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要突出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时间：2021-04-18 07:55: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 2009)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基础。
最近3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和巨大的发展时期,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晚近以来地位又非常离奇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而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又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对于我们这些新一代的研究者,虽然学术环境、知识背景和思维路向等方面已经与前几代学者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其他学科的同代学人看来,我们仍然显得有些“另类”,很多论者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
我感到,我们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迄今为止,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学术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术行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应该退出学术舞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或没有资格成为学术对象的地步?我想,决不是!在这点上,我则又对那些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轻视马克思主义的论者,尤其有的据说还是其他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不要从很功利的角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就是从弄清作为19世纪中下叶对世界社会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有深邃思考的一个思想家的原始思想的角度,马克思研究仍有非常多的工作,他的作品的全集尚未完全编就,对其文本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其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客观、全面和准确,怎么能说对他的研究就该结束了呢?孔子、朱熹的时代距今多少年?柏拉图、康德呢?这些人物及其作品、思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复兴之势;马克思辞世才120余年,他的思想参与甚至一度主宰了20世纪世界的变革和发展,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不再具有学术价值了呢?再者,学者的研究通常是一种个体行为,怎么可以把抱有不同态度、方式和意旨的研究者统统视为“另类”?
当然,还必须看到,即使从学术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向。表面看来,最近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同时必须注意到,我们在对自身研究方式的反省和转换方面却一直比较滞后或缓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大特点是热点问题不断,它确实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因此姑且可以将其视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长处。但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相当多的热点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个相同的轨迹,就是起初非常热烈,参与者甚众,但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后,就难以持续、深入下去了,最终则不了了之或只停留在原初提出问题的层次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自然也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问题本身不纯粹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由社会实践生发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尚找不到解决之径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探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但是,还必须看到,相当多的问题难以深入下去,还有另一个缘由,即与我们研究方式上的陈旧相关联,就是说,面对新问题、新现象我们总是在旧的思维框架和思路中进行探讨。就后一方面而言,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到了需要认真反省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一种研究方式上的巨大的转轨,将严重制约其所达到的水准和深度,更难产生经得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的作品,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偏见。
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改变,必须把文本的基础意义凸现出来。在其他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研究中,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哲学流派的研究中,研究者最看重的就是文本了。你不能设想孔子、朱熹的研究者,不读《论语》、《中庸》和《四书集注》,不能设想康德、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不去研究“三大批判”和《哲学研究》及其大量手稿和笔记。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很多自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不怎么阅读马克思的书的,系统研读的就更少。这种状况可能根源于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对经典文本的精深研读和探索都必定会导致经院哲学式的烦琐论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足够了,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考释与基本概念的纯学理分析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但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对文本的忽视和基本理论的误解,导致了实践活动中的巨大偏差,从而给现实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作为对过去这一观念的反拨,我还是坚持认为,文本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当然,上述说法并不表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没有涉及文本研究,但即使涉及了,现在看来那种研究方式也必须进行调整和变换。因为那种研究总是以一个或一些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去研读、解释文本,就事论事,或浅尝辄止,或支离零碎,而很少以文本本身为对象去进行完整而详尽的探讨,对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认真、深入的梳理。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持的是“一种粗疏的、肤浅的、浮躁的作风”(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第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正是这种作风使得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长期以来处在被曲解的状态下。比如,20世纪大多数论者仅仅依据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构成的文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往往把他的思想诠释为理论实质上的“斗争哲学”、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直线论、具体革命中你死我活的专政策略。而又有一些论者则依据由博士论文、《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等报刊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所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理论实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潮、社会发展问题上相对主义和多元化选择论以及渐进式和平改造的策略。其实,这些著述都是由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写作的,只有把它们全部纳入研究视野统摄起来考察,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如果只根据自己的先验看法,人为地撷取其中的几部就单纯做出判断,是不可能完整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和全貌的,相反,必然导致理解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
现在对文本研究的责难中有一观点特别流行。有论者认为,目前突出学术性诉求、强调文本的基础性意义,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形式主义化”,疏离现实生活和规避政治路线。坦率地说,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实际说来,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同样是关注,在研究方式上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分野,学术性的关注是把对现实的诠解、反思和引导联系起来进行的深邃思考,而不是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100余年的历程,仰赖特殊境遇和外力作用,除了政治领袖的作为,在学术上教训深刻,现在是它总结经验、潜心研讨、注重积累、多元探索和强化建树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宽容和鼓励,而不是动辄颐指气使地指责,好像别人陷入了“误区”,唯我路线“正宗”。自嘲地说,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老是停留在外围指点和宏观展望,仍旧缺乏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长期而持续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以致产生不了黄钟大吕式的巨著及思想家,既不能推进现实实践,甚至也改变不了在当代学术格局中的尴尬处境,那才愧对时代、愧对历史,是真正悲哀呢!
这里还需要对什么是“现实问题”做些分析。其一,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现象和事件,彼此之间差异很大,重要程度很不相同,有的表征着时代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向,有的则与此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因此,“现存的并非都是现实的”;其二,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自己的“现实问题”,并不是说只有当代的甚至目前的问题才是“现实问题”;其三,不只是社会物质活动和实践领域的事件是“现实问题”,重要的思想潮流和理论动向也属于“现实问题”。
循此我们看文本研究。由于我们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思想的原初状况和整体面貌,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他们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文本版本考证中,的确很少或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由于这些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这些思想家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们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因此在文本研究中,特别是具体文本的解读和思想研究中,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回避那个时代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一再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所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作者是否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是否到位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此外,文本研究需要对其思想作出评价,而评价需要有参照系,因此研究者还面对当时斑斓的思想图景和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事件”。一方面要梳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那些复杂的思想家及其派别,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纠葛及思想差异;另一方面更要甄别那些与这些思想家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传统和社会环境,但思想意旨却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比如,被奉为“存在主义之父”的克尔凯郭尔只比马克思小三岁,19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的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思想体系),追问相同的时代、相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现实为什么会“塑造”出、怎样“塑造”出这些思想“另类”。这些比较和分析,可凸现出人类哲学和思维探索的多元进路,以及在这杂色斑斓的图景中马克思主义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
这样比较方式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下去,即梳理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提出的思想或问题在后来哲学史、思想史严谨中的传承与变迁,辨析这些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很容易把在马克思那里还处于19世纪特定时代诠释的思想,无界域地与后来所获得的新的内涵混同起来。而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提升为当代的思想,实际上无助于确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的时代与当代社会的本质关联。尽管二者已经有了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而外,二者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基础。
这种情形下,谁能说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是矛盾的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