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尼·米留科夫的一生及其史学贡献

摘要：米留科夫是俄国19－20世纪之交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俄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学识过人，著述丰富，在多个领域为俄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首次完成了对俄国文化史的全面论述，开创了俄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开拓了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重新评价彼得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学派”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鲍·尼·米留科夫；俄国史学；《俄国文化史纲》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1－0102－05

鲍威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1859－1943)的名字为人们所知，多半是因为他曾在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从而以“反动人物”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实，这一形象是不完整的。就其一生的成就来讲，米留科夫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其次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最后才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作为一名史学家，米留科夫的史学巨著完全可以与同时期的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同类作品相媲美。鉴于国内对米留科夫的史学遗产还鲜有人问津，本文尝试对米留科夫一生的史学活动及其对俄国史学的贡献做初步探讨。

一

米留科夫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出生两年后，俄国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大改革，因此他的成长和进步，对社会和科学的认知，都与大改革的风雨息息相关。1877年米留科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一哲学系学习。在这里，他深受著名的历史学家д·г·维诺格拉多夫和B·O·克柳切夫斯基的影响。在回忆录中，米留科夫如是写道：“只是从维诺格拉多夫那里我们才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从事真正的科学工作。”而才华横溢的克柳切夫斯基则激起了米留科夫对祖国历史无比的兴趣和高昂的激情，他的第一篇论文《基于土地清册书之上的16至17世纪莫斯科国家土地占有情况》就是在克柳切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的。

1882年米留科夫获得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之后，他花了近九年时间来完成硕士学位论文《18世纪前25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彼得大帝改革》。这篇700页的论文几乎全部是采用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写成的。同时，他的两个讲座——“俄国历史文献中的法律学派”和“官方和个人对古老职官录的校订”也获得了成功，并顺利地获得了编外副教授的资格。

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的十年是米留科夫在学术上“辉煌的十年”。除了从事历史教学，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发表政治评论和公开演讲之外，他还出版了多部专著：《18世纪前25年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彼得大帝改革》、《俄罗斯财政史的关键问题评论》、《俄国主要史学思想流派》、《俄国知识分子史》、三卷本《俄国文化史纲》和《俄罗斯及其危机》。这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俄国史学界的地位。

米留科夫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深受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投身于政治运动。世纪之交，米留科夫转向自由主义。他认为，与社会主义相比，自由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它更为温和也更为现实的目标上，因为它“不是寄希望于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是着眼于改善现实”。在俄国政治思想史的框架之中，米留科夫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探究，对自由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型的自由主义观，并成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1905年革命是米留科夫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后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明显多于学术研究。当革命的风暴把他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之后，米留科夫迅速成长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先后担任自由主义组织“解放联盟”和立宪民主党的领导者，两届国家杜马的代表和战时进步联盟的组织者。面对革命的无节制和失败，米留科夫一方面对群众暴乱深感畏惧，另一方面又对他以前视为同盟者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怀疑。虽然在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的几周内，他四处周旋，竭尽所能协调各方的立场与态度，但在四月危机之后，他却拒绝合作与妥协，结果导致他在担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两个月后就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他仍然拒绝与社会主义者合作，1920年被迫移居国外。余下的二十多年，米留科夫基本上都是在法国度过的。除了负责编辑深受俄国侨民欢迎的杂志《最新消息》外，他又重操史学研究的“旧业”，结果“焕发了科学创作的第二春”。在完成三卷本《俄国革命史》后，米留科夫便把主要精力用于修改和重写《俄国文化史纲》上。在政治观念上，米留科夫提出了他的“新策略”，即俄国的政府和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但俄罗斯作为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和不可分割，任何形式的反对派都不应该影响国家的疆域完整和领土安全，为此他反对л·в·司徒卢威等人所主张的联合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武力摧毁苏联的做法，他坚持认为作为一名俄罗斯人，自己有责任对苏联的政策提出批评或建议，但无论是批评还是建议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爱。1943年3月31日，米留科夫客死于法国萨瓦。

二

长期以来，俄国没有一部关于米留科夫的传记，西方虽有一些著作详细介绍了米留科夫的政治活动，但对他的史学创作及贡献却很少提及。幸好这种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有了很大改观，米留科夫的完整形象也逐渐浮出水面。随着他的史学思想被挖掘出来，他对俄国史学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他作为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的地位也终获承认。

(一)首次完成了对俄国文化史的全面论述。开创了俄国史研究的新领域

米留科夫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属三卷本的《俄国文化史纲》，它几乎囊括了从古罗斯国家起源到当代俄国的所有历史。这是俄国史学上第一次对文化史的全面论述，填补了俄国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开创了俄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这也是自卡拉姆津以来对俄罗斯历史解释最广泛、最权威也是最通俗的著作，仅1896年至1918年间，就先后七次出版，一时好评如潮。就连一向以要求严苛而著称的克柳切夫斯基也不吝赞美之辞：《俄国文化史纲》以严谨的形式再现了俄国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尝试提醒我们全面关注“俄国历史思想的复杂性”。米留科夫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在他的分析中物质环境和社会因素举足轻重，但“精神”和智力发展的历史也同等重要。三卷本文化史把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国家思想”以及民族意识都通通囊括进来，其广度“在俄国史学上是独一无二的”。

米留科夫对物质文化的论述包括了人口史、经济史和俄国各个时期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在这之前关于俄罗斯专制制度起源的说明中，要么将之归结于俄罗斯人的先天禀赋使然，要么将之归结为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在地理上的需要。米留科夫却解释说这是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的结果，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加之出现了威胁到国家生存的外部因素。因为与西欧相比，俄罗斯不仅地理条件特殊、人口基数小，而且这些人口还处于“游移”状态，生产力低下，军队后备人员缺乏。考虑到这些因素，俄罗斯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受威胁感，总是担心被不友好的邻居所侵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就不得不加强国家的力量，如此一来，专制政权便应运而生。

在精神文化方面，米留科夫着重分析了宗教信仰与高级文化的关系，解析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精神对立的原因。他特别关注编年史中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断裂，并毫不犹豫地把这看做是官方教会造成的结果。他在书中驳斥了官方和斯拉夫派关于宗教是俄罗斯独特性特征的观点。在他看来，“在我国历史上，受宗教信仰影响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米留科夫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东斯拉夫人开始向国家转变的几个世纪里，基督教并没有在普通大众中得到切实的传播，更不用说普及，所谓的转变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到了16世纪，俄罗斯人民开始显示出更强烈的精神意识和需求时，教会的统治阶级却把这种需求视为造反，转而求助于政府的帮助，结果把这种需求扼杀了。如此一来，官方教会就丧失掉了培育和指导俄罗斯民族进行创造的一切机会；俄罗斯民族只剩下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模仿这一条途径了。直到19世纪，身处“社会”中心的民族精英们开始寻求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源时，俄罗斯真正本土的独创性文化才再次绽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级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发展过程是平行的。

米留科夫把“民族意识”界定为两个连续的过程，即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认为在所有国家，民族性都是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而非原因，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在被承认时所形成的明显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米留科夫用“民族化”代替了“民族性”这一术语。就民族意识演化的两个连续阶段而言，国家意识意味着对传统的继承，社会意识则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和嬗变。自从被“其他”民族的承认唤醒之后，国家意识就从民族冲突中不断上升，这种意识在民族为争取统一或独立的斗争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那一时期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风格——都是从更早的无意识阶段发展起来的——开始表现出所谓的独特的本土化和真正的民族化，即便这个共同体事实上已经吸收了外来因素。一旦民众关注的焦点从外部民族斗争转向内部社会关系的改革，社会意识就会持续上升，而民族“传统”和国家意识的影响则相对下降。对民族性和民族意识的这种理解已经深深地触及到了它的内核。

总之，在《俄国文化史纲》中，米留科夫借助于扎实而可靠的比较方法，使原来关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争论得以合理解决。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部伟大而杰出的先锋之作。

(二)开拓了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

米留科夫从一开始就对思想、理论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怀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俄国主要史学思想流派》和《俄国知识分子史》便是他关于俄罗斯思想史最主要的代表作。

《俄国主要史学思想流派》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原创性著作，该著作在俄国思想史上做出了三大贡献。一是对18、19两个世纪俄罗斯历史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分期，整体上把它们划分成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塔季谢夫到卡拉姆津——是历史学家从实用主义或民族特性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任务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延伸到作者所处的时代，这是把历史学看做是一门科学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他又把18世纪俄罗斯的史学发展分成了四个次级阶段，在每一阶段都分析了一位标志性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塔季谢夫、罗蒙诺索夫、谢尔巴托夫和鲍尔金，然后将其扩展到整个思想史领域。二是对尼古拉·卡拉姆津进行了重新评价，这也是他的研究中最受人诟病的部分。卡拉姆津一直被认为是“俄罗斯史学界的彼得大帝”，米留科夫却粉碎了这个神话。米留科夫认为，卡拉姆津只不过是在他许多前辈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归纳和总结而已，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见解，而且对前辈的错误他也没有加以修正，充其量只能说他开创了一个历史编撰学派。三是重新界定了俄罗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通过列举波列瓦依、波戈金、基列耶夫斯基和恰达耶夫的观点，米留科夫阐明了他的态度。米留科夫认为，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他们的认识都存在一个问题，即没有找到俄罗斯的过去与未来、俄罗斯国家历史与俄罗斯民族普遍存在的世界使命之间的联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米留科夫关于19世纪30年代理想主义者的评论。通过观察这些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爱情”中的行为，米留科夫对他们的极端不现实性作了深刻的剖析。米留科夫把斯坦科维奇、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从他们理想中的对待爱情的态度和行为着手，然后把他们的理想与其实际行为相比较。这种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对解释俄罗斯理想主义者思想的发展演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米留科夫认为，现实经历迫使他们修正或放弃了自己对爱情的理想主义立场，这也意味着对他们的所有思想来说都存在着这种情况。对于崇尚科学的米留科夫来说，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已经告别了自己的习惯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他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所得出的结论都已经大大地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研究水平，从而开拓了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

(三)重新评价彼得改革

关于彼得改革在俄罗斯史学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米留科夫的创新在于他转移了彼得改革研究的中心，即把争论从动机转向较容易考量的结果，也就是说，把焦点从文化领域转向物质领域。在米留科夫看来，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所争论的关于彼得大帝是开启了一个现代的俄罗斯还是背叛了国家的传统这个问题已没有多大学术价值了。“我的任务是弄清彼得改革的意义。我不赞成40－70年代争论中的那些观点：斯拉夫派立足于俄国的独特性，西欧派则立足于对西方文化的借用。我认为俄国的欧化不是借用的结果，而是俄国自身内在演化的必然结果；俄国与欧洲的发展进程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延缓了俄国的发展进程。”米留科夫选择了国家财政制度作为自己研究的论题，他为此收集了大量还没有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其中许多资料是学者们以往从未见过的。

米留科夫得出了两个颇受争议的结论。尽管C·M·索洛维约夫和K·л·卡维林早已声称，彼得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组织的”，但米留科夫还是就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做出了自己迥异于前人的回答。米留科夫的结论是，虽然国际形势的确需要像彼得所做的那样加强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但俄罗斯国家却没有支撑这种需要的财政能力。“把俄罗斯提高到与欧洲强国并列的地位，其代价就是国家的毁灭”。同时米留科夫对彼得大帝本人在改革中的作用也做出了消极的评价，他把沙皇看做是“不得已”的改革家。换言之，彼得个人对改革的影响力并没有过去所宣扬的那么大。米留科夫关于彼得改革的著作为他在俄国史学界奠定了初步的威信和声望，这部作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功：一个方面是他成功地把关于彼得改革的学术争论从哲学的泥沼中拖了出来，另一方面是他成功地推进了基于档案文献的“新史学”的发展。可以说，在涉及彼得财政改革的所有作品中，在约七十年内米留科夫的研究始终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著作。

(四)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学派”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

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俄罗斯争论已久，由此形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大对立

的派别。作为“国家学派”的实际赞成者，米留科夫进一步深化了前辈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出了他独树一帜的见解。在米留科夫关于历史发展存在某种共同规律性的阐释中，他对俄国历史的理解是建立在将它与西方对比的基础上的。米留科夫认为，俄罗斯国家的发展模式与欧洲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对立的，俄罗斯是自上而下，欧洲是自下而上。在米留科夫的解释中，这是俄罗斯历史中仅有的最重要的事实。米留科夫含蓄地表明：正是早期俄罗斯人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后代的命运。

在关于俄罗斯国家形成的论述中，米留科夫很少提及本土固有传统的影响。在他看来，莫斯科罗斯的国家体制与基辅无关，因为“东北部的历史是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南方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像波雅尔贵族杜马和全俄缙绅会议这样的制度，只有当它们长期不间断地存在，它们才有可能被看做是从早期传下来的“悠久传统”，但米留科夫在俄罗斯没有找到这种具有连续性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没有“可资利用的过去”。相反，外部影响在“国家思想”形成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正是欧洲的思想才是促使“封邑时代的大公迅速进行意识形态的转变从而穿上沙皇的服装”的原因。例如，保加利亚和南部斯拉夫的学说是莫斯科的统治者宣称他们是“全世界唯一的正统沙皇”和莫斯科是“新的神圣沙皇和第三罗马”的象征的思想来源。

米留科夫最新奇的论点是他所强调的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液态因素”和动态性质，这不仅是指俄罗斯的制度和地理范围而言，甚至它本身的自我认同也是如此。19世纪的“官方国家主义”宣布俄罗斯几乎是永恒不变的，米留科夫则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动态性国家，俄罗斯人是典型的拿来主义者，至少是从16世纪中叶以来，俄罗斯实际上一直处于接连不断的变迁、发展不平衡和转型之中。它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利用、改造和摈弃本土的和外来的制度和思想，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切断与过去的联系。结果，由于缺乏任何有机的传统而具有“可塑性”，俄罗斯非常容易发生政治制度的快速转型。所以尽管俄国的发展模式与欧洲相比是颠倒的，但俄罗斯还是有可能在借鉴欧洲模式的基础上形成欧洲目前的那种社会制度。这种观点相当巧妙地把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从原来单纯地理解为反作用的关系，转而理解为是由于国内的变迁和冲突以及对西方的感应这样一个更为复杂的混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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