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最后的渔民
时间：2020-04-28 09:30: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霍思伊
2019年1月，在“长江大保护”的总体战略下，国家决定对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渔，从2020年元旦开始，分步骤推开，禁渔十年。
长江流域和沿岸湖泊的水面上，11万条渔船和近30万渔民，即将彻底告别长江。但如何找到上岸的路，很多人都没有方向。
四个月和十年
渔民对禁渔并不陌生。
从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节，为了让亲鱼顺利产卵、保护幼鱼长大，国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为期三个月，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但专家们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反而不利于鱼的繁殖。因此，从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四个月。
2018年底，打了快四十年鱼的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国家即将实行全面禁渔，为期十年，从以前的春季四个月禁渔延扩到全年。全体渔民都要转产上岸，所有船和网具由国家统一回收，统一销毁。
2019年开春，消息得到了证实。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十年禁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
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在江西，时间表被提前了一年，都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禁捕。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不小。在鄱阳湖区，共有14个重点禁捕退捕县，含传统渔村300多个、渔民1.95万户、超10万人。
都昌县，被划为了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按计划，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共有500多户，近4000人，90%都是渔民。
很快，省里派人来调研，问詹定林：“你有多少条船？铁船几万块打的？多少网和虾笼？以后转产想干什么？”詹定林只说：“鱼要生存，人也要生存。”
禁捕和偷捕
渔民们眼里的好年岁，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十年”。那时候，鱼好打，也好卖。渔民的生活比种地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
但“黄金十年”太短暂了，变化来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沿岸城市平地起高楼。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是采砂泛滥。尤其在20世纪的头十年，长江主河道采砂行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阳湖很快成为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
过度采砂给湖泊带来了灾难。采砂使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渔民心里清楚，要在沙坑里找鱼，说明鱼越来越不好打了。渔民开始想办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家家都开始用电网。在都昌，渔民用普通渔网，一年中有半年打鱼，只能赚十万元，而用电网捕鱼，两个月就能赚到二三十万元。
像所有的县域治理难题一样，打击“酷渔滥捕”的一个基层困境是：熟人小社会里，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多位渔民和渔政人员对此说得坦诚。有时候考虑到渔民的困难，只要不太过分，当地渔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渔民也常常是执法者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偷捕的船，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渔政，双方在实际上结成一种“合作”关系。
每年四个月禁渔，让渔民收入锐减，因此总有人偷偷捕鱼。渔民会趁渔政人员不上班的时候，早晚偷偷下水。如果听到渔政巡逻的快艇声音，他们就悄无声息地上岸。渔政来不及抓，抓也抓不过来。
“形势逼人。”42岁的林青山并非不知道，电网捕鱼对鱼不好，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赚不到钱，小孩就不能读书”，林青山很无奈。
船上和岸上
渔民的家，就是船。家家户户至少有一大一小两条船，大船是水泥船，长期靠在岸边，用来吃住和生养孩子。船长十七八米，住人的船舱只有4米，可住10人，大人小孩挤在一起睡。小船是木头船，后来也变成铁壳船，用来打鱼，凌晨出发，停在湖中央。对渔民来说，大船是“房子”，小船是“车子”。
打鱼大部分时间凭运气，但也有规律，水一退，鱼就跟着水走。潮涨潮落时，感受到鱼要游来了，赶快把网放下。渔民生活从来没有规律，凌晨三点起床，等到四五点，鱼睡醒了，就下网。打一网要4小时，一天下2～3次网，每网之间间隔3小时。如果鱼多，就接连下，一直打到晚上。
在船上生、船上长的张元州有时也会上岸到有房子的渔民家里看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都昌县鄱阳湖边的渔民陆续攒钱、上岸建房，于是有了自己的村，叫青龙咀。
可能是水上漂久了，渔民都特别渴望在岸上拥有自己的房子，有了钱就攒下来建房。现在，青龙咀和水产大队里，冒出来越来越多的二三层小楼，有的盖了很多年，盖完第一层后，用了十几年再盖第二层。一点点盖，像养大一个孩子。
留守和改变
天未亮时，詹杨林喜欢一个人到停船的码头转转。和其他渔民相比，詹杨林算是个活络的人。他是詹定林的哥哥，和弟弟一直打渔不同，他13岁就跑去上海打工，此后到过广东、浙江、福建等地。2008年，詹杨林在马鞍山的造船厂打了一条大铁船，手下有五十多人帮他干活。后来看到电视上说，鄱阳湖要搞大开发，于是回到都昌，旺季的时候打鱼，禁渔期就开车、卖保险，做各种副业，每个月能赚几千元。
但在都昌，像他这样的渔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渔民，年纪在45岁上下，打了一辈子鱼，没有别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
每个渔民都有不同的打算。詹定林还没想过以后，他身上有一种渔民典型的乐观，得过且过。离全面禁渔还有一个月，他还在坚持打鱼，“能打一天是一天。”
林青山想过以后开个旅游公司，开快艇载游客在鄱阳湖上观光；
张元州则想承包一块鱼塘发展养殖……
“都昌县近十几年都陆续有渔民自发轉产，但成功率不足5%。”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说，这些人中，有20%的人外出打工，更多人选择承包鱼塘搞养殖。
“这是个过程，环境会逼渔民们慢慢转变。”他说。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第9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