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岁月
时间：2021-04-17 08:19: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借三篇古文，道人事心曲
毛泽东喜欢“讲古”，常借历史含蓄表达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或暂时不便明说的一些心曲。比如，1966年1月12日，在武汉同陶铸、王任重等人谈到当前的政治问题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袁世凯想做皇帝，连他最亲信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都反对，只有他最亲信的陈宦（音yi上声）极力劝进，说袁如不答应做皇帝，他就跪着不起来。袁很高兴，派他到四川当督军。可是蔡锷一起义，他首先响应。
估计，陶铸、王任重当时听了这些，只会隐约感到毛泽东对中央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忧虑；很难明白，他讲袁世凯称帝和出现修正主义到底有什么逻辑联系；更不清楚，点到的那些赞成或反对“称帝”的北洋军阀人物，和中央领导层的现实情况有何关联。
“文革”发动起来以后，毛泽东借古代文史，道今日心曲，相对要明朗多了。其中，他运用发挥李固《遗黄琼书》《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后汉书·刘盆子传》三篇古文，所道心曲，均涉人事，有深意存焉，且不难体会。
关于李固《遗黄琼书》。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林彪事件后曾经作为文件传达，如今已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文披露。该信写得文采飞扬，气韵生动，更以其分析自己的个性，使人耐读。全信用典不少，其中几句，给人印象深刻：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表达了对大搞个人崇拜的忐忑和忧虑，以及面对林彪等“朋友们”的吹捧，所体现出来的无奈和勉强接受的心情。信中所云“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多少道出他在“文革”发动时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难以言状的复杂心理。特别是引用李固《遗黄琼书》中，“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话，比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真实心境。这封信还透露，毛泽东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过李固《遗黄琼书》这几句话，表达“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思。
毛泽东不仅借李固《遗黄琼书》，透露自我心曲，也用它来告诫别人。1974年11月，江青给他写信抱怨，说自己从九大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随即要求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意思很明显，是要江青小心谨慎，“人贵有自知之明”。江青只好在来信中承认，“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不无深意地对高级干部们讲起《战国策》中的这篇文章，也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原文说的是：秦国进攻赵国，赵国请齐国派兵解围，齐国提出，要把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才肯出兵，赵太后因溺爱长安君不愿意。大臣触詟劝她：各诸侯国的子孙，受封为侯的，三世之后就没有继嗣的了，原因不是子孙们“不善”，而是不经世事，从小“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如今，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位置，那么肥沃的土地，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您去世后，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不让他去齐国做人质，不是真正的爱他。赵太后觉得有道理，即刻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也就派兵解了赵国的围。
1967年4月，“文革”高潮中，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又加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篇文章（即《触詟说赵太后》——引者注）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把教育和锻炼下一代同国家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不使他们“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既是毛泽东的一贯想法，也是他在“文革”中号召年轻人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初衷。
关于《刘盆子传》。毛泽东晚年，从经历农民、战士和工人三种角色的年轻人中，看中了一个苗子，但不久就失望了。这个人就是王洪文。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刘盆子是景王刘章（刘邦的孙子）之后，新莽末年，参加赤眉农民起义军。这支队伍为能够号令天下，要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起义军中有70多个刘邦后人，于是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来选，结果让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抽中。但当上皇帝的刘盆子却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终于没有出息。让王洪文读此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历、能力，你还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对王洪文的隐忧，尽在其中矣！
面对文史哲研究的无奈和期待
在1950至1960年代，毛泽东阅读了一批当代学者写的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其中包括范文澜修订的旧作《中国通史简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士钊《柳文指要》等。毛泽东在范文澜和任继愈的书中分别留下一些批注文字，1965年还曾向郭沫若推荐杨荣国的思想史，同刘大杰当面交流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
“文革”后期，毛泽东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述。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向中央委员们提出，“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1971年8月，视察南方的途中，对汪东兴讲，“光读马列主义的书还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委员懂得一点历史，当然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懂一点；1975年1月4日在江青来信上批示，“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又说，“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毛泽东晚年，书房里摆着“文革”前高教部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陆侃如、冯沅君合编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简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他同工作人员谈过对这些文学史著述的评价，有肯定的，也有不同意的。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把这些意见转告作者，他回答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改吧，人家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作者为好。
如此热衷于阅读和推荐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明显与“文革”时期的思想文化气氛不合拍。他的热衷，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古代文史哲是他向来关注并有兴趣研究的领域；二是在他看来，破除“封资修”思想，创造新的思想文化，并不是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应该了解它，研究它，特别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科学总结。
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就流露此意。谈到应该怎样对待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杨荣国、任继愈、赵纪彬、杨柳桥、周谷城、刘大杰这些学术权威的问题，他说：帝王将相这一类，我们不大熟悉，特别是年青人不熟，你如果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们。有少数人去搞，不是讲以后再出帝王将相，而是说帝王将相这个历史要有人注意。1973年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得更直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尽管这方面的总结研究不尽人意，但毕竟还是要靠那些学有专长的学术权威们来做这件事情，这既是没有办法的事，也是必要的。
毛泽东读得比较熟的几部中国文史哲研究著述，恰恰是这些学术权威们“文革”前甚至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作。对它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论述，并不很满意。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他希望各“家”能够结合时代的发展和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期待有所突破和进展。1968年7月20日，“文革”高潮时，他委托女儿李讷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无奈和期待交织之状，不言自明。在随后举行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谈到学术权威们的著作毛泽东只好说：你要叫他离开那套观点也很难。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
毛泽东当时支持“不改也可以”的旧作出版，一个特例，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1965年夏天，毛泽东读此书，即指出其“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比较夸大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但他并不企望章士钊这样的老先生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柳文指要》送到中华书局准备出版时，“文革”开始了。章士钊明显感到自己的著述与当时气氛很不协调，于1966年5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天下执笔之士，不能强自宽解，“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厕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章士钊还称自己的《柳文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这个检讨，自然是根据当时批判气氛，强化了该书缺陷。强化之辞，未必出自本意。
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态度，却没有因“文革”开始加以改变。他在章士钊来信中有关自我检讨的几句话旁边批注道：“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当时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学术著作，态度是客观和冷静的。章士钊在信末提出，请给他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对此，毛泽东批示，将此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阅，给康生阅，再与章士钊先生一商。又说：《柳文指要》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一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毛泽东写这个批示的时间，是1966年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
由于当时形势急速发展、变化多端，《柳文指要》的出版与否，不可能提上日程。反正是搁下来了。大约是1970年，章士钊重提《柳文指要》出版问题。本来毛泽东已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康生横生枝节，提出要作者改变观点，将全书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章士钊得知康生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章士钊女儿章含之留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其当时心情比较激动。章士钊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章还讲：“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这封信，使《柳文指要》于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共14册。这自然是毛泽东促成的结果，他批转康生等研究处理，康生等骑虎难下，只好做个顺水人情。
对一些主动修改旧作的学术权威，毛泽东总是热情支持。杨荣国补充修改其1962年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易名为《简明中国哲学史》，于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与毛泽东认同其观点进而推荐有关。他晚年强调要“读点哲学”，举的例子就是“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刘大杰对旧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修改，将其未定稿的修改本印成大字本来读，多有批注。受此鼓舞，刘大杰给他写信，请教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尽管写字已很不方便，还是在1976年2月亲笔回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尊重学术、期盼新著之意，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