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断比“臆断”离真相更远

王　岚

[摘要]杨夏鸣教授以《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一文中的所谓翻译错误为借口，否定文章所提出的“泛南京大屠杀”的观点。由于杨夏鸣教授所用非原件电报的局限、对陶德电报翻译与理解的错误。以及缺乏对陶德大使与罗斯福总统特殊关系的深入了解，导致其对陶德本人的肆意评价和对陶德电报本意的曲解，甚至牵强附会地将“people”解释为军人，从而歪曲了事实真相。参照《陶德日记》、《美国外交关系档案》和《罗斯福总统档案》可看出，杨夏鸣教授的观点及所用方法存在着以武断对“臆断”、缘木求鱼、移花接木、美化战犯、不合逻辑等诸多谬误，已经从学术研究走上了学术武断。然而，学术武断比“主观臆断”离历史真相更远。关于“南京大屠杀”根源及其必然性的研究，必须放宽视野，多方求证，特别是深入地发掘加害方和第三方的证据。

[关键词]武断泛南京大屠杀50万商榷翻译

[作者简介]王岚(1956－)，男，福建省闽侯县人，管理学博士，国家档案局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档案文献的管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3—0023—06

2005年，我在美国查找到两封有关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电报档案，后经两年时间对电报及陶德本人的研究，撰写了《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一文。我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出于对日本右翼每每否认南京大屠杀之卑劣行径的气愤，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档案来还原那段历史，即通过历史证据说明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事件。当我读了《学术月刊》编辑部转来的杨夏鸣教授撰写的《是档案揭秘还是主观臆断——与王岚研究员商榷》(以下简称“《商榷》”)文章后，我又认真检查了自己的文章，发现对战犯宣判日期引述上确有不准之处，即把1948年的审判战犯表述为1946年的公诉时间。在此，向杨夏鸣教授表示感谢!但是，对杨夏鸣教授所提的其他意见和其对陶德电报的翻译，我是有不同看法的，现答复如下。

一、究竟应该以何种逻辑思维看待“泛南京大屠杀”?

关于“泛南京大屠杀”的观点、内容及阐述是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才把从不同时间、地点产生的材料经过比对分析而联系起来，从而互相印证，这是做学问的态度。而杨夏鸣教授以电报翻译有错误为借口，对陶德(杨夏鸣教授译为“多德”)电报、陶德本人作了歪曲的解释，并以此得出自己的“正确”结论：陶德电报只是一般情况报告，数字是日本大使吹嘘；
假如是真实数字，也如当时日本报纸所说的，是指歼敌数而不是中国平民，而且东乡茂德作为反战官员也不可能这样做；
《揭秘》作者对50万的解释完全是添枝加叶的臆断。

但是，杨夏鸣教授对我文章后面的论证，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根据档案记载断定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至少屠杀200万中国人、丹·温的“日本共残杀三千多万中国人”、陈在俊关于长江三角洲有三四百万中国人遭屠杀的推论、杨大庆发现的日本兵日记中自己承认的屠杀等却只字不提，又移花接木地用陶德日记证明：陶德只不过是借远东说事，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这种电报在美国外交文件汇编中很多，包括很多片面的信息。

通观《商榷》全文，使人不难看清作者的手法和目的：先以所谓电报翻译错误为借口，然后攻其一点，进而达到否定我所阐述的“泛南京大屠杀”的观点，维护他的“南京大屠杀”是孤立事件的观点；
同时，否认历史研究有多种方法，居然连加害方所言、第三方所保存的证据都不屑一顾，以所谓避免“为情绪所左右，丢掉严谨”为由，力图将“大屠杀”研究引入日本一些学者所希望的、一个人一个人去查证的死胡同。须知，日军侵华实施屠杀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被日本政府故意销毁了，却给受害方开了一个药方：你说有“大屠杀”，一定要拿出证据来证明；
而如果证明不了，则“大屠杀”就不存在!近年来，国内也有个别学者把这一药方包装成所谓“国际化、科学和严谨”的研究方法并奉为圭臬。《商榷》一文就是这种思维和逻辑的典型。全文充满自认为比陶德英文还好的感觉、比陶德还了解陶德的臆断，但如果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实际上《商榷》的英文、逻辑、立场、观点、方法都存在严重问题。其基本观点说白了就是：陶德电报不可信，东乡茂德是反战的，日本只是在攻破南京后才开始屠杀平民，之前只有几万人被杀。这种思维、商榷、判断和价值观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二、陶德电报中的几个关键词究竟应该怎么翻译?

1．关于“boast”。美国微软公司出版的《因卡塔(Encarta)百科全书》对"boast"条目的解释是：①vti speak proudly about possessions or accom-plishments：to praise yourself.or speak arrogantlyabout things you possess or have achieved。②vt possess something desirable:to possess something,especially something that is very desirable。"speak proudly"，直译就是“骄傲地说”。1935年10月31日，陶德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戈培尔和戈林像往常一样经常发表演说。10月26日，戈林在布列斯劳‘boasts(骄傲地说起)军工厂快速的重新装备和再就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稍有了解就知道，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德国的经济发展、扩大就业以及军队重新武装速度的确惊人。例如，1937年就向日本和中国，出口军事装备，1939年就完成了战争准备，效率不可谓不高。可见，陶德喜好用"boast"这个词来如实准确表达他有责任反映的真实情况，绝不是什么“吹嘘”。陶德是在听说日本对美国运送侨民的军舰施以暴行后才提及远在德国的日本大使曾向他透露的屠杀中国平民的信息。如果是“吹嘘”，陶德请求罗斯福出兵远东就不合情理了。杨夏鸣教授说这个英文词没有“说”的意思，只有“吹嘘”的意思，是对英文的肤浅了解。

2．关于"Killed 500000 Chinese people"。杨夏鸣教授认为，“people”不可译为“平民”，译为“中国人”更符合原意。因为他觉得，“南京大屠杀”前不可能有这么多平民被杀，而将其翻译成“吹嘘‘已经歼敌50万更合乎情理”，这样就与日本所报道的“支那事变以来，歼敌70—80万”的含义相近。杨教授这种在中文与中文之间、中英文之间随意变换概念的做法，让我大开眼界!但《当代英汉词典》中对“people”的条目是这样解释的：①(pl.peoples)民族；
②种族、人民；
③(泛指)人，

人们，人类；
④平民，老百姓，公民。难道“people”不能译成平民、人民、百姓吗?杨夏鸣教授偏要译成“人”，但如果是“中国人”，后面再缀“people”根本就没必要，因为“Chinese”就是“中国人”的意思。更有甚者，杨教授还要将其解释成军人。但对比《陶德日记》中"500000 soldiers have been killed"，"German bombing of helpless people in Almeria"，"Japanese military people"和《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37年III卷》"Chinese troops"，"slaughtered numberless Chinese citizens"，"Chi-nese soldiers"等与陶德电报密切相关的材料可知，要表示军人，或是用“soldiers”、“troops”，或可用“military people”，单独的“people”绝没有军人的含义!如果是指军人，战争本来就有军人死亡，难道陶德还会义愤填膺吗?为了证明自己推理的正确，杨教授更进一步不惜将“歼灭”与“杀死”画等号。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歼灭”与“杀死”是不同的：如在解放战争中歼灭了800万国民党军，这决不是杀死800万人。杨教授用“杀死50万”与“歼敌70—80万”类比，分明是在偷换概念。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对此，武断否认并随意翻译和解释陶德大使所反映情况的原意是极不严肃的。

3．关于“facts”。微软公司出版的双语词典的解释是：①事实，实际，实情；
②犯罪行为；
③论据；
证据。在电报的语境中，“The facts”应是指"To-day the news from the Far East"，即日本轰炸“帕奈号”及攻陷南京，难道这仅是事实而不是侵略罪行吗?陶德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表明，远东的消息是来自无线电，内容是日军击沉美英船只，并杀死美国人，所以“facts”完全可以译成“犯罪证据”。更有奇者，杨教授不但将“facts”译成今天的“事实”，而且解释说指的是日记里所记载的捷克和中国孤立无援的情况。但是日记里的这一内容，陶德并没有在电报中告诉罗斯福，杨教授随意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解释，不仅臆断，还作了创造性发挥。

4．关于“no positive action”和“on the part of”。杨教授既没有搞懂“positive”含义，也没有搞明白“on the part of”的状语结构。《因卡塔百科全书》对“positive”的形容词含义解释多达23个，包括确定、乐观、有益、肯定、够格、阳性、鼓励、强调、正数、正面、正电极、正电压、反应等等。如医院验血，“positive”是阳性而不是“积极”。杨教授只知道“positive”有“积极”的含义就敢随意翻译，太大胆了。实际上，这句英文中被期望的客体“no positive action”，既不能译为“不会采取积极行动”，也不是指美、英，而是相当于“negative ac-tion”，且是指德、意、日、法西斯可能的侵略行为。而“on the part of”状语结构是说明从什么方面来看待和期待。这句话表明陶德对前景的“不乐观”(no positive)的担忧，其逻辑是：日本轰炸美国舰船及总统、国务卿发出声明表明，对美、英来说。这种(轰炸)暴行可能还会发生，即德、意也会以此对待世界，世界将很悲惨。《陶德日记》中亦记载了对此的解释：“如果美英不阻止日本，我们的人民在一两年也会遭受这种状况。”这完全是因为陶德对处于战争边缘的欧洲状况的了解，而且后来发生的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就是遭受一种“negative action”。如果按照杨教授的翻译，人们不禁要问：前两件事怎能表明美、英不会采取积极行动?如果是不会采取积极行动，那后面提建议有什么意义?况且作为美国大使，怎么就会知道英国也不会采取积极行动呢?杨教授把句中对事物的否定词“no”变成了对动作否定，且把发出这个动作的主体也搞错了。由于没有理解陶德的意思，这才造成真正的“翻译更加离谱”。再举一个陶德使用该词的例子：在1936年12月13日、16日的日记中，有"To give up would put me in a defensive and positively false position at home";"He shows a posi-tive hostilit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这能翻译成是“积极的错误”、“积极的敌意”吗?

5．关于“even without”。“这一次甚至无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杨夏鸣教授把“even with-out”想当然地译成“甚至无需”。其实，这里的“even”不是副词“甚至”，而是动词“相当于”。因如果没有动词，这句英文是不通的。英语本是外来语，一个词的用法和解释也是多样的，要根据语境、环境来确定词义和词性，只用单一的词义甚至是单一的词性来翻译是难以准确理解原义的。

6．关于“Confidential”。杨夏鸣教授说自己是用“多德电报原件照片”来翻译电报，其实却连什么是原件都没搞清。我在美国复制了电报档案原件，他却是用文件汇编的书来复制。这也就直接导致他翻译缺少原文的“Confidential”(机密)。档案原件上是："Confidential for the President."由于文件解密，才有了书上的"For the Presi-dent"。另外，档案上还有一句话是文件汇编所没有的："This telegram must be closely para-phrased before being communicated to anyone."(“这封电报在传给任何人之前必须仔细释义。”)这个词和这句话对理解当时的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及其情况意义重大，否则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三、杨夏鸣教授在研究大屠杀有关问题上的谬误

1．用武断对“臆断”。“50万”明明是日本人说的、美国人记录的，我是在分析电报运行及国务院办事程序基础上才得出结论，杨教授却说我是主观臆断。在没有证据、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怎么能随便以“吹嘘”就否认一个战犯所说的“杀死50万中国平民”的历史证据呢?同时，由于杨教授不了解美国行政与文件运转，仅凭看文件汇编就妄下结论，这是典型的以学术武断对“主观臆断”。杨教授认为，陶德在其12月14日的日记中根本没有提到东乡茂德所说的50万中国平民被杀一事。实际上，陶德在当天日记中有提示性记载："I sent a message to Roosevelt summarizing

what had been said."也就是将所听到情况的综述信息发送给罗斯福。而且通观电报全文，日记中所说的“what had been said”，就应是指向总统报告的苏联代表所说的民主国家希望俄国来拯救中国和日本大使所透露的屠杀50万中国平民两件事。另外，在《陶德日记》附录的《日记中主要人物》中，也有东乡茂德姓名、职务的记载，可见已出版的《陶德日记》不是日记的全部。

2．错在缘木求鱼。研究历史有多种方法，按照杨教授的意思，如今不用具体数字就不能再研究历史了。我从不反对用具体数字证据说话，但在没有证据或者说大部分证据都被加害方故意毁掉的情况下，对历史研究来说，其他证据及逻辑就非常重要。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为体现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形成了特殊举证倒置规则(如医患诉讼中，作为弱势的患者诉求，医方必须证明有无医疗过错)。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屠杀中，中国就是弱势，加害方有责任提供没有发生屠杀的证明，而不能仅由受害方证明。如果完全按照日本一些学者所谓的“学术严谨”，在加害方战后大量销毁证据的情况下，坚持由被害方去寻找证据来证明历史真相，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坚持这种从日本一些学者那里学来的所谓国际化的、貌似公正的学术研究立场和方法，我们真能找到南京大屠杀时被杀戮的30万人每个人的证据吗?如果没有找到，在有众多旁证特别是加害方及第三方证据的情况下是否也要否认“南京大屠杀”呢?

3．诉诸移花接木。杨教授认为陶德之所以要将电报转呈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总统要他圣诞节前回国，而他“当然是借题发挥，借远东事态说事”，表达对国务院某些入的不满情绪。为说明这一观点，杨教授通过注释中提及12月14日陶德在日记中的一段话来证明。但是，经查《陶德日记》发现，杨教授引述这段话的前一部分是在日记的11月23日，后一句是12月14日，两者相差21天。将一个人相隔二十多天的情感捏在一起，显然是为自己的武断观点作证。这种自认为比陶德还了解陶德的篡改，是对当时已六十八岁仍在与纳粹斗争的陶德大使的不公。此外，杨教授还说我将"the facts of today"译成了“今天这一犯罪证据，即屠杀50万中国平民”。我文章中从没有说这个“犯罪证据”是指50万中国平民被杀，这在前面关于“facts”的解释已说明。杨教授由于对“facts”的翻译不准才臆断说我是指50万是“犯罪证据”。杨教授还断章取义来否定历史真实：我在分析陶德为何要密报总统时，介绍了美国外交决策体制。其中讲到，“大量信函由国务院负责，而一些更重要的决定须由总统作出”。在这个递进关系中，杨教授居然不提前一句，再把后面的“更”字去掉，然后以“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中”没有大量给总统的电报而推论出“重要的决定必须由总统作出”是我臆断。事实上，美国外交决策体制的表述非我所言，而是出自美国政府文件。非常少并直接给总统的密电，恰恰说明其重要性，符合美国外交决策体制。

4．化东乡茂德。杨教授仅凭一段判词、引用某些文件就为甲级战犯东乡茂德粉饰、开脱：“远东国际法庭不仅认为东乡茂德在1942年前不了解日军战争犯罪的情况情有可原，而且认为其在得到有关战争犯罪的信息后加以制止，并尽到了责任。”“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东乡茂德不是战争狂人。”对此，我认为杨教授这种说法很不严肃：东乡茂德是东条英机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内阁成员，直接参与谋划偷袭美国珍珠港。对于这一点，连东乡茂德自己在法庭上依然辩称发动战争是正确的。他是被判二十年监禁的甲级战犯，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如果东乡茂德是反战的，为什么还“吹嘘”杀死50万中国平民呢?假如杨教授想证明这50万是吹嘘或是假的，请拿出证据来，而不仅仅是美华战争罪犯和玩弄把“peo-pie”解释成军人的文字游戏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5．思维不合逻辑。众所周知，南京抵抗只有一天，然后就是30万人的大屠杀；
难道上海抵抗了3个月反倒没有大屠杀，这合乎逻辑吗?数十万日本兵从上海打到南京，一路上其他将士都没杀人，只有“百人斩”中那两个人杀了100多人，这合乎逻辑吗?加害者一方早已将证据有意识地销毁，再让被害方提供自己被害证据，提供不出来就说明没有大屠杀，这合乎逻辑吗?实际上，在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常州等地都曾遭受过已经难以复原真相的屠杀，只不过国民党溃败后没有也不可能有记录。在对待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研究问题上，研究者应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逻辑思维，不能仅仅只用已发现的史料去堆砌就万事大吉了。

杨教授还说，与田伯烈30万之间相比较，《揭秘》作者“仍无法解释缺失的20万人”，而且数字有矛盾。我之所以引用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渠道、不同国家的证据数字，是想从宏观与微观、加害方与第三方等层面将其关联，印证南京大屠杀前就存在大屠杀的事实，我怎么可能把这20万人凑齐呢?如果所有的数字可以对上，那还要我们去作什么研究?日本一些学者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就要求中国提供这30万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在何处、被谁所杀的完整记录，否则就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作为中国学者，也附和这种观点、立场和方法，我感到难以理解。

6．学术走向武断。陶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最重要的驻外大使。1933—1938年，罗斯福与陶德之间来往信函多达五十多封，创下当时美国总统与驻外大使往来信函之最。1936年3月16日，罗斯福在给陶德的信中说，“这里、那里及其他地方的所有专家都在说‘不会有战争。他们1914年7月也是这么说的，那时我还在海军部，对那些专家深信不疑。现在我有自己的主见。这并不意味着我变得愤世嫉俗，而是作为总统，我就像是消防队一样必须有所准备。今后，如果由于偶然而导致根本不可预测的事件将要发生时，按照你的意见，为了和平，我一定要有所表示、作出提议或正式声明。到时你的意见一定要立即告诉我”。1937年8月11日和10月19日，回国休假的陶德两次与罗斯福总统共进午餐：一次是在华盛顿，一次是在纽约罗斯福的家里。第一次，罗斯福表示，希望陶德就美国和国际问题“讲真话”。第二次，两人专门讨论了外交事务，特别是还提及中国与日本的情况。罗斯福说，“欧洲的事情直接写信给我，我认得你的字体，没问题”。陶德回德国履职后，给国务院有几封电报。但只有这封电报，由于陶德深感重要，才发秘密电报给总统，并按照罗斯福1936年、1937年亲笔信和亲口要求就此提出建议。可见，陶德是在报告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怎么会是将一些道听途说的不实消息作为向对他极为信任的总统报告和建议呢?杨教授没有深入研究陶德与罗斯福的关系，就矢口否认数字的真实。这种草率地将美国最重要驻外大使的工作看成公私不分、随意通报不实的信息，并由此臆断陶德本意，实际上已从学术商榷走上自诩正确的武断。然而，学术武断比“主观臆断”离历史真相更远。

总之，要想认清南京暴行的根源和其必然性，必须深入了解日军侵华政策以及在攻陷南京前的所作所为。只有更深入地发掘加害方和第三方的证据，才更能无可辩驳地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陶德电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作为历史学家的外交官，陶德所具有的国际视野和历史深度、对东方与西方两大战争策源地的认识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间的准确预测，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陶德没有被当时的绥靖主义所迷惑，他对法西斯的最终目的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难道他会分辨不清日本大使所透露的这一数字的含义?如果“南京大屠杀”研究仅按照日本一些学者的思路，一个一个去查证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字，而不放宽视野，多方求证，特别是发掘并研究这种第三方保存的加害方证言，不是正中那些企图以细节来否定史实者的下怀吗?

(责任编辑：常山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