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同天”的前尘往事
时间：2020-07-06 04:01: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九龙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因晚唐国内动乱，停派遣唐使，在华的遣唐使也陆续回国。日本留学僧敬龙回程时，唐朝好友、诗人韦庄写下此诗。
日本是岛国，往东走就是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在古代的航海条件下，东向没有出路，日本几乎是世界的边缘。东瀛岛国成为文化东输列车的终点，风雨不动的奈良正仓院里，依旧沉淀著大唐风华。继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之后，专门研究汉唐史、东亚历史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出版了《正仓院》一书，系统介绍正仓院文物，展示了盛唐文明的风采，反映了文化交流所缔造出的东亚文化圈的真谛。
1200多岁的仓库
最初，正仓院所有的藏品，是进献给佛陀的。
公元5世纪，西晋皇室司马氏的一支迁徙到日本，在奈良地区定居下来，结草堂拜佛，成为日本早期佛教传播的代表。不过，真正蔚然成风，还是几百年后。
朝鲜半岛上，中日白江口一战，让日本认识到眼前的唐帝国是多么强大。这种强大不仅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更是国家制度、法律体系、文化艺术的全面发达。
从此，遣唐使不断踏上大唐的土地。每次数百人，人员多为日本国内挑选的精英，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留学生，而负责学习佛法的留学僧占到了一大半。
鉴真东渡，就是请高僧鉴真扎根日本，授戒传法，开海东佛教一脉。听说鉴真允诺后，日本圣武天皇喜出望外，当时他被国内大地震、流行病和内乱所困扰，亟需灵魂导师相助。
于是，圣武天皇倾国家之力，建造世上最宏伟壮观的寺庙“东大寺”，恭迎高僧鉴真。只不过，鉴真德高望重、名动天下，被大唐限制赴日，所以他只好冒险偷渡，前后六次出航，耗时11年才到达日本。
正因为如此，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木构佛殿也盖了十多年，圣武天皇年年翘首等待，从天皇等成了太上天皇。公元754年，鉴真终于在崭新大气的东大寺立坛授戒，开日本佛教律宗祖庭。
为了保管寺内财宝，东大寺里建起了十多座仓库，最后只剩下一座，就是现在人们见到的正仓院。这是一座外观朴素的唐式建筑，始建于公元750年，历经1200多年风雨、地震、战乱而不倒，堪称木构建筑奇迹。1998年，正仓院载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圣武天皇驾崩后，光明皇后将天皇生前最爱的600余件宫中御用珍宝献入东大寺，藏于正仓院。后来光明皇后又多次献宝，成就了这座文物宝库。
如今，正仓院收藏有服饰、家具、乐器、玩具、兵器等各式各样的宝物9000余件，其中400多件是中国盛唐时期漂洋过海到达日本的艺术珍品。即便是日本本土的藏品，也带有浓郁的唐代风格。
正仓院内外至今保存完好，让世人见识了日本人的性格。自落成至明治期间的1200多年间，正仓院只进行过12次大规模清点曝晾，此外绝对秘不示人。难得的是，每件珍宝的进出都有严格登记，这些登记簿本身就已经成了文物。
从1946年开始，每到秋天，正仓院会拿出少量文物短暂展出，一年一次、一期一会。每年晒宝时，需先通过天皇的命令，经过一套郑重、严谨的开封仪式，才能对文物进行检点、调查、晾晒和修复，过后则再以御书封条封闭，仪式感极强。
2019年秋，伴随新一任天皇的即位典礼，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拉开帷幕，与此同时，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也精彩呈现。
“正仓院展”成了全球文博爱好者心中的胜地，也成了中国人寻找盛唐风韵的一个窗口。
“高仿”来的唐式屏风
在贵族的带动下，日本对唐文化的喜爱是全方面的。
日本气候多雨潮湿，皇宫的房屋尽可能宽大，以利于通风。为了起居方便、隔出不同功能的区域，屏风在奈良时代的皇室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根据《国家珍宝帐》记载，正仓院收藏过100叠屏风，计596扇，保存至今约40叠。
鸟毛立女屏风是典型的六扇屏风，系当年捐献的皇室遗物。从画面看，前三扇是立于树下的美女，后三扇的美女则坐在树下岩石之上，姿势各异。画中的美女蛾眉长目，体态丰满，双颊施朱，樱嘴点红，浓妆艳抹，很有唐朝美女的感觉。
她们身上穿的羽衣更是了不起。当年太平公主曾用各种珍奇飞鸟的羽毛编织成色彩斑斓的裙子，让人啧啧称奇。于是贵妇人群起仿效，竟把江表岭南的珍禽异兽毛羽采集殆尽。穿着羽衣翩翩起舞，这事后来杨贵妃也干过，那首《霓裳羽衣曲》就是明证。
1995年，陕西富平南陵村发掘的景云元年（710）节愍太子墓，后室西壁绘有树下贵妇屏风六扇，和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有异曲同工之趣。1988年，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氏墓发现了中晚唐屏风壁画，同样是由六扇组成。由此，人们不难联想，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是从唐朝“海淘”入日本的。
为此，日本专家们对画上所用的羽毛进行了分析，发现竟然是日本雉鸡的羽毛，衬纸也是日本所产。所以，这件屏风是日本人的“高仿”作品，其对唐朝仕女画惟妙惟肖的模仿令人称奇。
正仓院收藏的屏风中，还有一类是书写格言警句的，例如：近贤无过，亲佞多惑。清贫长乐，浊富恒忧。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君臣不信，国政不立;父子不信，家道不睦。这些屏风同样是用鸟羽粘贴而成，内容多为儒家至理名言。
唐太宗把治国之道书写于屏风之上以自励，甚至将政务官、地方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反复斟酌，励精图治，成为唐代有名的故事。日本天皇的这类屏风，恐怕受到了唐太宗故事的激励。
实际上，天皇所用的屏风，相当一部分是从唐朝输入的。在《国家珍宝帐》上，赫然记载着“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屏风”，由此可见一斑。
围棋是中国的发明，所谓“对弈”就是源于围棋。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贵族的基本功课，日本贵族也仿而效之。
相传遣唐使中有一位日本王子，擅长围棋，在日本没有对手。王子兴高采烈地随遣唐使到中国，想要领教唐朝国手的水平。大唐天子唯恐输了棋有失大国颜面，所以让翰林院的第一国手顾师言低调应战。双方战了23手，顾师言才略占上风。旁边官员为了面子，谎称此人只是大唐第三国手。日本王子听后，投子长叹道：“小国第一，不如大国第三。”
时至今日，围棋在日本普及率很高。正仓院保存着三套非常精美的围棋棋具，说明当年的天皇也是围棋爱好者。
王羲之“圈粉”天皇
2006年春天，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共同举办了“中日古代书法珍品展”，首次展出了被日本定为国宝的王羲之《丧乱帖》和《孔侍中帖》。
排起长蛇队的观众，每人脸上都带着喜悦的期盼。这虽然不是书圣王羲之的原作，但已经是世上现存年代最早的王羲之书帖，无比珍贵。这两件作品到底从何而来？不仅中国人好奇，日本人也同样困惑。
盛唐书法光耀千秋，深受邻国日本的喜爱。历史上，正仓院就曾收藏过王羲之书帖。根据《天平宝字二年六月一日献物帐》记录，东大寺曾收入“大小王真迹书一卷”。显然，所谓的“大王”就是王羲之，“小王”就是王献之。
根据“献物帐”的注释可知，那件王羲之书帖写在黄半纸面上，共9行，77字。其背面是王献之书，有10行，99字。据此描述，很难断定这是一件王羲之父子的真迹，但至少应是唐代乃至更早的临摹品。
在唐代，王羲之书帖已是一帖难求，唐太宗好不容易找到一件，还带进了自己的坟墓。所以，即便名家临摹品也属于国宝，难怪圣武天皇会视为珍宝。
只是，如今正仓院里已经没有实物，早年出借后便下落不明。值得一提的是，《丧乱帖》和《孔侍中帖》上，都印有日本桓武天皇的朱文印记“延历救定”，而桓武天皇就曾借阅过正仓院王羲之书帖，至于是不是同一件，就不得而知了。
王羲之书法传到日本之后，影响甚大。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夫妇曾致力于学习王羲之书法，正仓院留下了他们二人的翰墨，一件是圣武天皇的《雜集》，另一件则是光明皇后的《乐毅论》。
《杂集》摘录的是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诗文，完成于公元731年。两米多长的卷子，圣武天皇一笔一画，极其认真地书写完成。纤细清丽的字迹，显然深受唐朝书风的影响。
初唐书法四大家无不取法王羲之，圣武天皇的字体，颇似虞世南，给后世留下一份书法杰作。而且，《杂集》摘录的古诗文，有些在中国古代诗歌文集里已经见不到了，不经意之间，又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以订补传世文献之遗缺。
《乐毅论》是王羲之传世书法代表作之一。光明皇后的这件作品显然是临摹的王羲之《乐毅论》。光明皇后虽然是女子，但其字迹雄浑有力，和她刚毅的个性颇为合拍。
有趣的是，在奈良时代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的日子里，一切以唐朝为宗，模仿得惟妙惟肖，连日本人的姓氏，也尽量模仿唐人，改双姓为单姓。光明皇后娘家姓“藤原”，而她在卷末落款时，签署的是“藤三娘”。
不仅王室贵族，就连寺庙里负责仓库登记的人员都写得一手好字。《大小王真迹帐》和《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献物帐》，字迹相同，清秀飘逸，堪称王体字的佳作。而《国家珍宝帐》和《天平胜宝八岁七月二十六日献物帐》严谨有力，属于欧阳询风格。唐代名家书法风格，几乎都能在大约相同时代的日本找到。
唐朝文化在日本基本是“同步直播”，在正仓院文书里也可以得到印证。正仓院保存的初唐诗人王勃的《诗序》，虽有破损，但经过正仓院事务所专家的修补，可以见到全貌。
《诗序》收录序文41篇，书写于白、黄、赤、绿、褐色彩纸上，共计30章。和现在通行的王勃文集对照，有20篇诗序是现行本所未收的，弥足珍贵。
《诗序》里使用了不少武则天创制的文字。武则天在公元690年别出心裁地创制了一批文字，十几年后她—下台，这些文字就被取消了。昙花一现的文字，竟也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写卷里。
联系到王勃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初唐诗人，他的文集在唐朝流行不久就传入日本，我们不能不对唐朝文化在东亚的迅速传播发出惊叹，这可真印证了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选自《齐鲁晚报》2020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