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京派和京派文学
时间：2021-05-05 07:5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京派文学的历史定位
什么是京派?今天看来，这不是一个社团流派意义上的文学史现象的问题，而是一个以文化史为视角，借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文化整合和历史描述时所采用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和特征化的分类标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的称谓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京、海派之争”。众所周知，同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坛业已分化为三种最主要和基本的文学阵营：京派、海派和左翼。这都不是一般社团流派意义上的文学阵营，而是经过特定历史演化和文化整合所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文学群体或文化板块。不可否认，这些文学群体或文化板块都具有各自内在的价值观和文化属性。整体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都是具有不同社会功能和文化品质的文学史现象，其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其出现或最终成型有一定的人为因素)，而且，作为功能各异和价值互补的特定文学史现象，它们不同于以往那些短暂存在的文学社团，而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特殊稳定性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特定功能性。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本质上可以从属于中国现代文化史，那么，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史命题而是一个文化史命题。这个文化史命题所依据的历史现实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京派、海派和左翼“三足鼎立”为标志的现代文化领域的“三元并存”和系统整合。
何谓“三元并存”?这主要是指以“现代性”为视野的中国现代文化的三大板块及其所派生的文学系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身份的获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诉求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现代性的政治诉求。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负载着历史赋予的政治宿命和现代社会赋予的文化使命登上现代历史舞台的。所谓“政治宿命”，是指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紧迫的救亡图存的政治历史任务，这在单纯的政治史意义上被理解为“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政治宿命的现代承担既是传统意义上的道义承担，也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普世承担。就文学而言，从启蒙现实主义到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了以文学为社会现实服务，而根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和实践模式。革命这一古老的命题被赋予现代性的含义，全在于其诉诸文学表达的理念和特征：对人类性普世价值的追求和世界大同的想象。这既是理想化的表达，也是现实社会条件下群体政治意志的展示。加之其实践效果的激发，政治现代性的文学叙事最终敷衍出一场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学盛宴。这以左翼文学为代表。
(二)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文化使命”的意义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政治革命，而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观念下的普世政治理想和文化改良主义。以胡适的理论和实践为代表，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文化，而不是传统政权观念下的利益化的政治。作为政治文化，自由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行为习惯。胡适认为，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两个侧面，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文化实验主义和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民本自由主义(民治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借提倡易卜生主义张扬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并在新文学运动中引导了一场旨在建构新型社会伦理的“问题小说”风潮，目的就在于强化知识分子的文学使命感和文化主体意识。藉以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不是基于“人相恨”的古老和非理性的“革命”，而是基于“人相爱”的新型伦理观念和人的知识化创造，才是文化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以知识分子的自我觉悟和自我完善为特征，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依托自身文化理想和政治理念开拓了一条旨在替代传统政治实践的文化实践之路——知识分子的自我实现与文化创造。力图使文化先于政治，个体先于群体以完成现代社会的观念转型和价值转型，即文化转型。同时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化生存方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生存方式，开创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文化事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应运而生的京派，虽然在观念特征上并非胡适实验主义文学实践的追随者，但以文学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使文学选择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社会选择服从于自我的文化创造意识，使文化价值高于政治价值的信念，则本质上是胡适式的“文化救国”理想的践行者。
(三)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从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实际来看，现代性的文学诉求本质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顽固追逐物质性社会进化的世俗主义。这二者恰恰都属于中国启蒙政治文化的异端。就个人主义而言，五四时期以郭沫若和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所张扬的浪漫主义即分属于“精英个人主义”和“世俗个人主义”。前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个性化文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京派审美主义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后者则开启了现代文学的世俗化进程，成为现代海派文学的滥觞。就前者而言，启蒙浪漫主义(“精英个人主义”)是现代性文学诉求的起点，“自我表现”意义上的情感表达和思想表达是浪漫主义首倡并不断被深化的现代性文学命题。在此基础上，文学的政治依附性和文化依附性(在胡适“工具革命”的意义上)被不断剥离，其工具理性渐次消隐，审美理性得以凸显。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以新月派和京派为代表，审美主义文学的自主性和超越性成为现代性文学诉求的主流。进而，以京、海派论争为标志，情感和意志的内在冲突使皈依自然文化伦理的审美主义文学和崇尚感性自娱的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了新的两极诉求。整体上看，文学的独立意识得到较为普遍的确立和彰显。
“世俗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感性至上主义，它是利益至上的旧式海派文学的合理替代物。因此，20世纪中国的海派文学，一是秉承鸳鸯蝴蝶派等旧市民文学所固有的崇尚感性、唯利是图的低级趣味主义，一是以“世俗个人主义”为根基派生了以感性自娱和精神狂欢为特征的都市自然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以新感觉派的出现为标志，感性化、娱乐化、精英化(知识化)和商业化的高度浓缩，成就了具有新的“现代质”的20世纪中国的海派文学。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文学表现在张爱玲和钱钟书身上，以及徐口、无名氏等，更是以本质上获得存在主义哲学意蕴为标志，完成了具有现代文化思想史意义的海派文学的思想整合和价值整合，使其文化品质和艺术品位臻于成熟。
二、京派的文化品质与历史沿革
京派就其文化品质上看具有体现上述现代性文化诉求和现代性文学诉求不同价值观念的合理内核，及在个人主义意义上以“精英个人主义”整合“世俗个人主义”以造就文学上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实践品格。除了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文化品质，根本上看，京派不是启蒙意义上的文学现实主义者，而是个人主义性质的文学浪漫主义者。因此，在文学观念上，京派不是胡适实验主义的信徒，即不是启蒙改良主义政治实践中冰心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