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与曾朴父子的翻译论争
时间：2021-05-05 07:55: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救亡和启蒙使晚清民国掀起对外翻译高潮。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被大量翻译成中文，随着西学翻译的扩大和翻译群体的增多，译文的规范性和质量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为此，对译法和技巧等进行探讨的文章也逐渐多起来，且伴有诸多翻译商榷和论争，并在1930年前后达到论争高潮。其中陈西滢和曾朴父子之间的论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之间的论争主要集中在 “信达雅”问题、直译和意译问题、诗歌翻译的可能性问题、翻译中的神韵问题等方面。以点带面，较好呈现了当时译界的翻译实践和理论探讨。
关键词：
陈西滢；曾朴父子；翻译论争；信达雅；直译和意译；神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4-0144-07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between CHEN Xiying and
ZENG Pu and His Son： a Translation Discussion of
China’s Modern Literary World before and after 1930s
GUAN Xinfu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Abstract：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led to the rise of foreign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large quantity of western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literature and art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th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transl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 groups， many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Therefore， the articles about translation and skills have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about translation， and reached the climax before and after 1930. The debate between Chen Xiying and Zeng Pu and his son has certain representativeness， with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m mainly concentrating on the “Xin Da Y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poet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verve problem， etc.， presenting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translation field from certain perspectiv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Chen Xiying； Zeng pu and his son； Discussion of translation； Xin Da ya；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Verve
一、翻譯论争的相关背景及缘起
人类社会中，因不同文明和种族所操用的语言不同，故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必须依靠翻译才能进行。“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1]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外翻译大潮有三次：一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二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三是晚清民国时的西学翻译。其中尤以第三次翻译影响最为深远，西方文化借以大规模进入中国，并逐渐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同时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与前两次翻译高潮相比，晚清民国的西学翻译是在被动中展开的。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深入，有识之士开始正视并深入反思传统文化之弊，认识到西学翻译的急迫性，翻译因之成为国人学习域外先进文化的桥梁和中介。王国维曾忧心忡忡地指出：“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2]不啻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现实判断和家国忧虑。特别是甲午惨败带给国人极大震撼，社会上陡然掀起了留学运动和翻译高潮，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书籍被大量译介入中国，而“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晚清翻译家，在当时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目的却是服务于政治改良，并以此实现救亡图存”[3]。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和启蒙成为民族国家之刚需，译书之风盛极一时，成为翻译史上的奇特事项，尤其是晚清最后十余年，西学翻译数量不容小觑，蔚为大观：“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量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5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4]凭借翻译之东风，西方知识大量进入中国，并逐渐改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就文学领域而言，晚清民国“短短的三十年，欧洲几个文学灿烂的大国，英、法、德、俄、西班牙、意大利，凡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有了译本”[5]。而西方文学译介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改变提供了他山之石，更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民众启蒙，思想转型等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