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养马业及对马种的改良

安忠义

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占人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1)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2)的说法。汉代大力发展养马业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

首先，骑兵的发展成为直接推动力。虽然在楚汉战争骑兵异军突起，屡立战功，由此成为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后来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骑兵却难以与强大的匈奴骑兵抗衡。由于长期战乱，国弱民贫，“人相食，死者过半”马匹更是少得可怜，“自天子不能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3)“平城之围”就使汉朝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汉朝不是匈奴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手段，以换取一时的和平，积蓄力量，将来反击。同时更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 因此要巩固汉朝政权，抵御匈奴的侵袭，就必须大力发展养马业，壮大骑兵力量。

为此目的，从汉初开始，汉朝就积极筹集资金发展养马业。高帝四年（前203年）八月，开始征收“算赋”,“为治库兵车马之用”。(4)如淳注引《汉仪注》曰：“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此所谓马口钱。同时，设置和健全了马政的管理机构，命太仆（武帝时改为仆）专管养马事务，下设太仆承，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据《汉旧仪》：太仆所掌的“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路和大厩，每厩“马皆力匹”。其它散见于史籍的厩名有翠华、大格、果卫、扼梁、大宛、胡河、金厩、家马等。到汉武帝时，“厩马有四十万匹”(5)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在西、北边郡设“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6)。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7)汉印中可见“右苑泉印”、“萃闺苑监，、“右牧官印”、“北地牧师骑承”等，都可证明设立牧苑的事实。此外，又可见所谓“未央厩丞”、“未央厩监”、“厩印”、“长沙厩印”、“马府”、“中马府”、“外马”等，显然都是当时官府养马机构用印。汉代郡国也养马，在郡县设马丞，在王国设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等，负责马政。《汉印文字征》、《十钟山房印举》等书中著录的马官用印有数十个，如“唯陵马丞印”、“上虞马丞印”、“齐中左马”、“齐中右马”、“代马丞印”、“西河马丞”、“淄川厩长”、“鲁厩垂”、“虢县马丞”、“下密马丛印”、“东平陆马丞”等。甚至地处西北边疆的居延地区，也有“昭武厩令史”、“吞远厩”、“口郅连厩”及“马丞”等厩名及官名，可见汉代官府养马的普遍性。

在政府养马的同时，汉代政府还积极鼓励百姓养马。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免除兵役的办法鼓励私人养马。武帝时继续实行“复马令”，当时“兵戈数动，民多买复”，又不愿为吏，“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8)汉朝政府还禁止偷盗屠宰马牛。居延汉简中有一支云：“府移使者口所诏书，毋得屠杀牛马。”(9)《盐铁论·刑德篇》云：“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还禁止优良种马外流，《汉书·昭帝纪》说：“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与现代种马相比，汉时体高五尺九寸的马确属相当优良的种马。严禁优良种马外流，对养马业的繁荣有积极意义。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业，“天子为击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10)皇帝甚至以“解乘舆驯”作为鼓励养马的宣传手段。经过政府的大力提倡和鼓励，到汉武帝时仅厩马就达四十万匹，苑马和地方养马尚不算数。民间己是“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11)《盐铁论·未通》记述：“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

大规模的使骑兵数量也大大增加，文帝时已能抽调八、九万骑兵防御匈奴。武帝时反击匈奴，前后动用骑兵一百二十万，每次参战的骑兵多达十多万。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军队已由车骑并用转变为以骑兵为主，步兵仅为运送辎重。如元狩四年（前119年）北伐匈奴，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私负从马达十四万匹”，而“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12)。汉军充分利用骑兵的快速机动，采用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取得辉煌战绩。特别是元狩四年的这次战役，卫青与匈奴大战于漠北，直追匈奴于竟颜山赵信城：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杀七万余人，“封狼居青”。为能快速突进，汉朝骑兵多备副马（居延汉简中多作“萃马”《汉书·赵充国》传作悴马，颜师古注曰：“悴，副也”）。经过这次战役之后，“甸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3)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从这场战争中，汉朝得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与河套地区，还有大量的牲畜。但汉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少”，战马损失也相当严重，如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军马死者有十余万匹。”(14)《汉书·昭帝纪》应劭注曰：“武帝数伐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汉书·武帝纪》云：“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注引如淳语曰：“贵平牡马贾，欲使人竞畜马。”《汉书·食货志》谓，汉“自（卫）青围单于后十四岁，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到李广利出征匈奴时，因为马匹缺乏，不得不用步兵，所以导致失败。

在马匹缺乏时，政府不得不征调民间马匹服役。如汉伐大宛，汉军仅六万人，而从民间征发的牲畜有“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驼以万数”。二伐大宛，在马死略尽的情况下，汉武帝下令征发“酒泉驴、臭驼负食出玉门关”。(15)为随时征调，汉朝政府就“籍吏民马，补车骑马”。(16)颜师古注日：“籍者，总入籍录而取之。”对于隐匿不出的人处以重罚。如《汉书·文帝功臣表》“黎倾侯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马，要斩”。颜注：“时发马给军，匿而不出也。”有时向民间买马。《史记·汲黯传》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三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后来就出现官贷民牧的方式以解决官马不足的问题。《汉书·食货志》云：“武帝以新秦中千里无亭激”“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李奇注曰：“边民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而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这一作法，后来发展为亭养母马制度，元鼎五年，因“车骑马乏，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天下封君至三百石以上差出牡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17)《汉书·昭帝纪》应韵注在“马死略尽”之后说，“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孽。”昭帝时对武帝时的马政进行许多修正。昭帝始元四年（前84年）诏“往时令民供出马，其止勿出”。“五年，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孟康注曰：“旧马高五尺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18)元风二年（前79年）又诏令“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勿敛今年马口钱。”对马政的调整，是以北边、西边的军事压力减轻为背景的口汉成帝时，也曾“罢六厩”，“减乘舆马”。(19)但在必要时政府仍从民间买马。如居延汉简第三○三·十二号：“元风三年十月，……请谴□官持□□□钱去□□，取承相从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案所占畜马二匹，当张舍从者，如律令”；
第一九·四四号：“□张掖、酒泉、敦煌，乘（应为案字）家所占畜请（为马字误释）□”(20)。还有一简：“元延二年（前11年）十月乙酉，居延令尚、垂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谴亭长王丰，以诏书贾买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前二简中“案家所所占畜马二匹”，有人解释为依据各家所报养马数，官就其中取二匹，不象武帝时悉数收买。(21)民间养官马、征调马匹的事，此后常见于记载。如王莽天凤六年（19年），“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缓吏皆保养军马，多少各以秩为差。“地皇元年（20年），“乘传使者历经郡国，日且十辈”,“传马不能足，赋取道中马，取办于民”。(22)

东汉以后，官府养马业大大衰落。《后汉书·百官志二》云：“旧有六厩，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又有“牧师苑，分在河西六郡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诏有司省内外厩马及凉州诸苑马”。(23)虽然安帝元初时增设了越的长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设置了万岁苑，键为设置了汉平苑。顺帝汉安元年（142年）：“以远近献马众多，国厩充满始置承华厩令，秩六百石。”(24)都未能重振西汉养马业的雄风。但东汉民间养马一直繁荣，政府需要马匹时，也常取自民间。如光和四年（181年）,“初置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25)中平元年（184年）攻剿黄巾军，又“沼公卿出马”，并令“厩马非效祭之用，悉出给军”(26)。

汉代养马业的第二个推动力来自政治上的需要。车骑仪卫是封建等级制度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汉代的各级官员，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均有数量不等的马匹以充车骑仪卫，并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规定了车骑使用管理的权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车骑仪卫使用管理制度，以“别尊卑之序”。天子车骑之马为乘舆之马。《后汉书·舆服志》载：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三辅黄图》载天子出行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最大规模的为大驾，有“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备千乘万骑”。皇帝出行，千乘万骑，威势齐天。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出巡五原，“至朔方，临北方，勒兵十八万骑，族旗千余里，威震匈奴”。(27)武帝出猎时，也有“从数马万匹”。(28)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用马皆有差。这些乘舆之马，数量大，吃得好，平时又很少使用。如元帝时，有厩马万匹，天天食粟，“苦其肥大，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29)《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故而灾荒之年，常减乘苑之马，禁民间粟马。如《汉书·文帝纪》：“以比岁不登，禁内郡马粟”，违者“没入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又令“太仆减谷食马”。(30)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九月，诏令“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31)

汉代官员“公卿以下至三百石长导从，…… 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32)所以汉代官员出行、郊游、赴宴、田猎，都必备车骑，“列羽旎，陈戎马”“出入逾侈，辎耀日”，“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如东汉末年交州太守士燮出行时“车骑满道，……妻妾乘辎轩，子弟从兵骑。”(33)汉代官员出行时这种车水马龙的仪仗在考古发掘中经常见到。实物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实用的车6辆，马16匹；
窦绾墓中有车4辆，马13匹。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出土铜马39匹，铜牛1头，铜车1通辆，铜俑45件，组成一个庞大的阵势。最前方是举世皆知的铜奔马为前导，然后是17名骑士组成的行列：2骑吏并列为领，15名骑士两列为从；
随后为主骑1匹，从骑4匹；
稍后是斧车1辆，轺车4辆，各有1马系驾，“御奴”5人，从婢2人；
再后为“冀张君”及“夫人”乘骑车马，共3马，2车，3奴l婢；
“守张掖长张君”及“前、后夫人”乘骑车马，共3马，2车，3奴2婢；
“守左骑千人”乘骑车马，共1车，1马，2奴。最后为“车”3辆，马3匹，牛车1辆，牛1头，驾车奴1人，从婢8人，凭几1个。(34)汉代墓室壁画中反映官员出行的场面也很多。如河北安平熹平五年（176年）墓室壁画，环绕前室四壁上部绘车马出行图，分上下四列，共绘出车马80余乘之多，每层每面为17名武士的行列，2骑吏并列为导，15名骑士分3行为从，后面有轺车5乘。(35)据推测此墓主身份为二千石或郡国相之类的官员。同雷台汉墓的主人大致相同。通过以上两个实例可以看出，组成各级官员仪仗的马匹数量很大，一般都由层层政府饲养，为保证政令通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显示封建权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代养马业第三个推动力是驿传用马的需要。汉代“驿马三十里”，在中央由典客属下的大行令职掌，在郡国有邮书椽，再到每个驿站的驿侯、驿令、驿承等吏负责，构成一个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统的邮传管理制度。从西汉时起，既沿用前代的传车制度，又采用逐渐盛行的驿骑制度。此外还有步递和船递。当时大致以车传送称为“传”，步递称为“邮”，马递称为“驿”，驿传中间停驻之站称为“置”，步递停留之处称“亭”。但往往邮驿并称，邮亭相联。《汉书·高帝纪》引如淳汁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清代顾炎武也说；
“汉初尚乘传车，……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36)

汉代邮亭驿马遍及全国，密如繁星。《论衡·感虚》中说：“星之天也，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也。”随着汉代疆土的扩展，邮亭在新疆土上迅速蔓延，特别是在边郡地区。如元封三年，虏楼兰王，遂破姑師，“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王门矣。”(37)后击大宛，“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38)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数千里筑城列亭至庐胸。”(39)就连一向不养马的南方也设邮亭。如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40)《后汉书·卫飒传》：“（飒）迁桂阳太守，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后汉书·和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

王国维说，在边郡地区，“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隧之中”。(41)陈梦家先生也说：“邮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它往往与亭、传、置并为大道上有关交通的设置。且往往重叠相互通用。”(42)既传递着军事情报，又保证了政令畅通，为政治统一和军事成功创造了条件。如《汉书·西域传下》：“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宗会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43)享隧也为边郡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汉书·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里，乘塞列隧有卒吏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边郡太守各将万骑，行郭塞烽火追虏”。对于敌人的突袭，亭隧对百姓有保护义务。居延汉简有云：“葆、部界中民、田、官畜牧者，见赤幡，各便走所近亭、郭、坞辟□□马弛以急疾为故。”(44)

汉代对驿传用马有严格规定，必须持有政府发给的使用证——传信——才能使用。《通鉴》高帝五年条注引《汉律》说：“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并且仅限公务使用，不得另作它用。如居延汉简记载：“建武五年（29年）十二月辛巳日且入时，胡虏入甲渠中隧，”城北隧隧长王褒即使吏李月骑驿马一匹弛往观看，结果李月被俘，驿马也被略去，王褒因擅自使人乘用驿马，被“下居延狱，以律令从事”。(45)汉代对邮驿传递的速度和期限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紧急文书，《汉官仪》说：“奉玺书使者乘弛传，其骑驿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一般文书，居延汉简规定：“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卜里。”(46)若留迟失时则加以严厉处罚，“不中程，百里罚金半，过百里至二百里罚金二两；
不中程，车一里夺更主者劳各一日，二里夺令口各一日。”(47)又如“士吏传行各界勿得迟时必坐之。”(48)正是由于严格的规定，汉代驿骑传递的速度极快。如赵充国与羌人战于湟中，与朝廷的奏报往来不过6、7日。现今西安至西宁间1242公里，可知当时驿报的行速为每日400里左右。又《后汉书·张衡传》载：“（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骆至，果地震于陇西。”当时的陇西距洛阳二千二百二十里，驿骑仅用数日，也可见当时驿传效率之高。古诗有云：“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便是驿骑狂奔飞驰的写照。

在邮亭里头或附近往往设有马厩，由令史、厩啬夫和厩徒负责。备有“鞍勒”，供应食宿。还编有驿马车舆册簿，将马匹的毛色、性别、年齿和身高都作详细的记录，定期向上级呈报查阅，作为每次考核的根据。居延汉简中有“传马名簿”，悬泉出土的汉简巾有“车舆簿”。马的数量从几匹到十几匹。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蜂传的效率，因而政府十分重视充实驿马。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令“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49)

还有一些豪强权贵自备驿马。如太子舍人郑当时以任侠自喜，“常置骤马长安郊”,(50)日夜接待宾客。《史记·酷吏列传》说：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具私马五十，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奏行往来不过二三日，“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迅。”《汉书·昭帝纪》谓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怀怨望，与燕王通谋，置蜂往来相约结”，以图“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帝”。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汉代民间养马之风盛行。汉代的西部和北部边境，有许多水草茂盛的草场，是发展畜牧业的首选地区。如北方，“燕、代田畜而事蚕”,“龙门、揭石北多马、牛、羊”，(51)西北河西走廊，“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52)河东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上广人稀，饶谷多畜”。(53)汉代三十六所牧苑，大抵分布在这一带。即使内地，许多地区是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农牧结合。如关中地区，“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者数世。”(54)司马迁自己也说，“迁出龙门，耕牧河山之阳”，(55)“上党，其地宜畜牧”。就连洛阳，自古号称“天下之中”，(56)汉武帝时，“卜式，……以田畜为事”。(57)当时有许多人以畜牧为业，以至社会出现许多大畜牧主。如《汉书·序传》中说其上祖班壹值始皇之末，“避地于烦楼，致马牛羊千群”,“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还有桥姚“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58)东汉的马援，“至有牛马羊数万头，谷数万解”。(59)以至汉代社会上出现一种喜马尚车的风俗，许多富贵之家出行常常车骑满路。王符形容为：“牛马车舆，填塞道野”，(60)《盐铁论》为“云行于涂，毂击于道”。史书还有“车如流水，马如流龙”,“千乘雷起，万骑纷纭”等形容。如《汉书·卢给传》载陈过赵时，宾客随之者千余乘。《疏广传》载疏广告老还乡时，送行车数百辆。窦融进京奏事时，属官宾客相随驾乘千余辆。这种情况在汉代壁画砖壁画石上多有反映。汉代戍边的骑士也都有各自的私车私马，并且成为认职的条件之一。对于这些车马，一般都不征税。汉武帝时的算令云：“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61)可見对这些用车采取免税的鼓励政策。这些私人马车的马匹均为自养。如济南王刘康，“拥有厩马千二百匹”。(62)《论衡·骨相》说：“豪富之家，役使童仆，养育牛马”。《昌言·理乱篇》也说豪门大户“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如内蒙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墓后室南壁壁画，展现出一处庄园景色，其中有马厩、牛圈、羊圈等。牧马图中，马群膘肥体壮，牧人骑着骏马跟着马群奔驰。(63)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也是政府所需马匹的一个主要来源。

东汉末年，山于战乱，马匹又开始减少，于是商民士大夫开始使用牛车和驴车。《晋书·舆服志》载：“（牛车）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以为常乘。”进入三国时期，战乱更加频繁，几乎所有的马匹都供给军队使用，社会上的马匹就更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养马高峰过去了。

为提高中原马匹的品质，汉朝统治者还大力引进良种马，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中原地区原有马种，由于长期圈养和驾车，其奔跑能力及耐力均大大降低。对于速度和耐力要求极高的骑兵来说，这种马并不理想。汉文帝时晃错在论及汉朝与匈奴的军事差别时说：“（匈奴人的马）上下山坂，出入溪涧，中原之马弗如也；
险道倾仄，且弛且射，中国之骑弗如也；
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及也。”(64)《敖铁论·备胡篇》也说：“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千里马于是就成了中原人梦寐以求的宝马。中国北部和西部自古盛产良马，那里有广袤的天然草场，是钊畜的乐园。生活在那里的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驼、驴、骡、、、。”(65)中原人很早就知道这些马，并不断引进。甲骨文中就有“取马”、“氏马”、“来马”、“入马”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的羌、马羌、鬼方、土方等少数民族进行马匹交易，引进他们的良马。西周时周边少数民族也经常向周王朝进贡马匹。战国时期从周边流入内地的马更多。《荀子·王制》：“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人得而畜使之。”《战国策·楚策》中苏秦对楚王说：“大王诚听臣愚计……燕代之良马佗必实于外厩”。但是中原地区的饲养方法使这些马的优点很快丧失。古人云：“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66)不是因为马吃了粮食而足重不能行，而是由于马的生长条件，特别是从放养盖圈养，从骑乘改拉车，使马的速度和耐力大大降低。所以只有利用引进马种对原有马种进行改良，才能使中原马的性能大幅度的提高。

先秦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与羌戎长期杂居，秦部族本身就善长养马，其祖先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马大蕃息。”(67)秦马很早就很出名，更兼“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68)秦始皇时在边郡设立牧师苑，开苑养马。秦国“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增物，间献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用谷量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69)战国时期，秦国战马最强。“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70)李斯也说秦国骏马缺腿充实外厩。有人对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陶马进行研究，认为秦马主要是河曲马，(71)主要产于甘肃、青海、四川相毗邻的黄河弯曲处。应该为戎马。它形体高大粗壮，后肢发育良好，挽力强，能持久耐劳，但奔跑速度低，腿短耳大，仍是挽型马。“历史上所指的秦马主要就是河曲马。”(72)秦国马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蒙古马的成分，使马种获得进一步的改良。

入汉以后，北方草原上的优良马种蒙古马继续引入内地。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四肢坚实有力，蹄质坚硬，抗严寒，适应性强。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长良好，体型属兼用型，乘用、挽用持久力强。汉初，汉朝通过与匈奴的互市获得马匹。自汉武帝时，双方发生战争，但仍愿意通关市。但是汉朝通过战争获得的马匹数量更大。如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与乌孙出击匈奴，校尉常惠等共获其马、牛、羊、驴骡、驼七十万头。公元89年东汉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海，获其马、牛、羊、驼百余万头。同时匈奴归降汉朝的人带来的牲畜就更多。所以《盐铁论·力耕》说：“是以骡驴，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对于内附归降的匈奴人，汉朝政府在边郡地区设置“属国”，“因其故俗”，以资安置，即不改变其原来的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还在他们生活出现困难时给予接济。如东汉建武二十六年（49年）匈奴发生严重雪灾，光武下令由河东郡转拨匈奴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只。建武二十九年又赐南单于羊万头。建初元年，南匈奴又发生蝗灾，章帝命禀给其贫民三万口。匈奴人与汉人杂居相处，相互学习，逐渐接受了汉文化。汉人也跟他们交换马种和学习养马技术。所以说，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与匈奴地区马匹的大量输入分不开。

汉代大量输入的另一马种是浩门马，它主要产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长期适应高原环境，体质粗糙结实，是挽乘皆宜的地方品种，并以善走对策步著称，这种步伐可使骑手减轻颠簸之苦，有的马经调教才会走，有的会永久遗传给后代。青海安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所刻绘的马就走对侧步(73)。浩门马传入河西走廊后形成有名的岔口绎马，也善走对策步，俗称“胎里走”。生活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羌族人，约在三、四千年前就在湟水流域至青海湖周围游牧，放养包括马在内的各种牲畜。周秦时所称的“西蕃马”，《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各地所献的马，以及《竹书纪年》中周孝王五年西人来献马，大多都是这地方所产。春秋战国之时，秦国称霸西戎，秦立公曾拘执羌人首领无弋爱剑为奴隶。羌人“畏秦之威”，远徙“出赐支河曲数千里”。(74)秦统一六国后，使蒙恬西逐诸戎，修筑长城，以阻隔羌人。汉初羌人追随匈奴寇略汉境，汉武帝打败匈奴后，羌人要求内附后又与匈奴通谋反叛，被汉平定。后汉朝设护羌校尉，专管羌人事务。宣帝时，羌人又反叛，赵冲国平定羌人后，在河涅一带屯田。到王莽时在羌人地区设西海郡，治所在今青海湖边的海晏县。东汉时羌人屡屡反叛，成为汉朝西部的主要边患。在与羌人的战争中，汉朝得到的牲畜数量很大。如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护羌校尉邓训，“发涅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吾子）谜唐于写谷，斩首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三万余头。”(75)永元二年，邓训再次发兵袭击，前后斩首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得马牛羊万余头。《后汉书·段传》记载段颖镇压羌人起义凡百八十战，获马、牛、羊、骆驼四十万七千五百。汉朝对归顺和俘获的羌人，与对待匈奴一样，迁往内地，设属国安置。羌人与汉人杂居，共同劳动，交易。如《后汉书·孔奋传》载：建武时，天下扰乱，惟独河西得安宁，姑减一地称为富邑，与羌胡“通货”,“市日四合”。有的羌人放弃了畜牧而转向农耕或半农半牧。羌人同汉人一样，被征发当兵，羌骑是汉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永平十六年伐北匈奴的汉军就由郡兵、募士、羌胡三部分组成。羌马是走遍天下，成为一个重要的马种。

汉朝除了从北方，西北草原引进优良马种外，西南山区出产的马种也不断传入内地。云、贵、川、黔等省由于地形复杂，自然生态多样。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就选育马匹，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西南马体形矮小，但挽力强，善走山路，适于驮乘，是山区理想的运输工具。秦汉时期，这里生活着夜郎、邛都、越、笮、冉、白马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有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有的过着游牧生活，“随畜迁徙，勿常处。”(76)有些部族的名称就是他们所养的畜名，如白马、。，《尔雅》释为毛杂色而面额白的马。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出土了东汉时的陶马，铜马蹄，墓砖上还有车马出行图，云南昭通出土东汉时期的车马画像砖，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贮贝器上有骑兵形象，这都表明这一地区早在两千多年盛产马匹。汉初，巴蜀商贾就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取其笮马、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77)直至东汉仍是如此，“第五伦为蜀郡太守，蜀地肥饶，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78)汉武帝时，使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试图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冉、白马等请求，于是汉朝在这些地区设立郡县。西南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各地出产的物资运销内地，《盐铁论·通有》说：“徙邛、笮之货于东海”，说的就是这种状况。以后各族时平时叛，每次平定后，汉朝都再次设置官吏安抚，赐给大量财物。汉朝也从战争中获得大量牲畜，如建武二十一年（45年）汉武威将军刘尚破栋蚕，“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79)东汉时还在西南设立牧苑养马，开发这里的种马资源。当然民间商人从事马匹贩卖的就更多。历史上西南马对于其它品种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唐、宋时期，西南马作为贡品，元代在那里设定了专门的养马区，西南马更成为南方重要的马匹来源。

从汉武帝时开始，西域马匹更是中国马种的又一重要来源。西域是马的故乡，自占盛产名马，尤其以乌孙马和大宛马最为著名。这些马属沙漠种系统，种质特点是体轻、千燥、灵活。中原马与之杂交后，体形由挽型变为挽乘兼用型，外貌由粗糙变的干燥结实，性情变得更为灵敏，行动变得敏捷，役用挽力没有减少，速力则有了增加。正是由于这些马具有许多突出优点，汉武帝才不惜血本要引进这些马。乌孙马主要产于乌孙国，西汉时乌孙地处今伊犁河一带。汉武帝时因畏惧匈奴，“以千匹马聘汉女”，以求联姻，汉武帝遣宗室女江都翁主细君出嫁乌孙，将乌孙马命名为“天马”。后来汉武帝又得知大宛（地处今中亚费尔干那带）有汗血马，比乌孙马品质更优，遣使求不得后，即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兵伐人宛，得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汉武帝十分高兴，为大宛马建造豪华厩舍，举行盛大礼仪，“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并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80)“后岁余，……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81)每年进贡两匹与汉武帝的要求相差太远，《史记·大宛传》云：“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自至“汗血之马，充于黄门。”(82)古人对大宛马有许多神奇的描述，如《史记·乐书》说：“大宛有天马种，踢石汗血，号一日千里。”《西域图记》说：“相传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马置山下与集，所生之驹，皆为汗血，因号为天马子。”东汉时期，西域马匹仍然源源不断地输往内地，如永平年间，耿恭“移檄乌孙、大昆，弥宣谕威德，皆遣使献马，求入侍天子。”(83)东汉政府还常诏长史“奉书献马”。晋张华《博物志》也说：“大宛有汗血马，天马种，汉魏西域时有献者。”西域马种的引进，使中原马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既杂胡马，马乃益壮。”从这时起，天马就成了良马的代名词，张衡《东京赋》中说：“天马半汉”，反映的正是这一状况。

东汉时，又从藏国（今朝鲜中部）引入果下马。《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载：“（国）又出果下马，汉桓（帝）时献之。”注云：“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后汉书·东夷传》也说：“出果下马，使来献之。”果下马在汉宫中被当作玩赏的动物，很可能又与其它地方马种混血，以致让其变得也很矮小。

汉代马种还混入一部分野马的成分。汉代野马在北方经常出现，仅汉武帝时就出现两次，元狩二年，“马生余吾水”，应邵注曰：“在朔方北边。”元鼎四年，“马生握汁水中”，献于汉武帝后深受爱幸，并作《天马之歌》：“太一贡兮天马卜，洁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距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84)居延汉简中也有野马的记载：“口野马一匹出珍北侯长。”(85)野马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良马，《逸周书》所载北狄向汤王的物品中有之，还有“”，注解为野生良马，犬戎的贡品中，有“古疆”的野马，有红鬃，身上有条纹。《穆天子传》说：“野马走五百里。”司马相如《子虚赋》：“轶野马，。”从以上记载看出野马在地位。现代证明野马与家马交配，可以大大提高马仔的产量。

从考占材料可以看出汉代马匹改良的实际效果。汉初马的造型特征与秦始皇陵所出陶马相同，仍保持着体矮，颈粗、多呈水平颈，头、耳前伸、头大、多直头或微兔头，胸廓宽、腰背弯曲，四肢短等特点，基本上属于蒙古马或河曲马，体形为挽型马。以陕西茂陵霍去病墓前石马，咸阳杨家湾出土的陶马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丛葬出土陶马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杨家湾出土的陶马中，已有部分陶马的体高基本等十体长，耆甲高，腰背短，头向上昂，张口嘶鸣，造型比较生动。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鎏金铜马，虽然还带着中国原有马种的特点，但更多反映了大宛马的形质，四肢变得修长劲健，直头，头小颈细，腰背宽平，双目炯炯有神，反映了大宛马对中国原有马种改良的初步成果。更接近大宛马的是陕西固陵出土的玉仙人奔馬，长颈弯曲，昂首前视，身体浑圆，筋肉丰满，口鼻方正，马尾高扬虽四肢仍较粗短，但西汉良马的神韵完全具足。

从汉武帝时开始直至魏晋，头小英俊，颈长弯曲，腰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尻圆壮的“天马”，取代了原来马种。考古发现的马文物，除了画像石、画像砖外，还有木、漆、陶、铜等多种质地，遍及陕西、河南、河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这些马一方面体态矫健，生动传神显示出“天马”的特征。另一力面仍显示出与其出土地马种相似的特征。如四川绵阳何家山，贵州兴义汉墓出土的铜马，体格短小精悍，头重，颈长，四肢细长，躯干短，符合西南马的特征。还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体躯长广粗重，腰背宽直而短，尻形正，肌肉厚，头小、清秀、干燥，眼大，耳小，鼻直，颈细长弯曲，呈鹤颈，四肢中等长，特别是对侧步的走法，为甘肃天祝岔口走马、青海海北浩门所具有的遗传性状。这匹马多种类型的马结合在一马身上，是汉代最佳马的样板。反映出汉代对中原原有马种的成功改良。

秦汉刚人对“天马”的钟爱上升到神话的程度，他们根据《易经》：“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认为地上的马是变象之龙，视马也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在祭祀的时候以马代龙。《汉书·郊祀志》记载：“秦祠四略，每畴用木寓龙一驯，木寓车马一骊，各如其帝色。”李奇注曰：“寓，寄也。寄生龙于木也。”师古曰：“一驯亦四龙也。”《周礼》中将马高八尺以上称为龙。汉武帝《天马歌》第一首“今安匹，龙为友。”第二首“天马徕，龙之媒。”(86)反映的是同样的思想，因而他在元狩四年下令“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二品。”(87)出现奔马之姿的货币马币。将“天马”出世，如“马生余吾水中”，或“马生渥洼水中”，为福瑞现象。所以十分崇拜，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常出现“天马行空图”。“天马”崇拜是汉代马文化的升华。有人认为汉武帝喜好大宛马是因为迷信，(88)而对马的迷信正是因为人们时时刻刻需要它才产生的。在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之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喜好良马，原因都不会是因迷信吧。

注释：

（1）（59）引《后汉书·马援传》。

（2）王夫之《需梦》载《船山遗书》。

（3）《史记·平准书》。

（4）《汉书·高帝纪》。

（5）《通典·职官·诸卿上》太仆卿注。

（6）（7）《汉书·景帝纪》。

（8）（10）（11）（17）（28）（61）（85）《汉书·食货志》。

（9）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一一六）一七○·三号简。

（12）《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3）《汉书·匈奴传》上。

（15）《汉书·人宛传》。、（16）（83）《汉书·武帝纪》。

（18）《汉书·昭帝纪》。

（19）《汉书·成帝纪》。

（20）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一一六）一七○·三。

（21）金少英《汉简臆谈及其它》。

（22）《汉书·王莽传》。

（23）《后汉书·和帝纪》。

（24）《东观汉纪·帝纪三·恭宗孝安皇帝》。

（25）（26）《后汉书·灵帝纪》。

（29）《汉书·贡禹传》。

（30）《汉书·元帝纪》。

（31）《后汉书·安帝纪》。

（32）《后汉书·舆服志》。

（33）《后汉书·笮融传》。

（3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

（35）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90年。

（36）《日知录》卷29“驿”条。

（37）《史记·大宛传》。

（38）《汉书·西域传》。

（39）《史记·匈奴传》。

（40）《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41)《观堂集林》卷一七《敦煌汉简跋》一一。

（42）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

（43）《汉书·陈汤传》。

（44）74.E.J.F3:80《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

（45)74.E.P.T68:81—92。

（46）E.P.S1T2:8A。

（47）E.P.S4T2:8B。

（48）E.P.T57:40。

（48）《史记·文帝纪》。

（50）《史记·汲郑列传》。

（51）（54）（56）（58）（68）（69）《史记·货殖列传》。

（52）《汉书·地理志》。

（53）《后汉书·邓禹传》。

（55）《史记·太史公白序》。

（57）《汉书·公孙宏卜式儿宽传》。

（60）《潜夫论·浮侈篇》。

（62）《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济南安王康传》。

（63）内蒙占自治区博物馆文物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64）《汉书·晃错传》。

（65）《史记·匈奴列传》。

（66）《博物志校证》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

（67）《史记·秦本纪》。

（70）《史记·张仪列传》。

（71）无戈《秦始皇陵与兵马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72）谢成侠《中国养马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

（73）《青海文物》文物出版社。

（74）（75）《后汉书·西羌传》。

（76）（79）《后汉伟·西南夷列传》。

（77）《汉书·西南夷传》。

（78）《后汉书·第五伦传》。

（80）《史記·大宛传》。

（81）《汉书·西域传》。

（82）《汉书·西域传赞》。

（83）《后汉纪·后汉孝明皇帝纪》。

（84）《史记·乐书》。

（86）居新E.P.T43:14。

（87）《汉书·礼乐志》。

（88）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土思想》《汉史论集》齐鲁传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