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武汉保卫战”
时间：2020-11-05 16:00: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崔隽
2020年1月2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右）与同事一起为病人诊疗。
冲在“武汉保卫战”疫情前线的是所有医护人员。这些天，《环球人物》记者找到了几位身在武汉的一线医生，听他们讲述了在抗争中坚守的故事。
在武汉，他们与病毒作战，与焦虑搏斗，与时间赛跑，没日没夜不眠不休;他们经历过生的喜悦，也感受过死的残酷;他们站在风暴之眼，互不相识，素昧谋面，但是这一刻，支撑他们冲锋陷阵的信念是如此一致：保卫武汉，夺取胜利。
前夜
风暴来临前，一些武汉的临床医生凭着多年职业经验，已经敏锐地嗅到了危险气息。
2019年12月，武汉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人，这引起了武漢大学中南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科室主任彭志勇的高度警惕。1月6日，中南医院ICU科室紧急收治并抢救了一位来自黄冈的重症患者，这是彭志勇接触的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尽管当时官方还未通报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和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我们已是高度怀疑、高度重视。我们心里是有数的。”彭志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彭志勇决定打电话向院里汇报，他用十分坚决、肯定的语气告诉领导：“这个病会传染的。如果我们要收治，必须做好严密的隔离措施，启动非典模式去管理病人。”院里当即采纳了彭志勇的建议，对部分病房进行改造，专门收治这类肺炎患者，腾空病房内其他病人。包括彭志勇在内的部分医生穿上了防护服。没过几天，医院隔离病房的床位就满了。
这期间彭志勇还去了本地一家医院参加会诊，当时这家医院一名职工病得很重，已经送入ICU。该职工的两名同事也出现了感染症状。“我当场告诉他们，应该立即隔离，不然会很麻烦。他们问我，不是说不传人吗？我只能反问他，万一传人怎么办？万一呢？”
在武汉，有不少像彭志勇一样的医生对这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提早做了准备。去年12月29日，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首批7名“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转入金银潭医院。4天后，该院正式开辟专门病区。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院长张定宇有多年的传染病专业经验，当时他有一种直觉——这个病不简单。除了加强医院防护措施，他还和医生采集了这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采集肺泡灌洗液是因为一些病人在做咽拭子检测时呈阴性，但病情却在加重。张定宇怀疑病毒已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病毒躲在肺泡里，咽喉检查不起作用。短时间内病情进化非常凶猛，可究竟这是一种什么病毒，谁也不知道。
1月7日，国家卫健委组织力量对采集的病例样本进行实验室平行检测，初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在1月6日到17日期间，彭志勇所在的中南医院上报过患者人数，但在这11天里，武汉官方通报的新增病例数字始终为零。一种混合着焦虑、疑惑、紧张的情绪开始在医院里蔓延，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患者，内心都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直到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首次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能够人传人，以及已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
至此，彭志勇心里那道悬挂已久的警铃，终于大声响了起来。
前线
彭志勇今年53岁，这是他第三次站上疫情前线。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彭志勇正在香港参与会诊，抢救了多位重症患者;2016年禽流感暴发，他主动请缨，在前线负责重症患者的抢救工作。
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左）给同事陈少峰分发糖果，作为年夜饭的“加餐”。
在最近这20多天里，中南医院ICU科室的150多名医护人员全员上岗，24小时轮班。他们每天早上7点半到医院交接班，接着询问病人昨夜病情，观察各类体征数值，谈论制定该日治疗目标值和治疗方案，随后具体执行操作。其间还要随时和同事、病患交流。下午5点交接班，但很少有人能准时离开病房，加班已是常态，每人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平均睡眠时间只有5小时。
ICU 科室目前有16个床位，疫情暴发后，床位永远是满的，转出一个病人，马上有新的病人转入。这里收治的都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者，他们的治疗时间较长，需要借助呼吸机或体外膜肺（ECMO）。“它在临床表现上和非典有相像的地方，但是传播性比非典更快更强。不过死亡率不高，大多是轻症病例。在诊疗方面，现在还没有特效药，只能对症支持治疗，根据患者的血培养、尿培养等结果制定治疗方案。”彭志勇说。
目前ICU科室已经收治40余名患者，八成患者通过救治脱离生命危险，转出ICU。每当病人转出时，彭志勇觉得自己再辛苦也不累了。前两天科室又收到一个好消息：1月10日收治的一名72岁男性重症患者，通过ECMO十几天的治疗，脱离了生命危险，正在恢复中。
然而病房里不只有生的喜悦，还有死的无力。采访中，彭志勇提到了一位女性患者，这是他在疫情早期接手的重症病人。现在想起她来，彭志勇还是觉得痛苦：“当初这个病还没有对外公开，我们面对病人和家属非常痛苦，病情好或不好，说话总是要留着余地。我知道她病太重了，需要上呼吸机、上ECMO，费用很昂贵，需要患者自费，她从农村来的，治了几天就没钱了，放弃了，她还那么年轻。结果就在国家宣布可以免费治疗前一天，放弃了……”
2020年1月27日，在武漢金银潭医院综合病区楼，张定宇在联系协调工作。
每天压在医护人员心上的，除了这种沉甸甸的救治压力，还有物资告急的压力。现在中南医院ICU病房的医护人员每人每天只有两套防护服，这意味着他们每天只能出去喝一次水、上一次卫生间、吃一次饭。尽管已经非常节约，但防护服的数量仍然处于告急状态。“我现在非常焦虑，我们缺口罩、缺护目镜，另外我刚得到消息，我们的防护服只剩了几天的量，完全处在边缘了。”彭志勇说。
和17年前相比，再次站上抗击疫情的前线，彭志勇有了许多不同的感受。之前他是一名普通医生，现在他是 ICU科室的负责人，不但要全力救治患者，还要对所有同事负责。网上有一段视频，是一位医生在进入发热病房前得知同事被感染，忍不住掩面落泪。彭志勇很理解这种感受，这也是他当下最担心的事。
彭志勇还要时时留意科里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经历疫情。为了缓解紧张情绪，大家会在防护服上写上加油打气的话。除夕那天，彭志勇和值班的同事一起吃了盒饭，有媒体抓拍了这个场景，尽管大家当时都很疲惫，但脸上还是有些淡淡的笑意。
采访中，彭志勇还和记者说了一些同事带给他的小感动。有人原定春节结婚办婚礼，结果二话不说就推迟了。有人临时伤了脚，但是为了上前线，每天穿着防护服拄着拐棍在工作。“网上有视频的，很不容易，这就是我的同事。”彭志勇说。
彭志勇的家离医院很近，但是20多天里，他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是太忙，需要节约时间;一方面也是担心把风险带给家人。彭志勇和同事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直到疫情结束，直到胜利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彭志勇说，他最想做的事是和同事们好好庆祝一场，还想和家人好好拥抱一下。
赛跑
同样在前线不眠不休的还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过去的20多天里，张定宇经常深夜2点刚躺下，凌晨4点就得爬起来，不停接电话，处理突发事件。在他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总共腾退了21个病区，全部用于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截至2月2日，医院在院病人581人，其中重症157人，病危108人。“我们作为一家传染病医院，应该尽一份职责，面对这种突发传染病，我们能不能顶上去？确实能顶上去。”张定宇说。
从武汉市第四医院副院长到武汉血液中心主任，再到6年前出任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白大褂穿了几十年，这次疫情是他从医以来最大的挑战。这挑战不仅来自急剧增多的患者与医院救治能力之间的矛盾，还来自于他自己身体的变化。
不久前，张定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陈自己两年前就得了渐冻症，下楼吃力，怕摔倒。他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在这之前，张定宇将实情告诉了自己的工作搭档、院党委书记王先广，但向全院职工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每当有人问起，他就搪塞说自己膝关节不好。
选择在这个时候说出实情，张定宇是希望以此激励身边的同事迎难而上，最终夺取抗击疫情的胜利。“同事们已经到了极限，我想告诉大家，我一直在极限的边缘和你们一起工作。” 得知院长的病情后，全院医护人员被感动了。但张定宇不希望搞得大家眼泪汪汪的。“我希望大家觉得，我还能带领你们，我还是你的领导，我还能跟你们一起战斗。”
除了疫情一线的压力，张定宇经历了另一种心理考验。就在他日夜不休，为重症患者抢出生命通道时，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却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当时心里确实很难受，开车的时候一下子眼泪夺眶而出。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失去她。” 好在张定宇的妻子如今已痊愈出院，作为密切接触者的张定宇也接受了检测，没有被感染，得以继续和全院医护人员共同战斗。
2020年1月26日上午，首批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正式进入对口支援的武汉市汉口医院开展诊疗工作。
2020年1月28日，天津首批援鄂医疗队三名队员在进入病区前合影。
驰援
1月24日，除夕下午3点，广东省人民医院危急重症科主任邓医宇收到了援鄂医疗队的集结通知，他没有犹豫就报了名。“我就是湖北武汉人，现在武汉有难，我得回去帮忙。”晚上8点，132人的队伍集结完毕，立即出发。次日凌晨2点，广东医疗队飞抵武汉。
邓医宇要支援的是汉口医院。到医院病房转了一圈，他发现情况比想象的严重许多。病区之间的隔离靠一道木门，医护人员连医用鞋套都没有。前来就诊的患者太多，10个发热门诊连轴转，医护人员也倒下了20多个。广东医疗队的到来分担了一些病区病房的工作。
诊疗过程中，邓医宇见过一些令人痛心的死亡，有的患者来不及上呼吸机就去世了。也有病人一直在生死线上徘徊，但最终渡过难关，转危为安。邓医宇提到了一位重症病人，是一位37岁的公务员，CT显示肺已经白了一半，他的孩子只有4岁。同为父亲的邓医宇想尽办法对他进行治疗，后来这位病人逐渐好转了，邓医宇松了一大口气。
和邓医宇一样，除夕当天，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医师王莹也接到了集结通知，她是天津首批援鄂医疗队感控及护理部负责人。《环球人物》记者采访她时已是傍晚，她刚交接班，一天下来只吃了一顿早饭。
“我们在1月26日深夜2点抵达武汉。今天（28日），医疗队正式接管了武钢第二职工医院，我们一边给病人做医疗护理，一边做清洁卫生和物资搬运，所以真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王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武钢二院的红区（病人接触区）一共有60张床位，采访当天红区共收治了62名患者。医疗队第一天进入红区时，跟每一个病人讲：“我们是天津医疗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们康复。”
医疗队从集结出发到进入红区，只用了短短几天，来自天津多家医院的138名队员几乎没有彼此熟悉的过程。队员们开玩笑说：每天6班倒，上班穿着防护服，彼此认不出，下班脱了防护服，还是彼此认不出。天津第四中心医院医生曹颖将这样的情形总结成“相逢不识面，并肩共生死”。
战斗的日子不乏类似的暖心细节。王莹也和记者讲了她刚刚经历的一件小事。“昨天我们去驻地门口买水果，人家一听我们的口音，就问我们是不是医疗队，他们之前听说这里住着医疗队，最后怎么劝都不要我们的钱，还非得要送一箱水果。今天吃早餐时，有个年轻的护士跟我说，其实来的时候家人和自己都有点担心，但就因为这一件事，她特别感动，一点也不怕了。”
为了避免父母担心，王莹出发前没有通知他们，在机场都尽量回避镜头，后来父母看到报道才知道她已经到武汉了。“其实他们也有预感，我可能会去，我不会犹豫。”过去，王莹为了参加学术会议来过武汉很多次，但这次来却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别的什么都不想了，我们现在只需要胜利。”（感谢人民日报社湖北分社、《生命时报》对采访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