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视野”与重建思想史
时间：2021-04-17 08:20: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２００４年盛夏刚过，期待已久的汪晖的遑遑著作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就由三联书店出版，这让期待系统阅读汪晖著作的同行学人和青年学子终于如愿以偿。这本书原本在１９９７年就交三联出版，但汪晖随后又取了回来，再经过数年的磨砺，增加了不少篇幅，才有了今天如此沉甸甸的份量。这部著作的出版，不只是汪晖本人一个时期的学术总结，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这一代学人在学术上所达到高度和难度，同时，可以更进一步说，是当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的实现，那就是融会贯通中西知识总汇成为中国思想史重新建构的有活力的根基。
我知道我在这里使用“融会贯通”中西知识总汇的说法是在冒险，这样说并不是我有意夸大其辞。实际的情形是，多少年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中西知识全盘性沟通的难题。我们尊崇的典律是“中体西用”，只有“中体西用”才是正统，正道，正品。所谓“中国人只能做中国学问”，“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学派”等等，都是强大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在起决定作用。尽管这种说法占据着优先性的地位，冠冕堂皇地成为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旗帜和号角，但事实上，这只是旗帜和号角而已。如果回到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研究，不用说，“中国方法”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愿望。不用说那些候外庐、范文澜、剪伯赞、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史学家或哲学家，当然以“西学”为其根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构成其理论基础。西化自由主义派，如胡适等人不用说。最大的难题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问题就在这里：其“中学”也未成体，而多有依赖“西体”中用。
我们可以掰着指头数过去那些国学大师，他们与西学没有一个脱得了干系。问题还不只是干系的问题，我要指出的是在“国学”和“国粹”中隐藏着的“西学为体”的根基。熊十力的“唯识论”、冯友兰的“唯名论”通常认为这是最道地的“国学”，但二者都抹不掉康德的影响，前者还有休谟影子。至于张君劢之于柏格森，辜鸿铭之于阿诺德，都是他们片刻不离的直接思想资源。牟中三的思想中同样有着康德、休谟深厚根基；钱穆的治学更倾向于历史学，但也融会贯通了１９世纪的西方历史学的思想，钱穆可能是最少在体例或体系上留下西方痕迹的中国学术大师；杜维明同样与康德以及古典人道主义息息相通；李泽厚则是康德、黑格尔加马克思。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我们的“国学大师”的纯粹性，也不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庆幸我们的国学大师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在近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性的学术体系格局中，他们能顺应时代潮流，能迎接西学的挑战，勇敢地承担把具有活力的西学思想体系，与中国学问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思想资源在短暂的２０世纪获得了再生的活力。
前辈们由于各种原因，还是打着“中体西用”的牌子，不管是否有公开的声称，标榜“国学”，倡明“国粹”，这无疑还是尽可能掩饰与西学的关系，淡化西学的影子。尽管汪晖也有同样的顾忌，他在前言里就再三声称，他“试图重新恢复那些传统范畴的意义，试图以‘时势’、‘理势’等儒学概念为切入点，形成一种历史理解的框架”。例如本书的第一章就首先从“天理与时势”（按汪晖的说法，他没有依照“存在与时间”、“自然与历史”的构架）出发解释儒学世界观。看来汪晖本人也不愿意承担“西体中用”的风险，他当然更乐意充当全球化时势中，中国传统学术活的接脉人的角色。实际上，这种疑虑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界，出了国门，在西方学人看来，中国人作的学问怎么都是“中国特色”。正如现代时期的那些“国学大师”，在洋人眼中，冯友兰的半长胡子，长袍马褂就足以说明一切中国味道了。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没有这点心理承受力，不能不看清真相和命运，不能不说出历史的确切含义。
“体用”之辩由来已久，自张之洞《劝学篇·会通》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用西方科学技术辅助中国封建名教，这是体用的初衷。后来国学西学之辩，“体用”之争，实际是指何者居主体、主导地位，何者为次为辅。在中国语境中，不用说，“中体西用”是天经地义的学术典律。但在实际的学术处理，事情并不是几句口号能解决的。同样复杂的情形还表现在，“体用”的关系也不是主次能划分的。如果我们回到学术处理本身来理解“体用”，则可以把“体”理解为一种思想基础，一种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一种学术的内在结构、体系和思路；而“用”则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资源库和问题库，同时也是目标和任务。如此看来，“用”的意义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用”就是学术处理的实际材料和问题，并且引向对现实问题的解答。或者说，“体”是本体论，用是“认识论”。二者并无优先等级之分，形上形下之高低的等级也可释然。
如此说来，汪晖不过是这个传统的发扬者而已。但仅看到这一点，还是不能突显汪晖的意义。在我看来，汪晖的意义在于他比前人更勇敢彻底地打通了“中西知识总汇”的建构任务。他要建立的是中西彻底融合后形成的内在视野，把这些知识提炼出的思想还原到历史中去，还原到思想史的档案库里去。
现代以降，西学对中国人文学科的影响日益深入，直至马克思主义达到全盛高峰。不用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理论的近五十年来的人文学科建设中，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这是“西体中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在理论上迫切需要。很显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缘故，１９世纪的西方古典思想资源被默认为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可以天然融合，没有人对这种融合提出中／西文化思想认同的尴尬问题。但对２０世纪以来的西方晚近的思想资源，就存在严肃的中／西冲突问题。这确实有点奇怪。
有时候，真理并不依附于事实，而是人们的心理习惯。不用说，汪晖的著作的出版再次突显这个问题，不管汪晖如何声称，如何不情愿，他的著作处理的都是中国的资料库，都是道地的中国思想史问题，但它提出的问题，提问题的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能不说是站在现代西方理论的高度作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汪晖是第一次把西学如此全面而彻底地缝合进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尽管汪晖并没有大量引述作为观念和方法的西方理论，他的引用主要也只限于具体的材料，观念性的引述相当少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提出的问题，他提问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来自西学。尽管汪晖大量涉猎并引述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钱穆、胡适、顾颉刚、候外庐、余英时、杜维明、李泽厚等国学大师的研究成果，以及自由主义或左派大家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观点，直到日本的沟口雄三、宫崎市定等等中国研究的著述，这些观点或资料都被汪晖结合进他的问题意识中，都成为他重新处理思想史的可用材料。这些国学资源还是掩盖不了汪晖的理论资源，可以看出它涵盖了现代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汉学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大师，包括了左派和自由主义所有的代表人物。这里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马克思、罗尔斯、哈耶克、哈贝马斯、安德森、泰勒、福科、奈格尔与哈特……等等，这些人的思想方法已经被汪晖融会贯通。汪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超出候外庐那代学者的地方，候外庐作为他们那代的最优秀的学者，时代给定的任务是要把历史理论化；而汪晖对此有高度的警惕，毕竟时代给他提供了更广阔的余地，他要致力于创造一种历史内部的诠释学。这是一种以理论的内在视野来建构的历史系谱学，启示性地召唤如此庞大繁华的问题群。
很明显，“帝国”是这部书中的一个关键词，一个核心概念。这会使人想起奈格尔和哈特合著的《帝国》，但是汪晖对帝国理论的关注更多来自艾森斯塔德的帝国分析理论。艾氏可以看成韦伯在２０世纪后期的传人，他的《帝国的政治体制》出版于６０年代，无疑是一部经典著作。当然，奈格尔和哈特合著的《帝国》应该也给汪晖以相当深刻的印象。但可以看出来，汪晖对中华帝国的阐释无疑是他非常独到之处，这是中国式的“帝国”理论分析所获得的最突出成就。从这部著作的提问方式和使用的术语概念，可以看到汪晖对西方现当代理论的透彻领悟，例如，“理与物”、“公理与反公理”，帝国／国家二元论，“帝国的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等等。对于这部浩繁博大的著作，这里不可能作详尽分析，也难以概括其主题，但还是可以看到，在形而上的层面，汪晖是从聚合与分解、理想性与事实性、封闭与解构、一般与特殊，量与质的对立出发；在社会历史的层面，他是从国家秩序建构与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的冲突关系出发去审视问题。天理与时势、帝国与民族／国家、理与物、历史变异与儒学普遍主义……等等，又在形而上与社会历史层面上结合在一起，由此来造就汪晖处理知识的复杂结构。很显然，他的视野异常开阔，思想敏锐，富有远见卓识，这一切如果困守“国学”无论如何也是翻不出如此众多的新意的。没有人像汪晖这样，涉猎西方当代学术的范围如此广泛和深入，正是在这一基础，他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那是被纳入到世界现代性兴起的巨大的历史框架中，显示出历史之阵痛和创生活力的双重性的知识图景。也正是汪晖采取的“内在视野”，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性知识建构过程中兴起的中国现代思想，这也说明，中国现代思想兴起与西方现代思想兴起处于同一时空之中，这是近现代的世界性的问题，这是世界历史的现代生成的全球谱系学。
能够如此全面地整合现代以来的西方知识总汇，这不是依附于西学，而是把中学提到与西学同一平台上，把西学放置在中学的同一平台上，这才是真正平等平行的学术对话。不解决中西之间“体用”或知识建构的民族国家认同疙瘩，我们的学术建设永远陷于左顾右盼的民族本位和国家主义陷阱。正如我再三表达过的那样，即使要强调“中学”的中国特色，也不必那么急功近利，可以经历过几百年的中学西学兼融并蓄，再凸显“中学”的中国特色不迟。也许人们会质疑说，到时候，只怕是连一点中国味道都找不到，我以为，那恰恰说明“中学”成为国际学术的一个完整部分。学术——人文科学同样如此，应该是全人类的思想文化成果，它们终究会在世界交往更趋频繁的时空中达成共同的主题和思想方法。
本文无法更具体地分析汪著提出的那么多的命题，那么多可供进一步展开的观点和可引伸的主题——这是多篇学术论文和深入广泛的讨论才可能有成效的。而且我也知道，我从这一角度来论述汪晖的新著和他的学术意义，只是从中国当代知识生产的矛盾语境中去看清这部著作的意义。尽管说人们可以对汪著阐述问题的明晰性，以及携带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质疑，但与他做出的如此巨大的努力相比，这些质疑是可以忽略的。在汪晖的身上，我确实看到当代中国学术一种崭新的高度，一个人怀着那么巨大的韧性和耐心处理如此宏大的知识谱系，他触动我去理解他在中国学术传统中他应有的地位和展示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