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回忆
时间：2020-07-15 03:56: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于1919年出生在广东大埔县。在二哥杨鹤松（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我于1930年在闽西参加红军，那时我才11岁。后参加了长征，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随115师转战山西、山东。1943年4月，组织上派我回延安学习。8月到了绥德兵站，随接通知，要我去绥德抗大总校工作。在总校，我见到校长徐向前同志。我说：我千里迢迢来延安是学习的，对留抗大工作，有些不理解。徐校长以略带批评的口吻对我进行了解释，希望我安心工作。我表示服从分配，留下工作，被任命为校部秘书科科长。
不久，徐向前同志调往延安，我在抗大总校政委李井泉、副校长何长工领导下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井泉，他30多岁，中等个子。
我担任的秘书科科长一职，除本职业务外，主要负责审查校部干部。那时队列科科长黄延卿任校部学干会书记，我任副书记。
当时延安包括抗大都在进行“抢救运动”，我到抗大后不久也参加了全校千人“抢救”大会。会上自动坦白者上台报名，回原单位总结问题。一会儿上台报名的就有500多人。何长工副校长当即宣布坦白报名截止，并说：“有那么多特务在我们的干部中，我们过去的工作能做这么好吗？”大家解散回各单位后，小组学习讨论，谈清问题。
那时抗大只搞审干，不做处理。有时李井泉政委叫我参加校部学干会会议并做记录，然后我回窑洞宿舍整理，他审核后，我再誊清上报。这样我就和他熟悉起来。有一次，我在宿舍整理会议记录，整了几个小时还没整完。李政委来看我整理的情况，一推门就问记录整完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接着他说，窑洞里这么冷啊？那时我住的窑洞不大，但窑顶很薄。陕北冬季寒冷，而干部每人每天只配给五斤煤，不够用，所以宿舍特别冷。第二次他来我窑洞询问会议记录时，就问我，你是哪里人？怎么年龄这么小，就参加过长征？我说我是广东大埔人，我哥哥带我出来参加革命的。他问，你哥哥叫什么，我说叫杨鹤松。他又问，你哥哥是不是大个子？我说是。他听后未做任何表示，交待了几句话，就走了。
回去不久，他就叫他的警卫员李儿给我抱来一大块煤，约有二三十斤。后来又送过两次，真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令我非常感动。再后，他还给我送来两本中央印发的学习文件，其中一本是路线斗争的文件。他的警卫员李儿对我也特别好。李儿个头不高，操南方口音，听说是他从大青山带过来的警卫员。
从那时起，我感觉他在生活上、学习上对我很关照，但更多的话也没有提及。我心里好生奇怪，为什么他这么关心我呢？我隐约感到，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其实我和他居住的窑洞才相距100多米，他住东头，我住西头，周末时，我常见他带着个两岁的男孩在窑洞前玩，孩子名叫“胖子”。他爱人肖里我见过一次，怀里抱着的就是“胖子”。但那时我还年轻，才20多岁，他已30多岁，又是抗大的政委，我不敢张口問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江西人，参加过长征，抗战中被派往绥远，在那里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但我不知道他1927年参加过广东三河坝战役，之后与部队失联，留在大埔县坚持斗争，更不知道他认识我二哥杨鹤松，还一起搞地下工作，共同组织发起了1928年的大埔百侯、高陂暴动。
从1944年夏天开始，抗大总校对干部进行甄别工作，到11月基本结束。我向李井泉政委讲述自己去中央党校学习的愿望：“我来一趟延安很不容易，请求准我去学习。”他虽然挽留，但最后还是批准我去学习了。到了延安，我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年底，我爱人王西玲带着一岁的儿子也来到延安。为了使西玲能上党校学习，李井泉政委特意从绥德抗大派了一名公务员，与西玲一起来延安，住在杨家湾招待所，帮助她照看孩子。公务员叫张兴才，陕北人，为人特别老实。他后来随我去了东北，1950年复员回了老家。后来我想，若不是李政委派这位公务员来照顾孩子，西玲哪能抽出时间去党校学习啊。
1945年，我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我在会场后排就座，看见李井泉政委作为正式代表坐在会场前面。我很想去和他打个招呼，但会议有严格规定，代表们在会场上不能随便走动。散会后，会场外人很多，我也找不到他。
抗战胜利后，李井泉政委调仼中共晋绥分局书记。他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晋绥？我说我原来是115师的，还想回老部队。这样我就没有跟他去晋绥。此后，我和他再未见面。解放后，他在四川，我在北京，我也曾萌生去看望他的念头，但那时去一趟并不容易。“文革”后，他到了北京，我也想去看他，但他当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在什么地方不便打听。
直到几年前，军事历史学者、原总参兵种部大校王晓建来采访我，与我提起李井泉，深藏我心中的疑问才有了答案。原来李井泉当年在广东大埔，协助中共大埔县委领导人李明光、县委委员杨鹤松发动群众，组织百侯、高陂暴动。后来他又转移到丰顺县，继续从事地下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与地下党同志及农民群众结下生死之交，使他念念不忘。当他在抗大得知我是大埔人，又是他当时的领导及战友杨鹤松的弟弟，便暗中对我进行帮助。我现在终于明白，其实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回报大埔、丰顺人民对他的救命之恩，来表达他对大埔、丰顺人民的感激之情。
（李力清 整理）
杨永松（1918— ），广东省大埔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永定县儿童团团部组织科科长，组织部部长，巡视员，红12军101团文书，红1军团3师3团收发，2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技术书记，师直政处教育干事，师政治部秘书，师直政处教育股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秘书长，教导2旅5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第四野战军战车师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杨永松将军是目前健在的四位1955年少将之一（另外三位是黎光、詹大南、邹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