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说“蜂”与秦汉社会的甜蜜追求

王子今

《史记》中多次出现有关“蜂”的文字。形容秦始皇相貌，有“蜂准”之说。说商臣，则言“蠭目”，“蠭”就是“蜂”。对规模宏大、形势混乱的群体性社会运动现象的形容，如现今语言中所谓“蜂聚”“蜂拥”等，《史记》中使用了“蠭起”“蠭出”“蠭午”的说法。可知当时人对于“蜂”的形貌和习性有细致的观察。而具备与“蜂”有关的知识，应当不会不关心“蜜”的取得，不会不尝试“蜜”的滋味，不会不体验“蜜”的食用。

秦汉社会饮食生活中“蜜”的消费，《史记》中只有间接的信息。但是参考其他相关历史文化现象，能够得知秦汉人饮食中对甜蜜的追求，是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方面值得重视的现象。

一、秦始皇“蜂准”

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向秦王建议以财物贿赂六国“豪臣”，以击灭诸侯。《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赞同这样的策略，对尉缭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其衣食待遇享受与自己同样的等级：“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不过，尉缭以为难以与秦王长期融洽相处，亲密合作，于是离去：“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强行挽留尉缭，任为最高军事长官，并且采纳他的“计策”：“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

尉缭形容秦王形貌音声之所谓“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依照当时的相术，判断其品性“少恩而虎狼心”。其中所谓的“蜂准”，值得我们注意。

裴骃《集解》说，“蜂”也写作“隆”。张守节《正义》说：“蜂，虿也，高鼻也。”認为“蜂准”是形容“高鼻”。《史记》“蜂准”的说法，后世文献有的写作“隆准”，如《论衡·骨相》、唐赵蕤《长短经》卷一、《太平御览》卷三八八引《秦始皇世家》、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一引《论衡》等。虽然《太平御览》卷三八八引《秦始皇世家》作“隆准”，但《太平御览》卷八六引《史记》、《太平御览》卷七二九引《史记》均作“蜂准”。

有学者研究“秦始皇形貌”，指出“今人多以‘蜂准为正字”（王泽：《秦始皇形貌考——相人术视角下的考察》，《秦汉研究》2020年）。

二、“商臣蠭目”

关于秦始皇鼻子的形状特点，《史记·秦始皇本纪》说“蜂准”，但是也有“蜂目”的说法。《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相貌有“隆准”的特征。司马贞《索隐》引录李斐的解释：“准，鼻也。始皇蜂目长准，盖鼻高起。”前引《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蜂准”，这里写作“蜂目”。《汉书·高帝纪上》：“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颜师古注引晋灼曰：“《史记》：秦始皇蜂目长准。”也说“蜂目”。沈家本《诸史琐言》卷四讨论“《高纪》隆准”时，也说到“《史记》：始皇蜂目长准”。晋灼“《史记》：秦始皇蜂目长准”的说法，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都曾引用，并没有对《史记·秦始皇本纪》“蜂准”说予以澄清。

采纳晋灼“《史记》：秦始皇蜂目长准”说的，还有宋人王洙《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九《哀王孙》“高帝子孙尽高准，龙种自与常人殊”注。又清人黄钊诗句“秦皇蜂目毒天下，气折琅琊卖药者。阜乡亭畔玉舄飞，玩弄愚儿已鹿马”（《登浴云楼观安期生像作》，《读白华草堂诗二集》卷一），也承袭了“秦皇蜂目”的说法。其中的“鹿马”指赵高指鹿为马，言秦帝国面临崩溃时的故事。而“琅琊卖药人”即《史记·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引《列仙传》所谓“琅邪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的仙人安期生。明人高出诗句“追及徐市驾，男女皆相邀。安期麾白云，翩翩来见招。遂乘赤玉舄，飞渡始皇桥”（《镜山庵集》卷二0），说他“麾白云”，“翩翩”飞升登仙，远离了尘世乱局。

其实，《史记》中明确的“蜂目”，所说另有其人。《史记·楚世家》说商臣相貌与心性的特点：“商臣蠭目而豺声，忍人也。”所谓“豺声”，和尉缭对秦始皇音声的形容是一样的。《汉书·王莽传中》：“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以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南史·贼臣传·侯景》写道：“景长不满七尺，长上短下，眉目疏秀，广颡高颧，色赤少鬓，低胝屡顾，声散，识者曰：‘此谓豺狼之声，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都说到“豺声”。《世说新语·识鉴》：“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注家引《春秋传》曰：“楚令尹子上谓世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可知《史记》所说商臣的故事是有长久影响的。

《史记》中“蜂目”的相貌形容和“蜂准”同样，借“蜂”这种昆虫比喻人的面容特点，体现出当时人对“蜂”的形貌的熟悉。而“蜂准”“蜂目”被看作“少恩而虎狼心”之“忍人”的容貌，应当与“蜂”怀有戒备之心的情感背景有—定关系。

三、“蠭起”“蠭午”“蠭出”：“蜂”的习性观察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人们对于“蜂”往往群聚群飞的特点也是了解的。《史记·项羽本纪》说秦末形势：“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蠭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汉书·项籍传》的说法是：“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桀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豪杰蠭起”和“豪桀蜂起”，意思是一样的。《后汉书·安帝纪》载汉安帝诏，检讨自己执政有失，“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以致“灾异蜂起”。这里的“蜂起”也是密集发生的意思。《后汉书·刘盆子传》说：“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间至万余人。”《后汉书·岑彭传》：“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后汉书·冯衍传》：“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后汉书·谢弼传》：“方今边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济之。”《后汉书·董卓传》李贤注引《典略》载卓表所谓“变气上蒸，妖贼蜂起”，《后汉书·袁绍传》所谓“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后汉书·西羌传》所谓“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都可以说明汉代社会语言习惯中已经通行“蜂起”之说。

同样是说秦末民众起义的发生，各地纷纷起兵，范增为项梁分析形势，有这样的说法：“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范增所谓“楚蠭午之将皆争附君”，裴驷《集解》：“如淳曰：‘蠭午犹言蠭起也。众蠭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司马贞《索隐》：“凡物交横为午，言蠭之起交横屯聚也。故《刘向传》注云‘蠭午，杂沓也。又郑玄曰‘一纵一横为午。”《汉书·刘向传》：“水、旱、饥，蟓、螽、螟螽午并起。”颜师古注：“如淳曰：‘螽午犹杂沓也。”《汉书·霍光传》说刘贺行为：“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所谓“旁午”，颜师古注也解释说：“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师古曰：‘一从一横为旁午，犹言交横也。”大约所谓“蠭午”语意，也说如蜂群飞舞一般密集纷乱。

《史记·六国年表》指出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竞争激烈，“信”的政治“约束”遭到破坏，而“谋诈”时兴。太史公这样写道：“矫称撬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这里所说的“蠭出”，也以“蜂”的群飞态势，形容“矫称”这种欺诈行为频繁发生，密度很大。

范增所谓“皆争附君者”的“争”，或许是人们观察“蜂”群飞时隋形的真实感觉。

“蠭起”“蠭午”“蠭出”的说法，见于史论和政论用语。如范增这样的智士，如汉安帝这样的帝王，都曾使用，可知当时社会对于“蜂”的活动方式与飞行习惯是相当熟识的。用以形容人类社会的活动形态，“蜂起”“蜂午”“蜂出”等言辞，大概已经是民间习用的熟语。《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皓》裴松之注引陆机著《辨亡论》有“群雄蜂骇，义兵四合”的说法。所谓“蜂骇”，是后世语言的变化，但是借“蜂”为喻，却继承了原来的传统。

人们既然熟悉“蜂”的习性，不大可能不知道蜂巢中“蜂蜜”的存在。很可能是因发现并取用“蜂蜜”时惊动了“蜂”群，才导致“众蜂飞起”，形成“蜂起”“蜂午”“蜂出”的情形。

四、“蜂蠆”比喻和“蜂与锋同”

“蜂”的自卫方式，即以尾部的毒针以螫刺方式报复敌害。《史记·礼书》称之为“蜂虿”。

蒯通劝说韩信面对政治危急形势时要果敢决断，有所行动。《史记·淮阴侯列传》载录了蒯通的话语：“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牦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蒯通所谓“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应是引用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语言。“猛虎”的攻击力度远远超过“蜂虿”，然而“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立即行动，则可以切实有效地进击敌害。《史记·淮阴侯列传》“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汉书·蒯通传》写作“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蠚”。

《史记·礼书》有这样一段话，形容“楚人”军势的强劲：“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巨铁施，鑽如蠭虿，轻利剽邀，卒如熛风。”司马贞《索隐》解释“鑽”：“镄谓矛刃及矢镞也。”其兵器制作能力之优胜，可以“鑽如蠭虿”。也说到“蠭虿”，《说文·虫部》：“虿，毒虫也。象形。”段玉裁注：“《左传》曰：蠭虿有毒。《诗》曰：卷发如虿。《通俗文》曰：虿长尾谓之蝎。蝎毒伤人日蛆。蛆张列反。或作蜇。旦声。非且声也。”“按不曰从虫象形而但日象形者，虫篆有尾，象其尾也。蝎之毒在尾。《诗笺》云：虿，螫虫也。尾末揵然。似妇人发末上曲卷然。其字上本不从万，以苗象其身首之形。俗作万，非。且与牡螭字混。”“虿”指以“毒伤人”的“蝎”。“蜂虿”，蜂蝎连称。但是“蜂”也是“螫虫”。形容兵器“镄如逢虿”，言其锋利并富有杀伤力。前引蒯通语“蜂虿之致螫”，也强调其尾针“螫”的刺伤毒害能力。

《史记·龟策列传》说：“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裴骃《集解》：“《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门子之巧。刘歆《七略》有《蠭门射法》也。”今本《汉书·艺文志》可见“《逢门射法》二篇”，而裴驷看到的本子，写作“《蠭门射法》”。“《逢门射法》”，应当源自“射者重以逢门子之巧”的说法。“逢门子”见于《汉书·古今人表》。《汉书·王褒传》：“逢门子弯乌号。”颜师古注：“逢门，善射者，即逢蒙也。乌号，弓名也。并解在前也。”但是“逢门”“逢门子”的名号，也不能说和“蜂”完全没有关系。《荀子·王霸》《荀子·正论》和《吕氏春秋·听言》都写作“蠭门”。《史记》应当沿袭了较早的说法。

以“蜂”形容兵锋，是汉代语言习惯。《释名·释兵》写道：“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其末曰‘锋，言若锋刺之毒利也。”“锋刺”之“锋”，许多研究者校正为“蜂”。《释名疏证》写作“蠭”，说：“‘蠭刺，今本讹作‘锋刺，盖俗‘蠭作‘蜂，故又转相误也。”

王莽执政末年，连续发生蝗灾，《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说当时的形势：“寇盗锋起。”李贤注：“言贼锋锐竞起。字或作‘蜂，谕多也。”说“蜂起”如上文讨论有“喻多”的文意外，还可以直接理解为“锋锐竞起”。这样的解释又见于《汉书·项籍传》颜师古注：“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之起，言其众也。一说蠭与锋同，言锋锐而起者。”《汉书·韩王信传》：“士卒皆山东人，竦而望归，及其蠭东乡，可以争天下。”颜师古注：“蠭与锋同。”《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蜂与锋同。”《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谗言之徒蠭生。”颜师古注;“蠭生，言众多也。一曰蠭与锋同。”颜师古所谓“蜂与锋同蠭，又见于《汉书·赵广汉传》注、《汉书·扬雄传下》注。《汉书·赵广汉传》：“专厉强壮蠭气。”颜师古注：“蠭与锋同，言锋锐之气。”《汉书·扬雄传下》：“猋腾波流，机骇蠭轶。”颜师古注：“猋，疾风也。腾，举也。蠭与锋同。”所谓“蠭与锋同”，说兵锋犀利，以“蜂”尾刺的“毒利”作比喻。

五、《司马相如列传》间接说“蜜”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可见“蜂卵”人药，又明确有体现使用“蜜”的文字。看来当时人们对“蜜”的食用价值是非常熟悉的。以“蜜”来“合药”的记载，见于《后汉书·朱祜传》李贤注引《东观记》：“上在长安时，尝与祜共买蜜合药。上追念之，赐祜白蜜一石，问：‘何如在长安时共买蜜乎？其亲厚如此。”这是刘秀在太学读书时的故事。“买蜜”经历，体现了西汉长安“蜜”已经进入市场交易的情形。在东汉洛阳，作为商品的“蜜”能够以“石”为计量单位，可知当时社会消费数量颇为可观。《后汉书·李恂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说“西域出诸香、石蜜”，则是远方输入的“蜜”。《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说“天竺”特产有“诸香、石蜜”。“蜜”的远程运输，说明社会需求的热切。

《史记》正文中没有直接说到“蜜”。但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上林赋》记述皇家苑囿栽植的林木，有“留落胥余，仁频并闾”。司马贞《索隐》引司马彪云：“胥邪，树高十寻，叶在其末。”又引《异物志》：“实大如瓠，系在颠，若挂物。实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里有肤，厚半寸，如猪膏。里有汁斗余，清如水，味美于蜜。”说椰树类果实“里有汁”“味美”，并以“蜜”作为参照。这是对于“蜜”的食用体验的曲折记述。

《汉书·南粤传》记载，南粤王致书汉文帝，表示放弃帝号：“复故号，通使汉如故。”“因使者”所献诸物，有“桂蠹一器”。颜师古注：“应劭曰：‘桂树中蝎虫也。苏林曰：‘汉旧常以献陵庙，载以赤毂小车。师古曰：‘此虫食桂，故味辛，而渍之以蜜食之也。”这也是一则以“蜜”加工食品的例证。

六、甜蜜：秦汉人的味觉幸福

秦汉人追求的甜蜜味觉，在文献中的直接文字表现似乎是“甘”。《论衡·超奇》说到“甘甜”的感觉，与“辛苦”相对应。

“食”则“甘味”，是人正常的味觉体验。《史记》频繁出现“食不甘味”的文字，形容心思紊乱，饮食失常。如《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史记·田叔列传》：“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但是这里所说的“甘”，似乎并不是简单的“甜”，所以《史记·礼书》有“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的说法。又《史记·宋微子世家》裴驷《集解》引孔安国说：“甘味生于百谷。”这里的“甘”，大概是指食品的自然滋味。但是也有以“甘”为甜美的。司马相如赋作言及的一些果品，注家多有“甘”或“甘美”的形容。如《上林赋》“卢橘夏孰”，司马贞《索隐》引《吴录》云“建安有橘，冬月树上覆裹，明年夏色变青黑，其味甚甘美”。关于“杨梅”，司马贞《索隐》引《荆杨异物志》：“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关于“荔枝”，司马贞《索隐》引晋灼曰：“离支大如鸡子，皮粗，剥去皮，肌如鸡子中黄，其味甘多酢少。”“甘”也用来命名果品。如司马贞《索隐》引《广州记》云“卢橘皮厚，大小如甘”。“甘”可能即现今所言“柑”。司马相如笔下还出现了一种含糖量极高的经济作物——“诸蔗”，《史记》有所载录。裴驷《集解》引《汉书音义》的解释是“诸蔗，甘柘也”。司马贞《索隐》：“诸柘，张揖云‘诸柘，甘柘也。”“甘柘”，也就是现今所说的甘蔗。《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说到南阳民间“园圃”栽植“薯蔗”。五臣注《文选》写作“薯柘”。《文选》卷四左思《三都赋》：“其圃则有蒟蒻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蓲阴敷。”雖然写作年代稍晚，仍可与《南都赋》“园圃”“薯蔗”相参照。南朝宋人谢惠连《祭古冢文》说到一座古墓被破坏的情形：“东府掘城北堑，入丈余，得古冢。上无封域，不用砖甓，以木为椁。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明器之属，材瓦铜漆，有数十种，多异形，不可尽识。刻木为人，长三尺，可有二十余头。初开见，悉是人形，以物枨拨之，应手灰灭。棺上有五铢钱百余枚。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烂坏。铭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作者撰作的祭文写道：“公命城者改埋于东冈，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远近，故假为之号曰‘冥漠君云尔。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属领直兵令史统、作城录事临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荐冥漠君之灵，忝总徒旅，版筑是司，穷泉为堑，聚壤成基。一椁既启，双棺在兹。舍畚凄怆，纵锸涟而。刍灵已毁，涂车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倾低。盘或梅李，盎或醢酰。蔗传余节，瓜表遗犀。遣睢夫子，生自何代。曜质几年，潜灵几载。为寿为夭，宁显宁晦。铭志堙灭，姓字不传。今谁子后，曩谁子先。……”（《文选》卷六0）墓室中随葬“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的情形，即祭文所谓“盘或梅李”以及“蔗传余节，瓜表遗犀”，提示“甘蔗节”与其他果品同样为墓主所珍爱，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从墓葬形制及“明器之属，材瓦铜漆”，“刻木为人”二十余件看，其“世代”可以推知大致是汉时。特别是“棺上有五铢钱百余枚”，可以作为汉代人食用“甘蔗节”的判断基准。

汉代人的饮食生活中，“蜜”其实已经有所介入。

前引《汉书》及颜注说“桂蠹”，“渍之以蜜食之也”，就是实例。《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亮》裴松之注引《吴历》写道，孙亮出西苑，食用“生梅”即新鲜梅子，“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准备用“蜜”现场加工“生梅”以求味道的改良。然而发现“蜜中有鼠矢”，于是“召问藏吏”，“藏吏”惊恐“叩头”。孙亮问道：黄门曾经向你索要“蜜”吗？藏吏回答：曾经索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蜜”中置“鼠矢”之罪。侍中刁玄、张邠建议：“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尽。”孙亮却说：“此易知耳。”于是“令破鼠矢”，发现鼠屎内里干燥。孙亮大笑着对刁玄、张邠说“若矢先在蜜中，中外当俱湿，今外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不得不认罪，左右“莫不惊悚”，叹服孙亮的智慧。黄门“求蜜”不得，置蜜中“鼠矢”陷害“藏吏”，为孙亮识破。这一故事体现了孙亮在对“蜜”的性质熟识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聪敏，也说明“蜜渍生梅”的宫廷食用习惯。而中官“求蜜”未得之情形，也透露出“蜜”可能相当贵重。

《三国志·魏书·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述袁术政治末路之窘迫，可以看到比较具体的情节描写：“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所谓“蜜浆”，大概是富贵之家通常的暑期饮料。

关于西域出“石蜜”，除前说《后汉书·李恂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外，《后汉书·西域传》也说天竺出产“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后汉书·西南夷传》：“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也说到“蜜”的出产地包括武都地方。山区多产蜜，应当是通常情形。后世史书记载如《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石蜜山”，《清史稿·地理志三·吉林》“蜂蜜山”等，皆可为证。

通过许多迹象可以了解，汉代社会的饮食生活中已经有享受甘甜的幸福感觉。“蜜”丰富了汉代人的味觉体验。而《史记》中虽然没有看到饮食中用“蜜”的明确记载，却有颇多有关“蜂”的文字，从而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堪称生动具体，这让两千多年之后的《史记》读者认识到中国古代饮食生活史中对昆虫资源的有效开发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