴素的古人观念的反映。而从学术与思潮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村冈急于围绕天皇中心的国体，重建日本精神的历史，也是当时所面临的新状况的产物。这就是“张伯伦式疑惑”所带来的问题。

村冈在讲义与论文中多次提到当时著名的日本学家张伯伦（B. H. Chamberlain，1850—1935年）及其《新宗教的发明》（1912年）一文。⑩张伯伦文章的主旨，在于论述在并无特定宗教信仰传统的日本，当时所兴起的“忠君爱国”思想是由明治的官僚政治家们为了现实目的发明出来的一种新宗教。这一观点对村冈产生了很大刺激。他甚至将该案例放在国体思想史课程讲义的“开讲之辞”中，表示“对于张伯伦式的疑惑进行学术上的论述，是我们的国体思想史这门学问的目的和任务”。①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关于民族的形成，有着原生论和建构论两大视角。前者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主张民族自古以来便存在。后者则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尤以战后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说最为知名。张伯伦活跃的时代略早于建构论的产生。他自称自己的思考是受到伏尔泰“宗教是僧侣的发明”的启发。但在这里，继承了德国流的原生论立场的村冈却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种来自早期“传统的发明”论的冲击。

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村冈首先展示出了其一贯的历史的眼光。张伯伦认为这种“新宗教的发明”是日本作为近代化国家跃进的结果。对此，村冈是赞同的。他表示，这体现出张伯伦对于新旧日本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冷静的观察。②同时，村冈又有着无所适从的一面。他将张伯伦无法理解日本国民精神的理由，暂且归结为张伯伦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其英国式的理性主义学风、自然科学派的研究方式，以及毕竟是一个外国人这些方面。这并不能说是对张伯伦的质疑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然而村冈进一步指出：“比起对于张伯伦教授没有充分理解国民精神的激愤，不如说，让教授这样来自外国的、‘以自由与科学的正确性为神’的真理的学徒能够首肯和承认的近代的学术性著作，在当时的日本还尚未存在，这才是真正值得遗憾的。”③这正是村冈以张伯伦问题为“开讲之辞”，展开其国体思想史研究的动力。村冈恐怕是最早一批试图以学术的方式认真应对“传统的发明”论的日本学者，这正体现出了村冈作为学科开创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同时，张伯伦所论与近代日本意识形态尖锐的对立，迫近了村冈对于日本精神进行解构的底线。村冈原本分散的思想史研究最终发展成为了天皇中心的通史性的国体思想史论说。

村冈典嗣是毕生致力于将新生的日本思想史学科建立为一门近代学问的学界先驱，其学说包含着巨大的思想资源和启示。日本精神论是解明村冈思想来源与变化的一个关键。该论说发端于村冈的早期思想，体现了作为明治人的村冈在学术背景上与战时民族主义喧嚣所不同却又殊途同归的底流。另一方面，从日本思想史学术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时局的变化又成为了村冈史学思考与发展的新契机。以“日本精神”论为代表的村冈的战时言论所面对的是时代的问题，更是日本思想史这门学科草创期的问题。只有从这一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理解村冈日本精神论的特色，长期以来符号化、模式化的村冈像才能不断得到充实。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

王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日本史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