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儒学流变及其原因探析
时间：2021-04-18 07:51: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这一课的以往教学中，教师囿于思想本身的艰涩、教材内容结构的跳跃以及应试的惯性，通常会笼统灌输明清的时代特征，简单罗列思想家的主张或特点，然后化约为固定的结论强加给学生。这样的教学留给学生的是机械、模糊的历史记忆以及认识上的误区，与当下倡导的核心素养背道而驰。历史语境论认为，语境确定了历史事件所发生的现场和在历史中占据的具体位置……进而可以揭示事件发生的根源、过程及相互之间的特殊勾连，因此将事件放在所发生的语境中就可获得相应的解释。[1]笔者尝试从历史语境理论出发，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深度加工教学内容，通过复原相关语境，管窥中国传统思想在明清之际因缘际会的诸多因素，以期建构师生合理的历史解释，形成理性分析。
一、复原学派流变，把握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培育学生历史思维的完整性、连续性
有影响力的思想会产生其自身语境，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和延续性，但也有可能带来自身思想之反动，明清之际儒学的发展轨迹就符合这样的特点。为此，笔者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思考明清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再做出深度解读。
问题1：结合程朱理学的局限说明阳明心学兴起的原因。问题2：结合阳明心学的内容和影响，理解李贽的思想对阳明心学的发展。问题3：心学末流存在什么问题？对三大家思想的产生有何影响？分析三大家的思想特色，说明为何他们的思想仍未跳出儒学范畴？
（一）解读1 从程朱理学的修正到阳明心学的发展
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戒律日益压制士大夫们的精神世界;“读书穷理”的圣人之举让人望而却步。朱子学近乎非现实性的律己主义、过于封闭的结构和它的形式主义导致到明中叶理学渐趋僵化和教条。[2]王阳明心学便是在程朱理学的语境笼罩下作为对它的修正而出现的。王学主张“心即理”，认为天理不在事事物物上，而在于人的心中，源自天性本原的道德便是“良知”。而“致良知”不是在外部世界的知识中寻找道德提升和心灵澄明，而是发掘内在心灵自有之灵明。[3]阳明心学用“不假外求”的方式否定了那个高不可攀的“穷理”途径，方法简易、明直，世俗化的倾向明显，给中国思想界带来自由之风和多元发展的宽松学术氛围。这就是晚明李贽出现的思想语境。
李贽反对以圣贤言论为是非标准的偶像崇拜，“以真理的相对性动摇了绝对化的道学基础”。[4]他倡导的“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折射出带有欲望性质之理。三大家认同“工商皆本”，同样体现了对民众合情合理的需求和欲望的尊重。可见，李贽对于人的“欲望自然”的现实性认识，打破以往人的本质被仅仅规范在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本性上的限定，从而排斥为政者自上而下地将“天理”强加于民的做法，追求的是保全民众生存的政治。[5]到了三大家，猛烈批判君主專制、提倡君民共治、推崇公共舆论、保障国计民生，成为思想承前发展体现在政治上的共同诉求。
（二）解读2 从心学的分化到儒学的重建和转向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他的“致良知”虽强调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但并不是不顾善恶的无束缚的自由。也就是说“致良知”仍坚守儒家的伦理道德底线，良知的发动仍需要“事上磨练”。但是阳明之后分化出了另一种取向，李贽为代表的“左派”把良知本体极端扩大，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和自然本性，这就为自我放纵找到了理由，王学坚持的道德修行很快被突破，空谈心性以迅猛势头发展，以致后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普遍认为这是明亡的重要原因。至此，儒学内部再次出现修正并转向，三大家便是其中杰出代表。
黄宗羲接受了调和程朱陆王之间，兼重自觉与监督两端，在修养与知识之间寻求平衡的思路，希望在重视知识获得与强化道德监督这两方面，弥合王学过于凸显内在心灵所造成的自然主义缺失。[6]顾炎武认为做学问要通博经典、方严精勤，同时又十分看重实地调查。他从区别“亡国”和“亡天下”中唤醒知识分子的“匹夫之责”。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这对于冲破先天决定论的束缚和虚无主义的荒谬有着超越时代的意义。当然，以上并非三大家的所有主张，他们的思想也并不能代表清代所有学术流派，但儒学由“踏虚”到“征实”的转向初露端倪;儒学重建的需求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明清思想未能跳出儒学的范畴。
以上梳理让学生厘清了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再到明清儒学的思想流变，使学生逐步认识到，前一个阶段为后一阶段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语境和问题意识。这在内在理路上对明清之际思想的活跃做出了一个合理解释。
二、复原时代境遇，认识思想滋生的社会环境，培育学生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全面性
过去的一切都蕴含在与其相关的历史语境中，包括时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明清儒学处在特定时空中，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笔者采取的策略是选取特殊的视角，运用对史料的分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间建立起密切的关联，引导学生发现这些要素间勾连、互动的关系，激发他们的深层思考。
（一）视角1 ——由“私”到“公”：商品经济的深刻影响
材料一：（明清）江南地区“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和游手浮食之徒从体制内离析出来”。[7]
材料二：“自缙绅以至诸生，皆习计子钱，惜费用。”而商人子弟入学成为生员进而走科考入仕道路也成为普遍现象……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豪绅”力量增强。[8]
材料三：种种迹象表明，在嘉靖以后，民间社会拥有了较大空间，伦理的同一性约束越来越小，官方控制力越来越松弛，官方意识形态的边界也越来越易于超越。[9]
材料四：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发现了一种新的“公”，一种更现实、更合乎人道理想的“公”，这就是作为所有人之私利的有效整合的“天下大公”。[10]
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弃农从贾”使市民阶层力量壮大，富有世俗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化以多样化的形态蓬勃兴起。加上城市交通便利，印刷术、造纸术的发达，异类知识的传播更加容易。于是，肯定私欲，凸显自我，追求自适自由成了思想界对社会变动的积极回应。其二，“弃儒从贾”改变士商关系。物质财富的巨大吸引力让不少士大夫阶层有了经商的习俗。他们拥有财富资源，又因读书入仕而在知识解释上具有优势，于是他们在官方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生活之间开辟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发展出“天下之公”，用“天下之公”反思君臣关系，直至对抗皇权。说到底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明清君主专制加强的态势下思想仍能倔强地求变求新就是最好的解释。
（二）视角2 —— 由民族主义到西学东渐：“天崩地解”的复杂意蕴
明末清初对皇权的批判更为猛烈，还有着时代更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被称为“天崩地解”。
材料一：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张履祥在《与唐灏儒》中描述：“方昔陆沉之初，人怀感愤，不必稍知义理者，亟亟避之（指参加科举），自非寡廉之尤，靡不有不屑就之之志。”[11]
材料二：雍正年间的曾静承认“盖我朝龙兴，……德化之盛，基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所以为亘古莫及”。[12]
据材料分析，“天崩地解”的第一层内涵在于民族主义式微带来的变化。中国自古就有“华夷之辩”，自儒学确立统治地位后，其道德伦理代表华夏民族的文化象征意义便成神圣信条。因此，当明朝被落后民族征服时，士大夫们把它与民族文化的灭绝连在了一起，产生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和激烈的反抗态度。三大家批判皇权、专讲经世致用以及拒绝与权力合作都可看作明亡带来的激愤和沉痛。在民族主义面前，明代后期因王学呈现出的多元思想走向却趋于统一，追求个人的“私”让位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公”。可是，随着满清政权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巩固，亡国之痛逐渐淡化，民族主义趋于瓦解。士大夫们只能从维护种族文化尊严转向重建儒家的道德和知识秩序。同时，满清统治者采用怀柔与高压两手来维护他们统治的合理性。一方面，他们在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提高自身汉化程度，打造满汉一体的“大清帝国”。另一方面，他们用文字狱、八股取士等压缩士大夫们的公共言论空间，明末曾经一度活跃的思想界为之失语。士人不得不寻找另一种知识话语的表达，那就是通过研究经典、训诂考据来证明自身的智力和学养。
材料三：“顾（炎武）氏采取由徐光启、李之藻所介绍过来的西洋科学方法，考证名物训诂，究古今之乱之迹，开清代考证学之先声，在清代学术史上辟一新园地。”[13]
材料四：（中国人的宇宙观）宇宙空间是一层层的同心圆，地则类似井或亚字形的方;天和地都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超越时空存在的一个点，那就是永恒的不动点、同心圆的圆心，也是太一之神或“道”的象征。[14]
据材料分析，“天崩地解”的第二层内涵在于西学东渐造成的双重影响。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东来，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世界观念传入中国，打开了部分士人的眼界，使中国传统经学研究方法转向重视逻辑实证。但是并非所有世人都欢迎西学。西洋人告诉中国人天不是圆的，地球才是圆的;他们绘制的地图清晰地展示出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彼此相当的国家，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这些天文地理知识极大动摇了中国的思想意识、道统体系乃至政治权威——这才是真正的天崩地解。随着雍正年间耶稣会被驱逐出中国，中国封建时代最近距离触摸西方近代科技的一次浪潮戛然而止，一定程度上成為明清思想活跃却难以推动社会转型的一个注脚。
以上两种视角虽不能复原思想家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全貌，但揭示了表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系。其本质意图在于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之间的微妙关系，构建历史“现场”，让学生体会历史情势的复杂性、深刻性和影响历史走向的多面性，拓展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综上，笔者通过复原明清之际儒家学说的流变，思想家身处的环境，力图重构过去某种有意义的历史真实，体会历史时空的具体性和关联性，以客观的态度解释原因，形成自我认知。诚然，运用历史语境理论指导思想史教学在实践上还有很多不足，但首先从教师层面培养运用理论的意识，提高专业素养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注释】
[1]邓京力：《语境与历史之间——作为解释模式与方法论前提的历史语境理论》，《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2][5]（日）沟口雄三著，龚颖、赵士林译：《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82、94-95页。
[3][6][9][11][1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2-274、286、266-267、342、345页。
[4]徐定宝：《黄宗羲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页。
[7][10]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
[8]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13]庞乃明：《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学术流变》，《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