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揭示与对策研究

张秀梅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以湖北武汉为中心，迅速向全国蔓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在党的领导下，疫情防控阻击战目前已获得一定成果。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再次揭露了公共危机的特点，还揭示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危机意识较薄弱、法制体系不完备、信息管理不完善和社会参与管理不足等。对此，应及时采取措施：政府层面做好大局建设，媒体层面提供信息支持，社会层面贡献优势力量。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公共危机管理; 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C3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20.02.022

The Revealing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f Novel Coronavirus

on Existing Problems of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in China

ZHANG Xiu-mei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broke out in Wuhan， Hubei as the center， which quickly spreads the whole country， and has caused the serious social influe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war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has now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not only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crisis again， but also reveal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crisis in our country：
the weak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the incomplete legal system， the imperfe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bove all this，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promp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overall construction; the media sh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the society should contribute its advantages.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optimized path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埋下了新型社會风险隐患。社会风险作为一种潜在的隐性破坏力，能够营造出不确定的社会环境和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一经突发公共事件的暴露作用，社会风险就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中将其隐性破坏力释放出来，变为显性的公共危机。公共危机会给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现实性的、更加明显的、更加恶劣的破坏性后果。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以湖北武汉为爆发源地，在短时间内如恶魔一般歇斯底里地向全中国各个省份伸出魔爪，危害公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一场破坏力极强、影响力巨大的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它的显露作用，我国的社会风险被疯狂释放出来，造就了当前我们面临的一场迫在眉睫的公共危机。面对疫情，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作出统一部署，全国各地携手共击疫情。习总书记指出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1]。截至3月24日，我国现存确诊病例下降到5221人，累计治愈人数73303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医护工作者奋不顾身地冲在一线与病毒作斗争，快递小哥日夜兼程地为各大医院输送医用物资，广大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全民戴口罩”运动。通过大家的努力，湖北省以外的本土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中国速度”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丰富了中国方案的内容。在疫情面前，中国并未退却，而是迎难而上，直击病魔。新型冠状肺炎再一次检验了中国人民强劲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科学而强大的领导能力，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然而，仔细思考此次疫情爆发及发展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披露并探索行之有效的对策，是当前及以后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是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必要之举，是推进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改革进程的必经之路。公共危机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相关概念解析

公共管理学界的著名学者张成福教授把危机界定为爆发后会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和损害，以致超出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的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2]此外，薛澜教授从组织管理视角出发，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速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3]。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危机具有以下特征：威胁性——危机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造成了威胁;高度不确定性——不能对事态发展作出准确而及时的判断，导致不确定性;时间的有限性和紧急性——面对危机需要迅速决策;社会效果的双重性——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面向全社会的，但危机也会是一种契机;易变性——由于决策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容易延误危机治理的最佳时间，导致危机蜕变。

公共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潜在的危機或当前的危机采取一系列控制措施以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的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4]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处理不当会造成“危机繁衍”，即由已发生的危机衍生出一个危机内部的双重危机甚至多重危机，因此必须对公共危机管理给予特别重视。

二、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危机特点的揭露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社会环境多姿多彩。然而，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蔓延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国情却恰好为危机提供了迅速膨胀的土壤，造成了广泛的恶劣涟漪效应，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新冠肺炎的爆发再一次披露了公共危机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公共危机也相应地变得复杂，呈现出更多的新特点，同时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公共危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的危害之大以及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

其一，公共危机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威胁性。危机一旦爆发，便自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和波及力，会对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破坏，还会加剧人类的心理压力，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遭受巨大损失，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威胁。危机的波及力能够扩大和加深危机的破害性，使威胁性加大，严重者还会导致政府失灵，社会运行的正常生态系统被打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舆论造成的恐慌及对病情的恐惧使人们心灵遭受创伤。其二，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公共危机往往悄无声息地降临，因为公共危机是社会中潜在的、蓄积已久的社会风险经突发公共事件这一中介的显露作用而爆发出强大破坏力的一种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风险是事件的起因，公共危机是事件的后果，突发公共事件是把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外露出来的中介。因此，中介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结果的性质，突发公共事件的突然性决定了公共危机的突发性。正如2019年末突发的新冠病毒带来了不期而遇的新冠肺炎危机。其三，公共危机在时间上具有紧急性，公共危机的爆发是多种不利情况的汇聚，其危害性是多种破坏力的冲击而形成的合力，危机到来的速度之快是人类无法想象和估量的，危机对社会损害之重远远超过人类的承受范围和承受能力。人类有必要及时应对并制止危机，但无论如何，人类采取措施的速度仍无法赶上危机破坏力的延展速度，这势必造成人类心理上的紧张感和恐惧感。公共危机自然携带的紧迫感和人类心理上的恐惧感共同形成和加剧了公共危机的紧急性。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在中国乃至全球蔓延，加剧了全球恐惧，其紧急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四，公共危机具有不可预见性，就当前人类的认知能力来说，人类可以预测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危机，但是却无法获知危机什么时候爆发，在哪里爆发等具体、实际的情况。在危机产生初期，绝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也不清楚危机爆发的具体原因以及这场危机究竟是什么。人类遭受无数次危机的洗礼后对危机有了一定的防范和敬畏意识，但是当前科技水平和认知水平限制了人类对危机的实际预见能力。新冠病毒被发现之初，医生也只能初步判断它为类SARS病毒，且不能证实人传人的危害性。直至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布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性，公众才对新冠病毒有进一步的认识。其五，公共危机具有连续性，公共危机爆发后，在一定条件下常常会像涟漪一样往外围扩散，产生连锁反应，危及整个地区或国家，甚至全球都会受到连续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在湖北出现，经交通工具等中介的流动作用形成了人流、物流等，人流、物流在扩散、变动的过程中给病毒制造了传播和扩散的途径。“封城”措施实施前，500万湖北人口的往外流动无疑给中国各个省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新冠肺炎传染。其六，公共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反复性，由于人类无法确切地捕捉到危机的本质、特征、危害等信息，不能对事态发展作出准确而及时的判断，即使找到暂时遏制危机的办法，也无法完全避免危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新冠肺炎的爆发期正值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前后，是人口流动频率极高的时期，流动的人口大大提高了疫情的不确定性，防控措施的任何一点疏漏都会使疫情再度严重。目前，中国本土的疫情有所好转，但也须谨防病毒重返中国的可能性。其七，公共危机具有社会效果的双重性，一方面，公共危机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来弥补，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状态和社会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这是公共危机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公共危机管理的整个过程中寻找控制和结束危机的突破口，积攒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经验，把危机转变为契机，重新摸索社会的运作模式，加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揭示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种类更加复杂，公共危机对人民、国家和社会的威胁进一步扩大，其强大破坏力无疑会阻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后，疫情以惊人的速度向全国蔓延，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物质财富，在这次疫情的应对中，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又被暴露出来.有的问题虽小，却不容忽视，把细节性的小问题和比较明显的大问题都抓住、管好，才不会出现疏漏，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的发生和反复，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

（一）公共危机管理意识较薄弱

危机管理意识是防备公共危机的生态警钟，具备较强的危机管理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公共危机的发生，降低公共危机的破坏力，加快公共危机的灾后恢复重建等。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普通老百姓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依旧薄弱，情况不容乐观。经济基础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必要基础，经济发展始终是大家普遍关心和最注重的问题。相对而言，只要没有发生异常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若隐若现的存在，大家的公共危机管理意识较弱。对地方政府来说，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一般都是作为核心指标来考核政府绩效的，地方政府官员一般都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目标去攻克，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度不高，并未把公共危机管理作为一种常态目标纳入政府长期发展战略里。在地方政府的很多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都没有明确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地方政府也缺乏利用新媒体技术监视危机发生的意识，他们常常轻防范而重治理，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在公共危机应对和恢复过程中，相关部门职责划定不清，工作协调性不高以及推诿扯皮的事件仍有发生。对普通民众来说，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等，大家对公共危机的认识也不同。大部分农村人口以及大量老人和小孩对危机预防和应对的知识掌握甚少。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即使了解危机的威胁性，仍坚持我行我素，对危机疏于防范，常抱有侥幸心理。这次疫情防控中，在一些老旧小区和外来人口多的出租住房区，仍有人想方设法地打破警戒线，不受管制随意出入封闭区。这既是当事人践踏自己生命健康的表现，也是基层政府管理不力的体现，归根结底是侥幸心理在作祟，公共危机管理意识薄弱。

（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不完备

法律法规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准则和行动指南，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我国就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管理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还不完备，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有时成了政府的一张空头支票。完整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既应该有一部总的紧急时期的危机管理法，又应该根据实践、研究以及历史经验制定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专门法律，并不断完善与之相配套的一些列规章制度等。1989年2月21日我国出台了《传染病防治法》，1998年3月1日《防震减灾法》在我国开始生效，1998年4月29日《消防法》通过，后经历了两次修订，以上专门法律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专门法律基础。我国于2005年出台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制定并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对公共危机预防、预警、应急、监测、救援、善后和违法处理等各方面做了相关规定，标志着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该法也还存在一定不足。各地方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对该法律的贯彻执行程度可能存在偏差，尤其是对违法干部的处理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该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公共危机处理的常设机构，而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却有由总统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组成的危机管理常设机构。[5]由于没有常设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往往是临时成立领导小组以应对危机。在应对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央临时成立了应对疫情的领导小组，各地相应地成立防控指挥机构，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和急需的，但是如果有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政府工作效率会更高。该法没有明确界定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对社会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引导也不足，没有清楚地界定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危机应对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等内容。公共危机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相应的法制体系还有待完善，应该再加强法律的实操性。

（三）信息管理不完善

公共危机管理需要有一定的信息基础，及时公开准确而全面的危机管理信息是上级政府部门科学和民主决策的关键基础，是让民众获取危机管理状态、监督危机管理进程的重要之举，是维护政府的公信力，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信息监管不力的现象仍比较普遍。首先，政府内部缺乏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公共危机爆发后，大量信息资源由当地政府把控，部分官员由于官僚气息严重且责任意识薄弱，通常选择压制和封锁信息以及虚报瞒报的办法，欺上瞒下。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延误了危机应对的最佳时期，导致事态进一步严重。新冠肺炎疫情初露苗头的初期，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导致疫情范围扩大，公众极大地不满，疫情防控难度加大，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其次，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将新媒体技术有效用于公共危机管理。政府往往通过门户网站或者新闻发布会公布信息，信息发布形式比较单一，与公众良性互动的渠道缺乏，利用在线媒体传播信息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尚且欠缺。最后，政府对网络信息监管不力。在信息时代，普通群众利用一部手机就可以迅速获取和广泛传播消息，互联网为信息传播提供阵地，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三人成虎，如果政府无法及时处理伪信息和有害信息，会进一步引发危机繁衍，形成危机中的危机。此前很多公民听闻双黄连口服液可以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误信谣言的人便上演了一场半夜疯抢双黄连口服液的群体大戏。不论是政府公布信息滞后，还是群众散播谣言，都表明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我国信息管理尚不完善的事实。

（四）社会参与管理不足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力量常常不被关注，而且社会力量也缺乏参与管理的意识。在我国，传统的公共危机管理是一种单纯的以政府为管理主体的模式，即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全权负责危机管理的全部事务，其他一切社会成员扮演的是受助者或者被管理对象的角色，主体意识较弱。虽然当前我国提倡社会参与管理，但是社会参与管理的方案还不够成熟，社会参与管理的机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首先，受传统的政府主导观念的影响，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及时应对危机，阻止危机蔓延，而社会成员较普遍的做法是关注政府应对危机的进展，坐等政府成功解除危机的好消息，自觉参与危机管理的意识薄弱。其次，政府进行应急知识教育宣传和应急技能培训的方式单一，覆盖面不广，公众对危机应对的知识和技能掌握不足，没有足够的底气和勇气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最后，我国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相关规定在法律上没有落实，如参与危机管理的主体地位，权利、义务等有关内容。可见，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我国培植社会力量的法律土壤不沃腴，机制也不健全。

四、优化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

（一）政府层面：做好大局建设

1. 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

为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对策首先要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体系。法律是引导和规范公共危机管理行为的准绳，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时，必须把完善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体系摆在重要地位。目前，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加以完善法制体系。首先，要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法，将政府各部门的职权做出明确界定，避免推诿扯皮等事件的发生，有效利用时间应对危机，如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医疗、财政、卫生等各部门的权限;其次，要提高法律法规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随着公共危机应对经验的逐渐增长，要进一步加强应对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的专门法的设定，并不断完善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法规，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所以地方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应急法规，提高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然后，要设置专门应对危机的常设机构，危机应对的常设机构能够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危机事态扩大，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损失;再次，要完善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规定，包括主体地位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的规定，为公共危机管理输入活力。最后，在公共危機应对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找不到责任承担主体的现象，这就要求要完善和落实问责制，使官员迫于工作要求的压力和民众的监督压力而脚踏实地，负责任地处理危机中的事务，在一定意义上，问责制其实也是对界定政府部门责任的一种补充。

2. 加强宣传和教育，强化危机意识

教育和宣传是普及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知识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能让受众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提高危机意识，迅速而高效地掌握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些必要技巧。我国不仅要加强面向公众的公共危机知识宣传教育，还要加强面向政府官员的公共危机知识宣传教育。政府历来具有最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传统思维，致使危机管理意识比较薄弱，而实际上政府官员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开展并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知识的教育活动，并在开展教育活动后组织相应的考试，对表现卓越者给予奖励，对成绩不合格者加强教育，以此加强官员的理论知识，强化危机意识。此外，还要将公共危机预防和应对能力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里，在实践中检验官员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公众的受教育水平不同，对危机应对知识的掌握有差异，要么容易听信谣言造成社会恐慌，要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总进程。政府部门有必要以多样化的方式加强日常危机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要强化面向农村的宣传力度，使公众掌握危机应对的基本技能，例如，在QQ平台、微信平台及微博平台等地方发布各类公共危机的相关知识，印发危机应对的宣传画册，在学校开设公共危机管理等类似的课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在农村、城市社区和学校开展危机应对演习，让公众在实践中体验危机和掌握危机应对的方法。

3. 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

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对潜在的社会风险进行科学预测，是防范各类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是公共危机管理必须重视的一个领域。2003年非典爆发后，我国建立了以“一案三制”为主要架构的应急管理体系，标志着我国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开始偏向于应急管理。因此，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应急式管理倾向也比较重，但事实上，应急管理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各类突发事件中，自然灾害引起的危机最适合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次之，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所引起的危机采取应急管理的方式去应对时成效不高，过度强调应急会使社会风险越积越深。[6]危机是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将潜藏的社会风险显露出来的结果，所以造成危机的根源是社会风险，公共危机管理除了采取应急管理的方式外，还应该重视危机风险管理。相对而言，应急管理比较被动而且时效性强，而危机风险管理是一种主动出击式的管理方式，是一种长期适用的管理手段。因此，我国应加快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利用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全面地搜集和整合信息资源，科学判断和预测危机的爆发、发展趋势和危害，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事先商议最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媒体层面：提供信息支持

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具有放大镜、显微镜、平面镜以及望远镜的作用（笔者在此简称“四镜”），既能为政府的工作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持，又能及时为人民群众传递可靠的消息，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媒体在为公共危机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支持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其一，媒体传递信息的速度极快，且信息量很大，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下，媒体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成本把关于危机事态发展和危机管理进展的消息广泛地传递给受众，就像放大镜一样，可以让全国人民在第一时间清晰地了解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状况;其二，媒体在传递信息时肩负着正义的重任，敢于揭示危机管理中的弊端，敢于直言和评论社会中令人疑惑和焦虑的事件，就像显微镜一样，能够把犄角旮旯里难以捉摸透的事件清晰地影射出来，把鲜为人知的细节呈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其三，媒体能够引导舆论的方向，能够在公共危机事件中从事件本身出发，全面、客观、真实地报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向受众还原事物的真相，进行正确地舆论引导，就像平面镜一样，把事物本身的模样完完整整地反射出来，把真相告知群众;其四，媒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虽然无法完全准确地预判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却可以立足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可靠的经验做出预警，就像望远镜一样，虽然无法触及远方，却可以利用光学器件观测遥远的事物，媒体也一样，虽然无法预知未来，却可以对公共危机的发生做出预警。

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发挥其信息优势并提供相应支持。首先，各大媒体要建立并完善培训和考评机制，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心理素质和能力培养，增强其专业性和可靠性，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是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及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人力资源基础。其次，媒体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交流纽带，要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尽最大的努力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向社会传递最真实的信息，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既让群众放心，又让政府顺心，打造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亲密互信关系。《人民日报》从2020年1月21日起，每天都会在要闻版刊登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1月26号之后开始每天报道疫情动态。[7]然后，媒体要把稳舆论的正确方向，稳定公众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心态，平定公众对事件的了解欲望，及时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发展进行播报，对社会中的一些不实言论进行制止，发出正义之声，把谣言扼杀在摇篮里。最后，在国际舞台之上，媒体毫无疑问地充当着国家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因此要敢于做逆行者，争分夺秒地把一线实情向全世界传递，抢占国际舆论阵地的先机，在公共危机中掌握国际话语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方案的优势，用事实平息对中国污名化的言论。

（三）社会层面：提供优势力量

随着社会的进步，政府需要进一步下放权力，创新社会治理的形式，把更多的管理机会留给公民、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力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活力和优势。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首先，能够广泛地集中智慧，将不同群体、不同组织的想法结合起来，在思想的碰撞中找到智慧的结晶，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高效可行的方案，既能对政府的惯性思维提供补充，又能减轻政府的压力。其次，能够整合社会资源，优化资源分配，降低公共危机管理全过程的成本。无论是公民、社会组织，还是企业，都能较快地就近汇集当地的各种资源，集结政府力不能及的力量，及时应对危机，降低总成本。再次，能够形成良性互动和沟通，避免政府与公众的冲突，充分满足公众需求。社会组织是从民间开始组建的，民间性特征较强，能够准确地了解民众的需要，并将民众的声音传达给政府，再将政府的意思传递给民众，实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互通。最后，能够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公共危机爆发后，公民、公共组织和企业都能自觉地组织募捐活动，将筹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及时运送到资源相对稀缺的受灾重地，企業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优势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公民、社会组织和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工作做出一定的努力。首先，各种社会力量都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自觉学习相关知识，增强危机意识，掌握一定的危机预防和应对的技能，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任的表现，又是对他人和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其次，各种社会力量都应该积极培育公民意识，既要树立主体观念，把自己作为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之一，又要发扬积极参与的公民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要有勇于担当的使命感，充分参与危机管理工作;然后，社会组织、公民以及企业之间要构建合作体系，明确各自的责任，积极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危机应对中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公民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自觉学习和宣传国家政策，拒绝一切谣言，做到不造、不信、不传，响应国家号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踊跃地参与志愿者活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公共组织一方面需要规范内部管理，加强内部培训，提升专业性和服务能力，一方面应该扩大宣传，通过宣传让民众的危机意识觉醒。企业应强化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社会责任感，并自觉承担责任，强化服务意识，加强对员工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培训，建立激励机制，在危机结束后对表现出色的员工给予精神支持和物质帮助。

五、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广泛蔓延，再次暴露了公共危机的众多特点，同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不完备、信息管理不完善、社会参与管理不足、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危机管理意识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也在疫情中暴露出来。公共危机的特点彰显了公共危机对社会的严重危害性，加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存的众多问题，我们不得不探索优化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在政府层面，我们应该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体系，强化危机知识教育和危机知识宣传，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在媒体层面，媒体具有“四镜”优势，应该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充分发挥其优势，做信息的传递者。在社会层面，公民、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应该树立和强化主体意识，积极加入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虽然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是我们可以把危机转化为契机，抓住危機中产生的问题，对症下药，加快未来改革的步伐，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1]汤菊平.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EB/OL].求是网，（2020-02-13）[2020-03-24]. http：//www.qstheory.cn/llwx/2020-02/13/c_1125567405.htm.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6.

[3]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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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仲权.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9（23）：161.

[6]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42.

[7]沈正赋.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舆情应对和共情传播——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检视与思考[J].对外传播，2020（2）：44.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