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启蒙说的历史演变与萧萐父先生的思想贡献
时间：2021-04-18 07:57: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近90年来，以梁启超为开端，经过张岱年、范寿康、吕振羽、侯外庐等人的阐发，早期启蒙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诸多的研究成果。萧萐父先生在李达指导下直接承继吕振羽、侯外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在近半个世纪中，开展王夫之的个案研究，改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体系，全面阐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对早期启蒙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思想贡献，成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发扬早期启蒙说的合理内核，修正早期启蒙说的自身局限，早期启蒙说在21世纪中国思想世界将仍然富有生命力。
[关键词]早期启蒙说；梁启超；张岱年；范寿康；吕振羽；侯外庐；李达；萧萐父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 A
早期启蒙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派文化观，强调在鸦片战争前的明清之际即已有近代启蒙意义的新因素在中国学术思想中发生发展，是20世纪中国思想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探寻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的产物。在近90年的开展中，早期启蒙说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出现了不同的解释方式，被赋予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成为一派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学术思潮。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人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消解启蒙心态”成为风行一时的思想口号，“启蒙的自我瓦解”也似成世纪之交的思想走向，早期启蒙说作为认肯启蒙意义的理论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诸思潮的激烈竞争中面临严峻的挑战。萧萐父先生作为早期启蒙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2008年9月17日的辞世，对于早期启蒙说的式微更具有某种象征性意味。然而，早期启蒙说的思想探索及其合理成果，包括萧先生的思想贡献，是不应当被遮蔽、被忽视、被忘却的。本文即试图对这一学术思潮的历史开展及萧先生的思想贡献作一扼要的疏理和评价，使早期启蒙说诸前辈的思想遗产在未来岁月中能够得以保存，发扬光大。
一、梁启超对早期启蒙说的开创
早期启蒙说的开创之功当属于梁启超。梁启超自1919年旅欧之后，由于目睹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深感西方文化也有其自身的严重局限，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由原来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转向对中国文化的认肯。正是以这种思想转向为背景和动力，他开始对中国文化中自身的现代性因素进行发掘，力图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现与西方文艺复兴相类似的思想运动，从而确立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动因及思想资源，由此而开启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他著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成为这一研究工作的开拓之作和奠基之作。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术发展与宋明学术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分，而在这种区分中已显然孕育了新的因素。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又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在他看来，不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的清代思潮，都是以“复古”作为标志的。而在“复古”这个标志下则涌动着思想解放的新潮流。
对于清代学术的开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从总体上作了勾画，将其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主要阶段。清学启蒙期发生于17世纪，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胡渭、阎若璩、王锡阐、梅文鼎等为其代表。清学全盛期开展于18世纪，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为其代表。清学蜕分期也即衰落期，出现在晚清时期，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成为代表，此外还有俞樾、孙诒让承袭高邮二王，章太炎、胡适承继清儒治学方法。他认为，清学的这四期演变都体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基本精神：“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所经历的“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实是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为中国学术由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提供了前提。他说：“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因而他感叹地写道：“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不亡也矣。”
梁启超对17世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贡献进行了发掘与阐释，提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是这一时期最值得重视和推崇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共同特点在于，对宋明时期的心学与理学开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成为清代学术的出发点。对于他们的思想成就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结合他自己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的亲身体验，一一予以掘发与衡论。对于顾炎武，他写道：“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对于黄宗羲，他写道：“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对于王夫之，他写道：“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对于颜元，他写道：“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把17世纪中国思想家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特质揭示和显发出来，把他们的思想创发视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由古代走向近代的转换环节，使他们第一次在中国思想史上获得了独立的位置，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启蒙思想时代，从而开启了早期启蒙说。
梁启超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思想家也予以了重视和阐发。例如，对于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他指出：“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