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整体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在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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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是探索2l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焦点问题之一。它们之间不是“不包含”和“包含”关系，而是内在统一关系，这需要从整体性上来理解，可以走“思想史”、理论与实践、哲学、“理论功能”等的整合路径。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统一关系；整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5-0125-05
当前，理清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关系是探索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焦点问题之一。自党的十七大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活跃。论者提出了“不包含”说、“包含”说等观点，这些说法虽然都有其合理的地方，但都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笔者认为，内在统一性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本质，从整体性上阐述这种关系可以走“思想史”的整合路径、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路径、哲学的整合路径、“理论功能”的整合路径等。
一、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是“不包含”和“包含”关系，而是内在统一关系
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研究者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界定范围为据，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当代中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而毛泽东思想不是近30年创立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在扩大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外延之后把“两个30年”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另一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立足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意在揭示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具有奠基之功，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尽管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以后也没有能坚持下去，但为后来的探索作了开创性工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这种认识是一种把两个概念所指的范围有重叠或意义上有相邻地带而没有区分阈限的同一(包蕴)思维方式。笔者认为，由于实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基和内在统一的根本，中国60年中的“两个30年”是有机衔接的，所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是“不包含”和“包含”关系，而是两个不同阶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内在统一关系。
首先，从包含的内容来看，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既往的社会实践和革命斗争，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际而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体系”，所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也定名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其次，从社会作用和文献依据来看，它们分别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问题，都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1945年以来毛泽东思想一直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初就被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上升为宪法意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一届人大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并上升为宪法意志。第三，从实践主体和理论成果所依据的“经验的事实”来看，它们都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实践主体，以改造中国现实国情为客体对“四对问题”的探索。毛泽东思想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所依据的“经验的事实”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是主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的理论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所依据的“经验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问题，是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尽管各有其特点，具有自己特殊的本质，但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以上“四对问题”探索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内在的和本己的能力。第四，从逻辑关系上来看，它们都是位于同一平面上的概念。概念尽管有不同的历史，但它们在同一平面上对接，相互印证，组合各自的问题。同一平面上的概念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不变的属而区分变化的种，同样也不会因为变化的个体而区分不变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包蕴关系，也不是外延关系，而是赋序关系。所以“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它们是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总之，无论是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作是“不包含”、还是“包含”关系都会造成一系列误解，“不包含”说容易导致“以邻为壑”，“包含”说容易导致“合二为一”。明确它们之间的并列统一关系，有利于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合理的把握，使得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内在统一具有理论上的关联性和根据，并有利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是我党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二、内在统一关系需要从整体性上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门科学要达到理论上的有体系性，这门科学的主题必然具有整体性，它是理论有体系性的内在根据。作为当代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总理论”和“总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一个复合性视域，是结合时代的变革和中国的哲学传统，赋予实践不同的含义，创造的不同形态、不同传统的思想智慧。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涵盖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以其独创性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历程，它们有机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个“整块钢板”。
从“整体性”上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以内在统一为理论视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表现在二者分析和研究对象上的内在相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繁荣和富强两大历史性任务，这两
大历史性任务是历史相继的并列关系，只能一个一个的解决和完成，所以毛泽东思想主要探讨“怎样革命”的问题，这个任务实现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要探讨“怎样建设、怎样改革、怎样发展”等问题，“整体性”内在地包含在它们的历史和概念规定性(即研究对象)之中，更多地体现在它们蕴含的实践性、阶级性和批判性等理论特性中。
其次，表现在二者的探索过程和探索结果上具有继承和发展性。问题的存在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不是无缘无故凭空想象出来的。正是因为问题的存在，思想理论才能够得以建构。由于问题之不同，一个理论体系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理论形态，但贯穿于其中的理论主旨和基本精神是相同的，是它们共同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新教科书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因而在探索过程和探索结果上把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清晰地描绘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脉络”。
第三，表现在二者理论主题的丰富性和理论结构上的开放性。由“四对问题”构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很容易给人们一种一一对应的印象，其实不然，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穷尽问题的所有答案，它必须以开放的结构形式而随着实践的不断展开而得到丰富发展，所以，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没有声称自己已经对问题的探索终结，已经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这“四对问题”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题必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过程中，二者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之中，都是开放的结构形态。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学术界试图准确把握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整体性”地理解，并且展开了广泛的理论探索和论证，尤其是作为新一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与建设的标志性产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书，就是把原“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进行整合而来的。应当承认，新教材强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性的一种合理把握。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具体阐释了这一本质特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与传统教科书相比较，有了很大进步。一是新教材把毛泽东思想视作革命和建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视作改革开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强调了虽然它们适应特定时空条件，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上具有整体统一性，从而也就避免了一些人从学科分隔思维上肢解这个整体统一性；二是新教材认为，它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脉相承；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基本原则上一脉相承；宗旨立场上一脉相承。它强调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也就避免了一些人从政治意识形态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对立”和“同一”。
当然以“整体性”来把它们整合起来，并不否认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区别能实现它们之间的边界区分，保持它们的“独特性”；有联系能开启它们当代解释的理论空间。也不是人为地在此两者之间绝对地分出孰高孰低，而是对它们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现实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还在继续。只有对国家的发展进行整体把握，全面运筹，促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体效益和最佳结果。
三、整体性地建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途径选择
新教科书虽然按照内在统一关系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地编到一起，但缺乏应有的视角，使人们觉得“形合而神不和”，可见，选择正确的视角整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需要做更多的探索。笔者认为，可供选择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第一，“思想史”的整合路径。通常，人们总是习惯地沿着历史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变规律、发展情况，以其达到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客观理解。这恰是一条“思想史”理解路径，而这个路径一般有两个向度：一是异质史的理解向度。如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六十年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的是革命逻辑；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的是建设逻辑。这种认识容易导致二者对立，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搞“非毛化”误区；二是同质史的理解向度。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在态度上做到继承和创新或坚持和发展。这既体现着人们以当代实践为基点从事历史活动的历史态度，又是人们在理解历史活动的同时经受着历史活动本身检验的过程中获得的历史评判的主观尺度。可见，从“思想史”的同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及其本质内涵，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整合路径。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告诉我们，“应用”本身就是“理论诠释”活动，而实践更带有“理论诠释”的性质。在毛泽东看来，仅仅读了几本马列经典著作，还算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进一步根据它的学说去研究中国实际，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才配称这样的理论家。但由于理论与实际(或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只要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还在进行，对“四对问题”的探索就不会停息，与此相联系的理论建构就会不断地得到积淀、深化与丰厚，这需要把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进行整合，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的融为一体。同时在阐述和学习上也需要把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整合，新教材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这条长期流行的根本学习方法，但“理论联系实际”更多地发挥着原则性引导作用。在具体的学习中，还需要人们设计一些可操作的理解路径。这是人们创造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本真含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理论联系实际”成为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的具体化选择。
第三，哲学的整合路径。哲学作为一门学问，从它诞生起就有一个精神，就是在理路上求得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探求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基础上，运用它更好地分析中国的社会实践，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事实上产生了一门专门从整体上研究和改变中国国情的学问一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它具有彻底的辩证法，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必然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实现了革命的胜利，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两大成果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二者内在统一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过是“在哲学上来思考中国实践”的结果。
第四，“理论功能”的整合路径。理论本身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功效与能力，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其中一个深层次含义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理论基本的描述与解释、规范与引导两种功能，还会发挥出辩护功能、激励功能、启示功能、教育功能等。由于它们都是“面对”中国国情“进入”中国现实的各个领域并广泛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这就需要“具体的总体”来整合，确立“一体化学科”思维，用结合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做到拆除学科“篱笆”，融合广泛的学科资源，组织各个方面的学科力量合力攻关，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本质内涵的整体把握。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是中国人民关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又要看到它解决了什么地区、什么领域的实际问题，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表达出来的知识体系，是对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理论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