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星空的三颗星
时间：2021-05-05 07:54: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和胡适都是同开风气的人物，各自作出了对方无法取代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了解周氏兄弟与胡适，就不了解一部色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是，由于鲁迅20世纪30年代被拥戴为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周作人于1947年底被“国民政府”的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罪判刑，胡适则于1949年初被中国共产党增补为“战犯”，在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任务的漫长岁月里，人们自然难于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进行学术研究。但时至今日，对他们的研究成为纯粹“历史命题”和“学术命题”的条件日趋成熟。全面客观评估他们的是非功过，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不仅是恢复这三位大师历史本来面貌的需要，而且也是正确总结新文化运动经验教训，继续探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前进道路的需要。
三颗金星交互辉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胡适的名字是跟白话文联系在一起的。胡适并非用白话文写作的创始者。在近代中国，胡适也并不是以白话文作大众传播媒介的第一人。然而，正式把白话文作为一种新文体大力提倡并以之取代文言文的却是胡适。因为他的首倡，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
但是，胡适的文学改良观有着倾向于形式方面的偏颇。他以“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考察文章现象，把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仅仅视为文学工具的更替。然而单有文学语言的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鲁迅：《无声的中国》，《而已集》）弥补胡适理论这一缺陷的是周氏兄弟。1918年11月，鲁迅在《渡河与引路》一文中强调“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倘若仅有形式的改良而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新青年》五卷五号）。紧接着周作人在《新青年》五卷六号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所谓《人的文学》，就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以写实主义为表现方法的方法。这一主张反映了人性解放在文学领域的目标，明确了“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民主文学”革“封建文学”的命，而不只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因而被胡适誉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
五四文学革命要取得真正胜利，必须在进行理论建设的同时创造出足够数量和应有质量的作品，以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创作实绩对理论的正误及正确的程度进行检验，令人信服地体现这场革命的丰硕成果。对此，胡适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号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赶紧操起白话这个工具，从建设一方面用力，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周氏兄弟是这一号召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不但表现出了比胡适更为旺盛的创造力，而且对于在中国创造出成功的新文学作品持有比胡适更坚强的信念。
五四时期的新诗问题，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对抗最尖锐而意义最典型的问题。周氏兄弟与胡适在新文学创作领域的配合，主要表现在进行新诗创作时“开风气的尝试”。由于他们跟其他“五四”前驱者们的共同努力，人们才认识到白话文不仅是普及教育和社会启蒙的工具，而且可以成为优美高雅的文学语言，毫无愧色地进入诗歌这个文学中最辉煌神圣的殿堂。白话文的社会地位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对于创造新文学，胡适承认自己是“提倡有心”而“创造无力”。他常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hobby，或译为“兴趣，业余嗜好”）。他的《尝试集》虽然被誉为中国诗史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但胡适承认，所收的近70首作品中，可称为“真白话的新诗”还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胡适由于片面追求语言的浅显而未在锤炼“诗的语言”方面下工夫，使得他的诗作具有清顺达意的风格，但缺少幽深的意境与奔放的激情。清新而欠朦胧，轻巧而失厚重，工整而少变化。所以，《尝试集》的意义并不在于建立新诗的规范，而在于构筑了中国旧体诗向新旧体过渡的桥梁。对此，胡适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他从来不劝他人创作“胡适之体”的诗，也不强求别人喜欢他的诗。
胡适是在寂寞和幽暗中进行诗探索的，1916年7月至1917年9月，也就是其从事白话诗创作的第一阶段，进行这种试验的，神州仅他一人，只有嘲笑者而无同情者。
胡适在只身鏖战的困境中，得到了周氏兄弟真诚而有力的支持。鲁迅其实是不喜欢作新诗的，更无意于摘取诗人桂冠，但为了攻克旧体诗词这个封建文学卫道之士盘踞的顽固堡垒，他也勉力创造了六首白话新诗，算是“打打边鼓，凑些热闹”。鲁迅这六首初期白话诗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而且摆脱了“作诗如作文”的风气影响，独辟蹊径地把抽象的哲理化作新奇别致的意境，在形式上也彻底挣脱了旧体诗词的镣铐，得到了胡适等人的首肯。当然，鲁迅的新诗也有晦涩的缺点，其艺术造诣远不及他的旧体诗词。周作人自知他“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也披挂上阵，勉力创作了30余首新诗。这些诗作冲淡自然，能够从极平淡的事实中表现出极清新委婉的情致。胡适对周作人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谈新诗》一文中曾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里脱胎出来的。”他还进一步将周作人的《小河》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同时代的其他评论家也认为周作人的新诗取得了不易超越的成就，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继《尝试集》之后的第二块里程碑。
胡适之所以极力推荐《小河》，不仅因为这首诗语言质朴清新，意境优美隽永，节奏自然委婉，更主要是因为它完全打破了“诗之文学”与“文之文学”，“诗之文法”与“文之文法”的界限，实现了他提倡的“诗体大解放”的目标。但也有论者觉得胡适对《小河》的评价有溢美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小河》的语言已劣变为散文化的语言，并非诗体的解放而是诗体的丧失。正是胡适理论的错误导向，才产生了新诗70余年的历史上时起时伏的散文化倾向。周作人也自认为自己的白话诗并不算是新诗，虽然打破了诗词歌赋的规律，但实际上与语体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参阅《苦茶庵打油诗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