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３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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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国，高中文化史纲要，新史学，国情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3-0034-04
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颁布《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的同时，还颁布了面向高中历史教学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徐则陵起草，以下简称《文化史纲要》)。关于这一问题的已有研究，实有继续探讨之必要。
我们可从课程内容、课程目标的角度，对高中《文化史纲要》做一简单的分析：
1．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史”
实际上《文化史纲要》与其“最初稿”，即徐则陵起草并发表在南京高师主办的《史地学报》上的《高级中学世界文化史学程纲要》，在课程内容上有着很大区别。
最大区别就在于，“最初稿”没有“中国文化史”内容，纯粹是一部外国文化史学程纲要。而《文化史纲要》中大量增补了“中国文化史”内容，从而使得《文化史纲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史”。
增补的“中国文化史”内容有44课与“世界文化史”一课混编，具体如下：
第2课 黄河流域之地理，及中国古代文化
第18课 周秦间封建政治
第19课 周秦间封建式社会
第20课 周秦经济生活
第21课 周秦诸子之思想
第22课 古代华族与外族之竞争
第23课 秦汉时代华族之统一中国，及开拓领土
第24课 秦汉时代之社会
第25课 佛教之入中国
第26课 佛教未入中国以前之中国美术
第27课 汉代之教育与学术
第37课 汉魏六朝时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华族及胡人之关系)
第38课 汉魏六朝时代中国社会之变化
第39课 佛教与中国思想及美术之关系
第51课 隋唐间之经济状况
第52课 隋唐时代日本之中国化
第53课 隋唐时代中外交通
第54课 唐代之政治及法律
第55课 唐代之宗教
第56课 唐代之学术，及教育
第57课 中国印刷术之演进
第58课 五季迄元外族蹂躏中国文化
第59课 本期汉族之国家思想
第60课 本期中国社会之变化
第61课 本期中国之国家社会主义
第62课 本期汉族哲学之冲突
第63课 本期之建筑学
第64课 本期之烧磁术，及其他美术
第65课 蒙古人西征之政治，及其他影响(蒙古人与俄罗斯波斯及印度之关系)
第66课 蒙古人据中国之影响
第67课 回教徒势力之扩大
第74课 宗教革新时之中国
第75课 旧教与西学来华
第76课 阳明哲学
第77课 元明间之中外交通
第78课 十七八两世纪中国文化上西洋文化之影响
第79课 十七八两世纪中国之学术
第80课 十七八两世纪中国与诸欧之交涉
第99课 列强在中国之侵略政策
第100课 十九世纪晚年中国抗侵略政策之反动
第101课 日俄之战
第112课 近百年来中国之经济，及社会状况
第113课 近百年来中国之统治问题
第115课 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思想变迁
“最初稿”中有127课，《文化史纲要》有116课。徐氏一方而增加了中国文化史内容，同时又压缩删减外国文化史内容，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
一是“合并”。比如“最初稿”中的第98课“十九世纪之科学一：物理化学”、第99课“十九世纪之科学二：生物学”、第100课“十九世纪之科学三：地质学”经过内容合并，成为《文化史纲要》中的第109课“最近百年间之科学一”。又如《文化史纲要》中的第79课“英格兰工业革新：其性质”、第80课“英格兰工业革新：机器之发明”、第81课“英格兰工业革新：资本与工厂制”、第82课“英格兰工业革新：其效果”经过内容合并，成为《文化史纲要》中的第84课“工业革命及其影响”。
二是“删除”。比如“最初稿”中的第118课“现代社会主义：法之同业工团主义”、第119课“现代社会主义：俄之过激主义”、第120课“现代社会主义：英之基尔特主义”等内容在《文化史纲要》中都被删除。
合并、删除体现了徐氏力图压缩课程内容、减轻学生负担的意图。不过，他的努力并不理想，《文化史纲要》课程内容依然有过多过重的倾向。课程内容共计116课，每学期58课，一年内授完，授课时间紧张问题对难以避免，这自然会影响历史课堂教学的质量。
将中国文化史内容“融入”世界文化史内容中讲授学习，这与常乃德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的课程指导思想可谓如出一辙：“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较分授之制为善。”
2．关注现代问题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课程目标之一是“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同时，徐则陵在《文化史纲要》中也指出世界文化史的目标在于“以说明世界文化之性质，及现代文化问题为主旨”“本学程以领会现代为归宿”。徐氏由此制订了课程内容的选取标准：一是“凡过去事实能解释现代文化者，可选为教材。选取教材时，目光须注射现代”，一是“近世文化史教材，约须占全部教材三分之二”。这自然亦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反映。
3．注重探究
高中“世界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课程目标，也是《文化史纲要》极为出彩的地方，即注重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究精神。正如徐氏在“最终稿”之教学建议中所指出的，历史教师应“指示研究途径，多予学生以自己研究之机会，学校为本，学程应有相当之设备，教员应斟酌学生程度指定必读之参考书”主张“用二种以上之教科书，为研究之始基，教员说明一时期历史局势之概观，为研究引端时得用讲演式，此外当以分纲共同研究式为正轨，参用问题式以维持兴趣”。可以说，这是清末及民初学校历史课程方案中所没有的。与《初级中学历史课程》课程目标之一的“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相比，似有继承一面，但更是课程目标上的拓展。
4．注重国情教育，培育爱国主义情感
从《文化史纲要》里的中国文化史内容来看，尤为令人关注的是第99课“列强在中国之侵略政策”和第100课“十九世纪晚年中国抗侵略政策之反动”。如此旗帜鲜明地揭露列强对中国侵略及中国人民对列强侵华的积极反抗，在学校历史课程中有此内容尚属首次．这说明了徐则陵力图在世界文化史课程内容中对学生渗透国耻教育和民族意识教育。这显然是《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所没有或极不明显的内容。
可以说，《文化史纲要》中体现出来的这四条鲜明特点，与徐氏个人的学校历史教育观是一致的。《文化史纲要》起草的当年，徐氏在《史地学报》上发表《学校设历史科应以何为目的》一文，大致从国家、社会、生活、品行及能力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他的学校历史教育目标多元观，基本上包含了《文化史纲要》中提出的历史课程目标。他在文章中指出，学校历史教育目标首先应该包括“培养民族精神”“唤起国民自觉”“发展爱国观念”。另外还包括“发展领会人群现状之能力”“发展生活贯通文化演进之观念”“陶养关心社会之倾向”“发展对于社会之同情”“发展国际正谊之观念与国际同情”“涵养知识活动之兴趣使之常在”“训练整理事实自下结论之能力”“训练问题解决之能力”“涵养公共理想”“训练协作精神”“陶冶品性”“磨炼各种心的能力，如发展想象力，增强记忆力，训练判断力”等。在这里，徐氏的历史教育观虽然也有“世界主义”的成分，但在徐氏意识里，“培养民族精神”“唤起国民自觉”“发展爱国观念”等始终是第一位的，而这恰恰与《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形成强烈的反差。
如果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的实践情况不理想的话，那么，高中《文化史纲要》就更不尽如人意了。傅斯年后来就曾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当年黄炎培等人拟高中课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学。这个题目在欧洲尚不会建设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训练之意义，试问中国有谁配教这门功课?在高中又如何教法?”推测傅氏的大意应该是，作为高中的一门课程，开设《文化史纲要》是非常不成熟的，至少在师资上是不能得到保障的。考虑到1922年新学制是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自下而上”积极推动下研制出来的，与民初学校课程方案由政府组织编制并“自上而下”颁布恰恰相反，所以，并不是所有高中学校都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其命运与《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基本接近。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强烈的“世界主义”观与高中《文化史纲要》浓厚的“民族主义”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课程方案都经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审订通过。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中设有“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虽不成熟。但这样安排值得肯定，而在高中《文化史纲要》中就没有这一内容。从今天研制中学历史课程方案的角度看，这些都是很让人费解的事情，不过可以说明，初高中历史课程方案的起草人缺乏沟通，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缺乏认真、全面的调研论证。可以断定，在教学实践中必将给一线老师带来思想上的困惑。
正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调研与论证过程．“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就仓促委托个人单独起草初高中历史课程方案，这种方式本身就反映“委员会”对中学历史教育改革的不了解，甚至是轻视。当然，我们要承认学者们对中学历史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只是对历史教学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例如，徐则陵留学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分别攻读历史学和教育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历史系和教育系主任，有很高的治学水平。但是，中学历史课程方案的研制绝非写一篇学术论文之简单，不但需要诸多学者与一线教师共同贡献智慧，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一线调查与讨论，以使广泛征求意见以集思广益。现在看来，高中《文化史纲要》的研制过程，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全文极其简短，其中渗透的新史学思想，当然非常丰富，如果让梁启超、何炳松、徐则陵这样的大学者来理解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一线的历史教师来说，理解起来就很难，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总的来看，无论是《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还是高中《文化史纲要》，我们都能从中清楚地感触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影响中国学校历史教育的西方教育理念(尤其是新史学理念)，体现了落后国家希望借“他山之石”以迅速发展自己的迫切愿望，是值得肯定的。我们知道，学校历史教育当然不能关起门来做，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做法，但是学习什么和学习多少确实是一个需要选择和把握的问题。如何选择把握，当然要从“国情”出发，超出了“国情”的承受力，就会“过犹不及”。再看高中《文化史纲要》的课程内容，其“新史学”的色彩非常强烈，包括“宗教”“经济”“文化”“知识”与“政治”等内容，非常丰富，不过，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的简单拼凑，而且，“政治史”在通史中的核心地位被冲破了，这就与国情，尤其是近代国情没有进行很好的融合。1923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和高中《文化史纲要》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深刻教训(当然。这里没有全盘否定这两个历史课程方案中的积极因素，比如提倡探究性教学的理念、历史教学应该关注社会与现代问题等)。实际上，民国初年国内学者(包括梁启超在内)主要是在传播“新史学”的主张，并没有真正对“新史学”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地用“新史学”思想构建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体系，可以说是不理智的行为。
这两个方案因为带有浓厚的民间学术研究性质，给中学历史教学并未带来多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说，历史教育改革，一定要尊重“国情”，这里的“国情”主要指师资素质、学生认知水平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等。当然，尊重“国情”并不等同于“保守主义”，不要改革，我们要在“国情”允许的范围下做最大可能的改革。由此，笔者个人认为，适合“国情”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历史教师，经过简单的理念培训，在史学专业资源的辅助下，非常容易地理解并在教学中实践新课程。否则，我们即使有再好的设想，也永远只能停留在“方案”的层面，而不能付诸实践。当然，“国情”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正是因为我们的“国情”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才使得我们的历史教育永远在思索中前行。
责任编辑 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