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摘要：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关键词：清代；汉学考证学；宋学；学术史；内在逻辑；“汉宋之争”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0)03－0001－09

一、问题的提出

有清一代，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宋明理学与汉学考证学之间的“聚讼”与“调适”，钱穆宾四先生认为门户之见是清代学术史上出现“汉宋之争”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然而，不管这种争议的结果如何，在其时理学的江河日下与考证学的嬗变过程中，门户间相互指责，相互攻讦以及后来的调适与兼采，所产生的“思想话语”(discourses of thoughts)却是近三百年学术沉淀中的精华，也是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柯林伍德(1889－1943)在廓分“概念”与“事实”二者时曾提到，“拥有或思考一个概念；就是根据它来解释一个事实；拥有或观察一个事实，就是根据一个概念来解释事实。”，而实际上，清代学术的一条重要的理路即是在厘定“概念”与“事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事实”即“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可以体现出汉学揭橥的本质含义，从晚明清初学术史中既有的“概念”中衍生出对那个时代思想“事实”的追问，是整个清代学术研究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故而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胡适之、钱智修等一大批学者便开始认为，清代汉宋之争乃是近代科学方法中实证主义(positivism)作用的结果”。因为汉学(考据学、实学、古文经学)十分强调“名物训诂”、“无征不信”，它与近代实证哲学所追求的“经验事实与科学方法”蔚为相似，而为汉学家们鄙弃的“空谈性命，不审是非，杂金玉败革为一衍”的宋明理学，恰如同被实证主义学者们反对的形而上学。

作为思想的历史，“自由，既是历史发展的永恒动力，又是一切历史的主题；自由，既是历史进程的解释原则，又是人类追求的道德理想”。整个清代的思想史，尤其是“汉宋之争”所带来的思想激荡与话语解放，其内在究竟有何理路可循?汉学家与理学家们对思想与话语权的争夺却最终使得两派趋于调和，这一最终结果是否可以用来还原学术史本身的传统?然则作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本身是有其心灵与传统的，它并不完全依傍与所谓外沿的解释，在外沿之余，思想史有其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汉宋之争”以其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概念，注定使得外沿研究无所附丽。所以寻求“汉宋之争”的内在线索与条理，是研究清代学术史传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二、双派渊源及特点

宋学在吸纳儒释道三派之后，又经历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个阶段。明季的陆王心学，因“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毙命神于八股”(《书明刘户郎墓表后》)而式微，而延续至清代的程朱理学。在江藩看来，只不过是“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当然，这只是汉学家们的说辞，总体来说，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清代宋学，虽日官学，然独然无所依傍，即如钱穆宾四先生所言，“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龚书铎先生在《清代理学的特点》一文中归纳了另外三个特点：“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在西学面前既抵拒又有所会通。宋学、汉学虽有门户之见，但也兼采。”当然，正是因为清代理学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在明清之际众多思想家深刻认识了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误国误民的弊端。，又加之理学为清代官方所用，故清初官方便直言理学乃是“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人圣之阶梯，求道之涂泽也”。

明季，实学思潮开始摈弃“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天后天，皆含于天理者，人欲则伪矣”的程朱理学，鳌居学术界五百余年的宋明理学似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学术界开始兴起反对理学的思潮，主张回复汉儒的经说传统，提倡经世致用，代表人物有颜元(1635－1704)、李塨(1659－1733)、顾炎武(1613－1682)等人。清代汉学具备考据学的学术特质，与理学相比，“汉学与考据学并不专指研究领域，而带有学风和研究方法的色彩”。刘师培认为清代经学家臧琳最先树立汉学旗帜，“树汉学以为帜，陈义渊雅，虽间流迂滞，然抱经以终，近古隐匿”。清代汉学的集大成者，为吴派学者惠栋(1697－1758)与皖派学者戴震(1724－1777)。惠栋十分推崇汉儒经说，为清代朴学发皇。他认为“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也。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言，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以改，经师不可以废也”。吴派学者钱大听(1728－1804)、江声(1721－1799)、余萧客(1732－1778)等人亦在对《易》、《书》、《诗》、《礼》、《公羊》、《觳梁》等经籍上多有钩稽与考证。后世湖湘学者陶澍(1779－1839)盛赞道：“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定宇先生为之导”。皖派继吴派之后，将清代汉学发挥到极致。代表人物戴震，在惠栋考据学的基础上，提出合义理、考据、文章于一事，倡导求实的治学态度。他认为为学“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钜细必究，本末兼察”，也就是说要“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因此皖派秉承的“护惜古人，通儒之学，必自事实求是”的学风，也奠定了乾嘉考据学的基础。

当然，不管是言必称性命的理学还是尽考据为能事的汉学，都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想前沿，即如

钱谦益(1582－1664)所言：“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单纯来讲，理学与汉学对整个清代社会的发展与学术思想的解放都有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尊德性”与“道问学”本身就是儒学的题中之义，对于二者应否有必要分开来讨论确然是无可厚非的问题。龚自珍(1792－1841)在为江藩所著之书作序时，实则一语讲出了二者的联系：“孔子没，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经之术，其术亦如循环。孔门之道，尊德行、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所以沃尔什早有批判，“历史学家们不仅会，而且必定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偏不倚的历史学，不但不能成为一种理想，而且简直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理学家而言，作为历史学的学派，历史学家固然须有其先行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但是“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历史学家就应该按照那个样子写”。

三、扬汉贬宋：从实学到乾嘉学派

前文已提到，实学思潮的兴起，使得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旁生出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舆地、典章制度为内容的汉学，则是学术传统内在逻辑的一种必然趋势。乾隆中叶始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明言“无征不信”的思想，一方面极力推崇汉学的合法地位，“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另一方面则认为汉宋之学乃是本末之关系：“说经主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视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其大旨以道学之盛衰定帝王之优劣，而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而嘉道之际，在官方主导意识的前提下，学者们便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顾、阎、戴、惠诸人为清代汉学之同一集团。如汪中(1744－1794)认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饰，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研汉《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年不传之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拟为国朝六儒颂而未果”。而事实上，汪氏本人也属于“心贯九流，口敝万卷，针砭俗学，疏渝古义，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问而穷究之”者。王鸣盛(1722－1797)在臧琳《经义杂记》之序中亦作出同样的首肯：“溯厥首庸，实维先生与顾、阎诸公为之导夫先路”。主于这样的思想，汉学之一派兴盛与宋学之一派颓废在吴派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与《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中彰显的淋漓尽致。

一方面，清代学术的复古，将考订学回溯至两汉，使得学术的倾向逐渐偏离思辨话语而回归典籍文字，清初“汉宋之争”苗头的形成与汉学学者们在学术上的开拓求新，为朴学朝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内在依据。另一方面，学术氛围中充斥着权力与话语的色彩，伴随着政治的介入，文化心态朝着一种极为扭曲的方向发展，社会的逐渐稳定，在国家制度支配下，学者的心性中已然缺乏晚明清初那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学术活力，文字狱的大兴使得朴学逐步演变为后来的乾嘉考据学。乾嘉时期“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学者们埋头于训诂辑逸，在实际的求学过程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学风莫敢动摇，考订证佐之学大行于世，执学术之牛耳。基于此，学者们十分反感于天生具有褒贬义理的虚文。当然这种反感也极可能由于政治的介入略带稍许“无奈”。

例如，钱大昕(1728－1804)在《廿二史考异》之序言中贬斥义理之空虚而推崇实事求是的学风，“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衰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痕痛，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也说道“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因此在他看来，学问的根本目的在于道问学而不在于尊德性，“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也就是要做到“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与此同时赵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记》序中自言“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赵翼这种埋头著述不问世事的状态在他看来乃是乐意为之之事，实则当我们更进一步思考时，一并会感知到作为考据学者们在捧奉自身学术时对时局所表现的无奈之情。

随着胡渭(1633－1714)、阎若璩(1638－1704)、惠栋、余萧客、戴震、王念孙(1744－1832)、王鸣盛等一大批考据学家的出现，他们在治学理念与风格上以师友相承。因此，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中，对清代汉学学派与其人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突出他们在治学上尊汉好古的特点，以此大力彰扬汉学是学术正统这一概念。在《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卷中他便大肆强调汉学之正宗与合时地位：“于是鼓箧之士，负笈之徒，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驰骛仁义之涂矣……盖惟列圣相承，文明于变，尊崇汉儒，不废古训，所以四海九州强学待问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义之精微，缙绅硕彦，青紫盈朝，缝掖巨儒，绚歌在野，担簦追师，不远千里，讲颂之声，道路不绝，可谓千载一时矣。”而在《国朝宋学渊源记》一书中，江藩表现出抑宋的浓烈色彩，“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爰及赵宋，周、程、张、朱所读之书，先儒之义疏也。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后人攻击康成，不遗余力，岂非数典而忘其祖欤?”更富有感情色彩的是，江藩的思想被奉为圭臬，假以说辞，冠以美名，使宋学毫无辩驳之余地，“洛闽心学源本六经，若非汉唐诸儒授受相传，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详言诚正，晷视治平，其何以诋排二氏之学乎?”他的这种思想代表了乾嘉时期考据学者们的心声：在考据家的眼里看来，“宋学不求于经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圣人所谓的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是完全可以通过汉儒“肄故训，究礼乐”来达到，宋学只是汉学的附属，如果没有汉儒传经在前，宋儒们是没有资格空谈性命的。

当然，乾嘉考据学占据学术界主流，汉学一时昌盛，并不排斥此时“汉宋兼采”苗头的出现，“汉宋之争”的必然结果是二者归于合流，这是清代学术命题的最终结果。

虽然似江藩所撰此等骑墙门户之著作，然而还是有学者出来说公道话者，例如咸丰四年粤雅堂丛书本《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中，伍崇曜(1810－1863)为江藩跋，其中便提到，“百余年来，学者以训诂小学相尚，许郑之说尊于周孔，隽材秀民欲以是别异，矫枉过直，集矢于宋儒，影响附和，冥行擿埴，扪籥揣烛，皆自以为汉学，亦一弊也盖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原不可偏废。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随其性情之所近，诣力之所

专，殊途同归，与道大适，无庸悦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虽然，学术的偏向并非总是同成一式，放眼具有批判与戏剧性的清代学术界，这种其他格调的声音实则不在少数。

戴震是名誉天下的考证大师，然而他也能提出将汉学的治学思想介人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夏之交，理学家章学诚第一次与汉学家戴震会晤后，备受戴所影响，为其学术深感震撼，盛赞戴氏道：“凡戴君之所学，深通训诂，究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书朱陆篇后》理学与汉学两位大家的思想碰撞之后，章学诚在给孙章汝楠的书信中数次情不自禁的称道戴震汉宋兼得之思想，并一言道出了两派学问共通之宗旨，“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这与痛诋宋学之是非，以门户断学派之优劣的做法来讲，无疑体现出了学者治学应有的包容与见解。又如扬州阮元认为汉宋同出孔门，需相得益彰，“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而惠士奇、卢文招、钱大昕等一大批汉学家，在训诂、校雠、考订的同时也偏重朱子义理思想，对宋学的名物、象数等方面提出实际的见解，这也不能不说是学术史上的一种“聚”而非“分”。

四、护宋批汉：理学的复兴

嘉庆以后，盛世而衰，汉学因烦琐的考据而局踏狭隘、积弊甚重，汉学的颓败也使得理学“复兴”成为了可能。由于饱受汉学批判，因此逐渐抬头的理学，便站在“护宋批汉”的角度，对汉学尤其是乾嘉考据学反起而攻之，而这时的攻讦，当然，这里所谓的攻讦实际上按照余英时先生的阐述，是在纠缠不清当中争论一个不同范围的宋学，然而这已经使得汉宋合流成为了历史趋势，不可规避。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便是江藩之后，桐城派方东树(1772－1851)所撰《汉学商兑》一书。方氏一书，乃是自龚自珍之后直指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来，认为江著门户之见太甚，有失学术公允：“如惠氏、江氏之言，则门户习气之私太甚，若用心浮浅，又挟门户之私见，叫嚣呵斥，惟以能诋訾前哲为争名自矜之计，则无论其言未是，即是亦不成气象矣”。方东树针对江藩等人对宋学的恶意诋毁，直言道：“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今诸人边见倒，利本之颠，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术，百倍于禅与心学。”

在学术上，方东树继承了姚鼐之立言、立行、立功思想，认为为学之目的应在学习修己治世之方法，做到心性与德性的统一，他反对汉学家“钩索微沈”的僵硬治学理路。为此方氏从三方面对汉学进行批判：“首溯其畔道罔说之源，次辩其依附经义小学，似是而非者；次为总论，辩其抵诬唐宋儒先，而非事实者”。在说明著述由来并强调宋学正统这一概念之后，方东树放言，汉学家只会埋首故纸堆，只知道一味考据，流于俗务，一方面“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另一方面“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佐证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这样的做法，只会是“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为此，他更直斥汉学六弊：“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漏；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日宋儒以礼杀人，如韩商之用法；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不屑者也；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不过与前人不同，在面对学派争议时，方氏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并非是单纯的“贬汉”而是“批汉”，已然从学术偏见(academicbias)的层面上升到学术价值(academic value)的层面，这实际在客观上为两派之后趋于合流奠定了基础。例如在给汉学家阮元(1764－1849)的信中，他便客观的给了汉学一个较好的评价：“国朝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与地、小学，靡不该综载籍，钩索微沈，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与此同时，作为理学家的方氏也十分肯定经世之学，对汉学中通经致用的思想大加推崇。

作为扬州考据学派的大儒，学者阮元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舆地、音韵学上有极高的造诣，尤其以音韵训诂为见长，著述有《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筹人传》、《山左金石志》、《扬州图经》等书一百八十余种。鉴于当时汉学的衰败于扬汉批宋之风的出现，阮元对自身学派之学术研究要务必兼顾汉宋，要做到实事求是，“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曾子著书，今存十篇，首篇即名立事，立事即格物也。先儒论格物者多矣，乃多以虚义参之，似非圣人立言之本意。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直接导致了嘉庆以后学术取向的转变，经学研究汉宋对立的门户偏见遂被“汉宋兼采”所替代。方东树之后，理学阵营虽然也有一呼百应之趋势，有学者讥汉学为“立熟食大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挽碣石人海之河流，而反诸大龙门以上”。但是随着汉学内部两派调和趋势的出现，《汉学商兑》及其之后，理学家在对待汉学问题上，已经不再是一味的攻讦与谩骂，而是主张要兼采汉宋，融汉为宋。

嘉道之际，今文经学的兴起，为两派学术的调融又提供了新的途径，从汉学中寻求义理，最后发展成为活跃的今文经学学说，几乎是这一时期的学界主流的动向。此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另外湖湘学派也是今文经学盛产的地方，讲求经世致用注重义理是这一时期湘学的特色，代表人物王闽运、皮锡瑞等人。这一时期的今文经学已经打破了乾嘉考据学的藩篱而自成一

家，学者们为了弥补经学的义理空间而发展起来的今文经学，无疑在为汉宋调融局面的开启奠定了学术基础。

五、汉宋兼采：历史与理念之间

两派调和之肇始无从得知，笔者亦坚持相信自非一人一书之言能资为史论，不过乾隆初年官方明言两派不可偏离其一，“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皆有所传，考据因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以宋儒参考而阐发之”。徐世昌在总结有清一代学术系谱时十分强调自十九世纪之后，学术争论趋于平息这样一种事实，“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姚鼐(1731－1815)、方溶颐(生卒年不详)、陈庆镛(1795－1858)、唐鉴、曾国藩(1811－1872)等一大批理学家在批判汉学的同时开始着手考虑要兼采二家。

姚鼐、曾国藩、李元度等人认为要合孔门四科，倡导义理与考据为一体，注重“问学”与“德行”并重，“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因此，“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方濬颐则吸取考据学的方法，主张训诂与义理要相得益彰，“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之学不邻于穿凿”。更有理学家认为汉学与宋学是前后相继一以贯之的思想史过程，都是圣门内部之学，故不宜学派倾向作为攻讦的托辞，“世之袭汉学者动诋宋学为空疏，尊宋学者又以汉儒为占毕，其实二者道同一贯，两不相妨。”嘉道之后，宋学与乾嘉汉学均至衰微困窘，汉宋得始进人大范围调和阶段，开始从学术源头上寻求统一认识，至有是论：“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他们开始意识到，虽汉学间杂谶纬，宋学近禅，各有家法宗旨，然而汉宋之学皆是儒学门户，在学统与学格上来讲，两者具有共同的学术心灵，并无本质差异，“宋学之有宗旨，犹汉学之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者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者不可以言学术”，正由于清季特殊的社会环境，调和汉宋呈现出三种趋势：“宗宋学而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汉宋立场不明显的会通论者”。由于汉学的衰败与“官学”的复兴，清季汉学家一改清中期斥宋的态度，在对待宋儒“身心伦理”与“德性问学”上有了进一步的认同，主张从一味考据回归义理并二者兼通，并试图从学理上对学术之争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分析。

代表人物张之洞(1837－1909)认为，追求有品有用，主张“博学于文”的同时要“行已有耻”，虽是两派学者的殊途，但是亦可以之相交互，故曰“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与此同时他更主张调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矛盾，认为王出于陆，犹如继别之后更分大小宗，只有树立孔门之学是学宗这样的思想，这些聚讼才会得以平息。素有“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之美称的汉学家焦循(1763－1820)，对与乾隆以来学术界用一种惟汉是尊的心态去重新整理与阐释经典的这种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完全意义上用汉学的心态对待学术并不能完全做到汉学家所追求的实事求是，只能是适得其反，“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邪?……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惟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扦格于经文，是所述汉儒也，非孔子”。焦循在治学过程中，能做到旁通、相错、时行，其代表作《孟子正义》就很好的反应了新义理观下的疏证：“以古之精通易理，深得羲、文、周、孔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后，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伪疏踌駮，未能发明，著孟子正义三十卷。谓为孟子作疏，其难有十，然近代通儒，已得八九。因博采诸家之说，而下以己意，合孔、孟相传之正憎，又著六经补疏二十卷”，为学者称颂一时。

陈澧(1810－1882)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论赞之，外及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是为《东塾读书记》二十一卷，在《东塾读书记》一书中阐明可六经尊郑玄，百法行程朱的思想，“详于朱子之学，大旨不分汉宋之门户”。陈氏以九年时间著述最具经学思想的《汉儒通义》，集汉代义理之说，论证了汉学与宋学门户之征实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诂和义理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废除门户之见为互为补充，各取所长，“汉儒言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其学生胡锡燕为其师《汉儒通义》做跋时亦对其师沟通汉宋之学术总之极为仰止：“先生早年读汉儒书，中年读宋儒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盖取先儒二十二家之说，荟萃精要，以成一家之书”。

黄以周(1828－1899)更是以“以礼学为理学”的口号强调汉宋调和的必要性：“博文约礼，圣门正训。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话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乃了然于心目。不博文，能治经乎既治经矣，当约之以礼。”黄氏专于治经，尤通三礼，清史稿认为他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对其评传载，“以周笃守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殊子为最，而汉学、宋学之流弊，乖离圣经，尚不合与郑、殊，何论孔孟?有清讲学之风，倡自顾亭林，顾氏尝云，经学即是理学，乃体顾氏之训，上追孔孟之遗言，于《易》、《诗》、《春秋》皆有著述，而《三礼》尤为宗主。”《清代朴学大师》对黄氏有是论：“先生为学，不拘汉宋门户，体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训，上追孔门之遗言……囊括大典，本支敕备，究天人之奥，斟古今之宜，盖与杜氏《通典》比灵斯，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之聚讼，至是涣然冰释。”因此从这一时期的汉、宋学者对彼此学派的见解上，我们可以读出学术嬗变的契机已然到来，即如陈援庵先生所言：“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行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国朝之二派学术始得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上达成共识。清季学术趋势以汉宋调和为由，一种活泼、自由的学术氛围已经形成，及至清末，两派融合已经不再是个人与个别学派的主张，而成为了主流学术的要求，学派间开始息讼互补，在激荡的社会变革与演进中，主流学术也正在面临一场更大的文化冲击。

六、结　论

两年以来，笔者在反思自己所做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时，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感受即是：历史，确然是当下与过去的对话和凝视，对清代“汉宋之争”的逻辑梳理，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发生在过去的一个事实，而更多的是需要用过去的思想史联结我们当下的“心灵”。实际上，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并不能被历史学家所毫无争议的还原，“国朝”的学术史已成为无可重新演绎的过往，它也许只能期待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上形成一种关照。因为，记忆实际上是关于过去经验本身的重现，我们当下思想着的客体便是过去的思想，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简单的由现在的历史学家对过去时间的记忆回放，假定经历过“汉宋之争”的学者能够看到自己的学说会对生活在未来的人们产生共鸣，那么，这一段“内在理路”式学术史研究也定会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中重新唤醒自己，也许，这就是历史真正的意义所在。曾经有学者干脆认为“汉宋之争”即是整个有清一代思想史的代名词，这种逻辑我们不置可否，因为在思想史的研究者看来，厘清每一段作为思想的历史发展的脉络轨迹，无疑是让人神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