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时间：2021-04-18 07:57: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知名史家彭明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出了较早研究和探索。他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分析社会主义者的国情结合历程，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成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回顾彭明的开拓性贡献，总结他的相关学术思想，能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重要启迪。
[关键词] 彭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学术思想
当代知名史家彭明较早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他于20世纪60年代就推出了重要成果。在彭明逝世5周年之际，梳理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系统探索，既是对他的一种学术追思，又能为当前相关研究提供某些启发。彭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考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者的国情结合历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结合成果三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况的梳理
通过分析传播的缘起、媒介、影响等基本要素，彭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情况作了重要梳理，其主要观点有：
1.马克思学说被国人首次提及是在1899年，此后却因国内外原因未能就势传播开来
彭明在1964年就考察了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情况，认为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是对马克思名字的较早提及。他的这一发现为“文化大革命”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代表性看法。1981年，他又根据学界研究的进展，指出1899年《万国公报》所载《大同学》一文应为对马克思的最早介绍[1]。彭明不是这一时间的首次披露者，1979年《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就摘录了《大同学》提及马克思学说的原文，但他是这一记载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开启意义的强调者，是使这一发现获得学界广泛关注的推动者。为了宣传这一重要发现，彭明在《马克思学说何时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等文中反复介绍，并考证出某些研究者认为“1899年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即提到马克思”的观点有明显错讹之处。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具体时段始终是一个存有较多争议的学术问题，彭明的宣传澄清了研究者和教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疑问或误解。《光明日报》曾先后于1987年、1998年刊发《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同名文章，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但是“1899年说”较之“1898年说”“1902年说”的论证赢得了更大共识。可见彭明学术眼光的敏锐和学术观点的精确。
在明确了我国首次提到马克思的时间后，彭明也较早正面回顾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1902年左右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总结了马君武、朱执信、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评论，继而强调当时资产阶级报刊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些介绍仅涉及其一鳞半爪，并夹有批评和歪曲，故难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以此为据，他提到毛泽东关于“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前不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其真实含义为“马克思主义当时未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至于中国人了解到马克思后的很长时期内未能全面传播其学说的个中原因，彭明认为主要是国内的阶级基础薄弱和封建思想的禁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出现偏颇。他重点分析了第三个原因，也即第二国际的领袖“未能将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当时孙中山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所遭受的冷遇亦可说明这一点，第二国际的沙文主义态度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尤其中国的传播[2]P446-448。彭明对早期传播状况的回顾，注意到了马克思名被国人知晓后其学说却在此后近20年中迟迟未能传播的奇怪现象，并中肯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完全受十月革命影响，而是内因通过外因作用的结果
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提十月革命的重要影响，毛泽东亦有经典评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研究者却据此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完全归结为异域十月革命的影响。针对这种有失客观的做法，彭明指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他认为，两者的联系表现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道路，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说到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两者的区别则表现在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未迅速传播开来，如邓颖超曾表示“许多五四运动参加者知道十月革命却还不懂马列主义”，所以，“十月革命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不能完全等同[3]P446-448。
在对两者作了区分后，他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多种原因。他一再提到：十月革命无疑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利国际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迅速与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相结合，“还应从国内去找它的根本原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根本原因为：中国当时有进行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需要、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4]，这些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5]。彭明结合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分析我国接受马克思学说的原因，并强调时代需要、阶级基础、思想水平的主导性作用，这一分析无疑辩证而有说服力。
3.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文化启蒙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双重影响
在阐述“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时，彭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为其重要内容之一。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爆发于1919年的爱国运动，又是一场始于1915年的文化运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为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爱国运动推进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步在思想领域占据主体地位[2]P440。他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排斥在五四运动之外不合乎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二阶段，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彭明对五四运动时空和内容的拓展，显然有利于树立五四运动的整体性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往教科书将五四运动只定位于191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传统做法，“为理解这场运动所具有的全国意义确立了前提”[6]，为理解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极大促进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