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盲点来了“国学新思维”来了吗
时间：2021-04-17 08:17: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各界有关“国学”的讨论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透过冷静的观察与理性的思考，我们并不难发现，实际上，围绕“国学”研究这个主题，我国社会各界远没有达成真正的理论共识，还存在诸多的理论盲点或曰认知误区。其一，我国当代思想界仍然存在将“国学”简单地等同于“国粹”或“国渣”之两种极端“倾向”，明显缺乏从理论上对“国学”这个概念做“前提性的反思”的深度研究，这种将“国学”研究“极端化”“标签化”的做法正是当前“国学”研究中最突出的理论盲点；其二，我国当代学术界的所谓“复兴国学”运动往往止步于“整理国故”，这种缺乏“问题意识”的“国学”研究直接導致了“国学”研究的“空心化”与“泡沫化”；其三，我国当代民间社会（包括广大大中小学生）出现的通过所谓“穿汉服”与“读古经”等形式来弘扬“国学”的风潮，实际上是一场偏离了弘扬“国学”之精神实质的“娱乐化”与“形式化”的“作秀”。有鉴于此，笔者将着重围绕“国学新思维”这个核心主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道方家。此文不仅是针对我国当代思想界与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有关“国学”研究的“理论盲点”而发，而且也针对我国当代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国学”的“认识误区”而发，希望此篇小文能在有关“国学”的讨论上起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何谓“国学”研究之“新思维”
首先，是对被讨论“主题”的前提性反思。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了“国学”“中国传统文化”或曰“中国思想史”这些概念？这里，我觉得，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必须预先做出必要的“分析”与“界定”，才谈得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离开此种“前提性的反思”，我们的研究都不过是处于“自说自话”的“前研究”阶段。伽达默尔说：“对他人之理解必须以对自身有限性的承认为前提”，人都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都有局限，都不能像上帝那样鸟瞰历史。我基本上对“国学”做一种哲学建构意义上的理解，比如说，以“孔子”为例，就其“效果历史”而言，“孔子”实际上已经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象征”，跟历史上那个所谓的“真实的孔子”本人既有密切关联却又很不一样，以往那种心理主义地考察所谓“真实的孔子”本人的研究当然也有价值，但只是在其派生的意义上，并不属于关于“孔子”的本源性哲学思考。对我来说，“孔子”的生命力并不在“过去”（比如说，“学术史”意义上的“历史文献”），而在“当前”与“未来”（比如说，“思想史”意义上的“创造性思考”）。这是我个人关于“国学”研究之最注重点，就此而言，所谓有关“国学”研究之“新思维”，按我个人粗浅的看法，即指一种有关“国学”研究之新的哲学“致思”方式或曰有关“国学”经典文本之新的哲学“诠释”模式，此种新的“致思”方式或曰“诠释”模式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否认以往“致思”方式或曰“诠释”模式之“存在”的“合法性”，而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此种“视角”并非什么“结论性”话语，而是对未来的可能“读者”永远持开放性“立场”。中国文化的缺点就是她的优点本身，反之亦然。我愿与中国文化共存亡。
“国学”研究迫切需要“新思维”
近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学”或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创新工作一直都与其对当代人类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紧密相关，现概述如下：
对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境遇（如环境污染与恐怖主义等问题）的理论反思与回应。在当代的“国学”研究中，对于古代文献的阅读与新出土材料的发掘整理等基本功的训练决不能忽视，但对“国学”的研究首先需以“问题意识”（如对中国古代思想资源的“提问”）作为全部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与最后归宿，如此，方能真正深化对“国学”的研究。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学会像老子（应对当代环境污染、全球变暖乃至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与审美鉴赏能力等问题）和孔子（应对地区冲突、民族矛盾与恐怖主义等问题）那样“思考”与“提问”比只是简单地“背诵”他们所说过的“话语”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尝试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寻找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智慧”。比如说，1993年的世界宗教会议，讨论全球道德伦理，而在起草宣言时，他们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最好的道德格言，筛选出来进行评议，找出一个认为是世界性伦理道德格言，作为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只有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选中，被称为黄金规则，即道德规范的底线。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古代思想的“智慧”对当代人类社会具有不凡的意义。
对重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亦即“民族精神”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反思与回应。我们知道，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逐渐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相当多的学者，特别注意论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及其价值所在，而此种寻求重建与凸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努力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现实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国学热”表明国内学界、理论界与思想界以一种更加理性、成熟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这是对“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思路继续做深入反思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国内学界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研究越深入，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越深刻：中西哲学与文化从根本上讲是“路径”不同，虽说亦可区分其在特定世界格局中的强弱，但却很难简单地说好坏对错；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与文化，会让我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格局中深化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如若以对宇宙与人生问题理解的深度言，则中国古代的周易思想似乎并不逊色于西方的哲学与文化；要真正显现民族文化“主体性”也必须以承认异质文化（如欧美、伊斯兰、印度等）的“主体性”为前提，盲目乐观与妄自菲薄都不可取。实际上，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建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进程是同一个进程的不同“侧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军事大国，但中国同样必须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而对包括老子、孔子哲学思想在内的“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做深入的研究恰好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崛起” 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对准确把脉当代中国“和平崛起”这个重大课题的理论思考与回应。关于“中国和平崛起论”，这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了。按我个人的浅见：其一，就现实层面言，随着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日益强大，必然会对旧有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格局的重组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提“和平崛起论”最有利于有效化解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之“中国威胁论”的强烈呼声。其二，就历史层面言，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比如说孔、孟）都明确推崇“王道”政治而反对“霸道”政治，而实际上这一点已对中华民族之文化心理结構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属于一种崇尚“对外扩张”的文化（比如说，《诗经·大雅·民劳》有言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杜甫诗《前出塞》有言曰：“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如此等等）。其三，就战略层面言，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实属最明智之举，也最符合中国国家长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人类历史的经验充分表明，那些单纯靠武力建立起来的霸权都长久不了；另一方面，中国毕竟仍然将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国力还很有限，中国军队与国防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尚处于初始阶段，尽管中国航母已于近期下水试航，但中国海军的远洋、深海作战之“硬件”与“软件”都尚不具备。我觉得，中国海军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完成将以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等海疆问题都变得不再是问题为标志，这正如美国没有海疆问题一样，因为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靠的最终还是实力本身。其四，就理论层面言，我在前文已经提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军事大国，但中国同样必须成为一个文化上的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而中国决心走“和平崛起”之路，似乎同时也预示了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全球思想中心的可能性。虽然古代中国（老子、孔子）、古代印度（佛陀）与古代希腊（Plato·Aristotle）以及古代罗马（Augustin）都曾经是当时世界的思想中心之一，但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思想格局中，欧洲（意大利、英国、德国与法国等）以及当代美国都先后成为整个世界的思想中心，而东方思想则长期处于被彻底边缘化的境地。但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境遇（比如说，环境污染与恐怖主义等问题）让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尝试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中寻找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智慧”。我们期待着中国思想的复兴，因而，在现阶段深入开展对老子、孔子思想等相关“国学”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学”研究如何获得“新思维”
从根本上讲，当代“国学”研究要获得“新思维”，必须准确理解并恰当把握好“学术史”研究思路与“思想史”研究思路之“良性”（而非“恶性”）互动关系：
首先，按我个人的浅见，“思想史”首要地应该被理解为“思想”的“问题史”，而过去已经产生了的“思想”就是以“问题”形式保存于“学术史”本身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学术史”就是过去已经产生的“思想史”本身；
其次，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考察，“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因为前者通常侧重于“六经注我”“接着讲”与“如何创新”等问题，属于一种“主动”的学问；而后者则通常侧重于“我注六经”“照着讲”与“如何梳理或继承”等问题，属于一种“被动”的学问。
再次，从表面上看，上述“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吗？其实不然。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真正理解“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本质关系：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无论是选择“学术史”的路径还是选择“思想史”路径都只不过属于研究工作“出发点”或“起点”的不同，但“思想史”需要必要的“学术史”的积累与训练，而必要的“学术史”的积累与训练也同样必须以促进而不是偏离“思想史”的研究本身为依归，因而，对于任何一门（尤其是人文）“学科”而言，都应该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照着讲”与“接着讲”、“继承”与“创新”、“被动”与“主动”良性互动的“学问”；“思想史”的研究离开了必要的“学术史”的积累与训练就会流于“浮夸”与“空洞”；而“学术史”的研究离开了“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就会迷失方向甚至偏离其自身的工作初衷。
最后，在我国当代思想界，一个最令人触目惊心也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学术史”的研究实际上被等同于勤奋、扎实的“文献学”（即外在的“资料”整理或编辑，而内在的“思想”本身却被“遗忘”“摒弃”或“掏空”）；“学术史”的研究成为掩盖低水平重复劳动科研成果的“保护伞”与“遮羞布”；“学术史”的研究成为逃避“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的最冠冕堂皇的“托辞”。过去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诫我们，上述这种“治学模式”或“思维方式”如不能及时地予以“转换”甚至“根除”，必将严重阻碍我国文化大国战略的实施与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创新”谈何容易？诸如此类“现象”无疑应当引起我国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作者简介：江向东，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