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影像的密度:乌有之桥上的托克维尔]影像密度

　　摘 要:大众传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某种东西投射到它们经常关注的人物身上。公众通过想象与联想,将各种各样的审美特质嫁接于名人、明星等媒体人物,赋予他们以形象化与叙事化的密度。公众作何种投射,部分是由于媒体的编程(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和巧妙的)所引起的。从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开始,媒体就成为了美国政治的核心。现在,美国政治的遗产就是媒介的重新登台。在美国,小城镇及其价值观念,家庭及其道德意识,教堂集会及其政治力量,这些都成为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媒介中,影响着这一政治会议。若要向前追溯美国政治遗产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可以借助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权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现在,看电视犹如家庭聚会或教会晚餐一样,成为美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欣慰的是,佩林最终未能通过“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走进白宫。美国人最终是基于理性的逻辑和紧迫的政治问题而投票选出他们的政治代表(如奥巴马)。但是,媒介又使美国对于自身和他国而言,没有表达出清晰轮廓。凭借媒介影像密度的力量对政治进行重制或搁置,也是在不同文化和地域之间形成全球媒介形态多样化的一条途径。通过这篇文章,我想邀请全球不同地区的人文学者,一起从媒介影像密度及其跨越地域空间和媒介形态(电视、电影、名人文化和互联网)的流动等角度来思考全球化。中美之间有着诸多深刻的不同之处,但是两国的影像中存在着相同的传媒密度,将观众的幻想性因素投射到传媒之中。中国传媒已经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日益深化。希望美国传媒的状况,能为探索中国传媒的审美和政治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大众传媒;媒介;影像;审美特质;社会意识
　　中图分类号:J901文献标识码:A
　　
　　一
　　大众传媒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某种东西投射到它们经常关注的人物身上。公众通过想象与联想,将各种各样的审美特质嫁接于名人、明星及媒体人物,赋予他们以形象化与叙事化的密度。公众作何种投射,部分是由于媒体的编程(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和巧妙的)所引起的。商业广告会使你认为新的汽车会增添你的男子气概,亚麻浴巾如爱人呓语般等待你投怀送抱,美国财政顾问是你最好的挚友。广告能够操纵与诱导(美国)公众,他们乐于接受正面建议,接受潜意识的激励,享受不费吹灰之力的偷窥乐趣。但是观众在面对媒体的终日密集信息的轰炸时,并不被动而是活跃的,他们随时准备在观看的同时,将各种联想、叙事与想象融入媒介之中。在媒体设定/操纵与观众想象/投射之间,传媒影像成为一个沟通的管道,其间密布着体验、理想、魅惑、定位、意义与权力。
　　这使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我在电视机前收看英国广播公司实况转播戴安娜王妃葬礼的情况,当时我在南非德班工作。戴安娜的葬礼是南非历史上收视率第二高的电视节目。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并为节目实况中,解说员描述戴妃的方式与描述格蕾丝•凯莉的高度相似性所震惊。�①两位王妃,彼此好像是对方的镜像。格蕾丝•凯莉由电影明星,一跃成为依赖赛车和赌博业而运转的欧洲王国(摩纳哥)的王妃。戴安娜作为皇室王妃,在媒体前展示出她的古典美貌与戏剧化行为,即使她从未参演过任何一部影片,公众还是视她为电影明星一般。二人都过着戏剧般的生活,作为各自生活的肥皂剧的主角,整日被媒体记者追逐。这种皇室、电影、电视、纪录片等光晕笼罩下的形象深深纠缠着她们,并最终酿成她们人生的不幸。戴安娜在巴黎的隧道中死于为躲避狗仔队追逐的超速驾驶。格蕾丝王妃在摩纳哥的山丘中死去之前就深陷孤独绝望之中。
　　即使围绕在这些明星偶像周围的狂热崇拜者们都希望将她们神圣化,尊为女神,但依然能嗅到一种犹如戏剧中的嗜血欲望。通过赋予明星们以神圣的光环,公众能够抚平自己的创伤,通过认同明星的方式,将自己毫无吸引力的平庸遭遇转化为更高贵更美丽的生活,这样他们就感到自己如同戴安娜与格蕾丝一般。
　　如果没有这种活跃的审美与宗教特质的投射,那么明星偶像就什么也不是。我们需要对电影、电视的美学进行仔细研究,以便从源头上揭示,戴安娜身上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公众是如何通过想象,拓展了戴安娜身上的明星品质。戴安娜是电影与电视、小报与明星系统、明星系统与消费文化、媒体诱导与公众投射共同创造的。这些就是拙作《明星作为偶像》所阐述的内容。�②
　　格蕾丝与戴安娜这对明星偶像曾过着镜像般的戏剧式生活,被全球的狂热崇拜者所追捧。戴安娜及其后裔的崇拜者,从加拿大遍布至斯里兰卡,她的葬礼是南非历史上收视率第二高的电视节目。而所有喜爱希区柯克电影的摩纳哥人都熟知格蕾丝•凯莉。人们可以发现许多媒介镜像展现着观众状态、投射形式以及全球权力界线。我第一次收看半岛电视台的节目时,原以为那是BBC新闻,我花了一个小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那是卡塔尔的一家私人电视台,向中东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发送节目。半岛电视台是BBC的镜像,正如格蕾丝与戴安娜一样,彼此具有相通的属性。我们看到同样穿着优雅、富有魅力的女性,用精致柔和的英式发音小心翼翼地调侃后殖民。女主持人同样的淡棕色皮肤和淡染的头发,相同的衣着、节目制作、新闻博客和淡入与淡出的音乐,同样客观无偏见的节目给正反双方32秒时间进行辩驳。在这两个电视台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程度的偏见,十分轻微以至于不会明显扰乱客观性的幻觉。半岛电视台是对BBC的模仿,以至中东地区的中产阶级人士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如同BBC和CNN一样传媒开放与自由的世界里。入住相同酒店的同一批全球商旅人士,应该会认为卡塔尔是像伦敦一样的没有偏见的友好的全球资本投资的中转站。同时,半岛电视台独特的视角也获得了中东地区观众的认同感。由此可知,媒介镜像过程也同时包含了全球权力,合法性与身份认同。
　　对此还有更多可说,但我并非最佳人选。关于中国的媒介与公众视点问题各位都比我有发言权。在这些问题上我不具有话语权。我不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我无法分享他们的幻想、乐趣、憎恶、想象与投射,也无法分享他们对权力的追逐。我的理解仅以我的经验为限。我可以思考和书写戴安娜、杰基和美国明星,因为他们伴随我成长,我了解狂热崇拜的含义,尽管我并非其中一员并且对此也持批判态度。西奥多•阿多诺纯粹站在一个流亡者/外来者的立场上来书写对美国传媒的厌恶。从他的立场,他可以捕捉到意识形态问题,但却无从体验。我想说,他的审美感觉是被损害了的。他不知道美国人从媒体获得的乐趣,也不知道他们带给媒体的幻觉与想象。
　　二
　　从20世纪20年代的收音机开始,媒体就成为了美国政治的核心。但更重要的是,自60年代早期,电视机将政治带进了家庭,使候选人与政治辩论得以直接面对公众。理查德•尼克松输掉了1961年与肯尼迪的辩论,据说就是因为他的“五点钟身影”,还有那清晨未刮胡须而显得邋遢的面颊,以及紧张得流汗的面容。这副汗流浃背的影像使成千上万观看电视辩论的观众反感,而肯尼迪所代表的优秀的美国人形象却得到公众的青睐。肯尼迪在美国成为了一位明星。他成为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述的是关于坚强的人成为王者,诡计多端者被历史嘲笑,贫民成为富翁,美国从移民船的掌舵阶层上升为如电影银幕般的巨大形象的故事。杰克•肯尼迪是二战的英雄,是他自己书中的明星,是勇气的化身。而尼克松,这个举止笨拙而又毫无吸引力的男子,又怎么会在电视辩论中取胜呢?表现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美国歌舞片《卡姆洛特》塑造了肯尼迪时期白宫的独特形象。大卫•鲁斌在《刺杀肯尼迪》�③中已写过卡姆洛特文化。杰克•肯尼迪成为一位年轻的总统,而他的青春也随着他的遇刺成为不朽,从而也宣告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依旧年轻,在它面前有无尽的未来,与一片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的土地。
　　将青春、力量以及未来幻想的美国式神话写进电影,使得肯尼迪被定格为偶像,而他的任期则成为一部影片。大多数的历任总统都与公众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距离感与亲密度,正如好莱坞的明星一样。现在,在不同媒介的审美需求之间,总统还承载着电视名人的特质,像脱口秀辩论者一样亲切,又像你在最佳时机遇到的美国当地人一样普通。
　　现在,美国政治的遗产就是媒介的重新登台。即使这意味着理想趋于成熟,但事实上公众对其仍十分矛盾。说实话,公众还是很反感政治商业化,讨厌那层由电视的程式化制作给真实的公开辩论所蒙上的阴影。美国公众处于对政治影视化的渴望与厌恶之间,不断地为之疯狂、着迷、期待,最后却总是失望。而那些候选人,现在成为了虚构的电影明星,却无法兑现美好生活的承诺,给公众一个好莱坞式的圆满结局。而这种好莱坞式的结局却已成为美国公众的无意识,左右着他们对于政治后果的看法。
　　也许我说得过于笼统了。但是为了证明在美国以媒介推动政治的渴望有多么强大,我来举一个例子:2008年9月2日和3日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想让大家回忆萨拉•佩林从舞台左侧门步向演讲坛的那一刻。“阿拉斯加州长,下届的美国副总统”,随着这声宣布,人群开始沸腾。佩林穿着简约款式的淡棕色上衣,黑色裙子和轻便高跟鞋。这身打扮使她在美国国旗的映衬下显得十分矮小。她标志性的栗色刘海分向额头的一侧,用发夹在后面绑成发辫,其余的头发垂落两肩。她举止优雅又平凡,在大家心目中就像一位“足球妈妈”,但同时也是一位美丽的职业女性,也许是个不动产推销员或者一名会计师,还可能是当地的第一美女。随着她的出现,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无疑,大家是得到了“请鼓掌”这样的标语牌的指示,这跟情景喜剧中伴随笑料而即时发出笑声的方式一样。也许有些声效是事先录制好的。但是大部分还是真实的,毕竟这是一场政治集会。
　　“我接受,我接受,我接受,”佩林说到,“我愿意跟这个人一起,为公众服务。他完成过更加艰巨的任务,应对过更加严重的挑战。”�④佩林指的是麦凯恩及其在“河内宾馆”的五年战俘生涯。“就在去年,华盛顿的专家组投票否决了他,因为他回避他对这个他深爱的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她继续说,“他们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一切都失败了,一个声称宁可输掉选举也不愿美国输掉战争的候选人是不可能获胜的。”她立刻就转向了对专家们的抨击,这也是麦凯恩竞选的主题,将他拉向佩林,“我们要远离华盛顿的局内人,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没有伪善的话语,没有腐败,没有游说。他尽可能地将阿拉斯加看作一个家园,灰熊、麋鹿、驼鹿和猎犬的家园。”“一位足球妈妈和一只猎犬的区别在何处?”佩林用她那粘腻的嗓音和做作的笑容提问并回答道,“是口红。”随即观众席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人们高高举起写有“足球妈妈”字样的标语牌。
　　让我们回忆麦凯恩输掉竞选而民主党的奥巴马赢得胜利的那一刻。佩林说,那些预见了民主党的胜利的人都错了,因为麦凯恩独具个性。这场选举是并且应该是关于个人美德的。“他坚毅、果敢并具有十足的勇气,对此投票者们更清楚。”
　　
　　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候选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总统候选人的猎犬,但是这一安排很巧妙。佩林为了麦凯恩而与华盛顿局内人针锋相对,这位总统候选人可以将腐败一扫而光,因为他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情况。任何一个在“河内宾馆”呆过五年的人都会发现清理华盛顿是件容易的事情。佩林滥用了足球妈妈的力量,用其特有的凝聚力发起了一场对抗大政府的运动。她提出家庭作为对抗政府政策的要塞,号召用居民与城镇的价值对抗大政府。她的特殊任务还有为麦凯恩拉拢女性选票。我们女性也是公民,我们在校园运动场上的尖叫与那些在圣胡安山战斗中为退敌而发出的呐喊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当我们为麦凯恩而战时,我们就是战士。这场选举是一次战斗,而我们都是被征募的特殊力量。
　　既然佩林在电视上已两次探讨到这一问题,并且每次都证明了她自己完全无法对政治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甚至有些根本就不能理解,那么她的目标就是把这一严重的缺陷转化成一种美德。正由于她的无知,佩林主要依赖于直觉来展开工作。对于那些小城镇居民,足球妈妈,以及那些只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普通人来说,也无非就是如此。美国的社群交往是经由教堂活动实现的,人们彼此友好互助,互相关爱,在辛苦工作中进行合作。有价值的正是品格,这就是文化,是政治。足球妈妈们了解这点。她拥有一种直觉性的理解力,这种能力来自于家庭,小镇生活,辛苦工作,以及坚毅、勇敢、幽默、进取的品格。正是佩林的这种品格使她得以看出麦凯恩品格中内在的政治意义。当然她会强调自己起初是做市长然后是做州长的工作经验,但重要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恰恰是她的性格品质。
　　品格与家庭:这一点十分关键,起初佩林也介绍过她的家庭,而这正是她的优势所在。她的家庭使得佩林理所当然地成为“家庭价值观”和基督教价值观的传播者。这也使她的州长兼足球妈妈的身份显得顺理成章。并且,这使她获得众多小城镇居民的信任。在这个会议厅里举行的家庭介绍仪式,也通过电视进行播放,这一仪式将这次会议,以及这个电视节目演变成一次小镇/家庭聚会,一次教堂野餐或周年纪念。在这里,朋友和亲人们团聚,结交新认识的友好人士,品尝桃子馅饼,饮接骨木酒,吃烤肉,一直围绕着篝火纵情歌唱,并愉快地拿同性恋与外国人来开玩笑。没错,这就是一幅很平常的民间景象!而且我们好像也在那里,与那些人们亲密无间。我们喜欢这种景象,就像我们一下子就能通过电视机与佩林的侄子握手一样。他即将作为一名士兵被派往伊拉克,并且恰好还是在那个魔咒般的日子――9月11日,好像他要亲自为世贸大厦的倒塌而前去复仇一样。然后,我们这些电视观众见到了佩林的孩子们,身后跟着她忠诚的狗/丈夫陶德。陶德抱着他的小孙子,有时也会将这个婴孩交给小孙女。这位颇有男子汉气概,在油田工作,并擅长驾驶雪橇的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好母亲”。这也让佩林得以成为一名“好父亲”。在这个有着清晰意义限定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佩林足以成为一个领导国家的男人(因为陶德花了些时间来展示自己能照顾孩子,并作好一位温柔的母亲),而最终,她依然是他的时髦女孩。“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足球妈妈,”佩林说道,“我也是家长教师联合会的成员。”这时观众的反应非常热烈。随即她补充说,“我们会成为优秀的人民。”除此之外,最后我们还见到了佩林的父母,他们也是辛苦工作着的再普通不过的人。然后,摄影机绕着观众进行环拍,以确保每个人都被拍摄进去,就连在家看电视的观众也不例外。
　　小城镇及其价值观念,家庭及其道德意识,教堂集会及其政治力量,这些都成为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媒介中,影响着这一政治会议。若要向前追溯美国政治遗产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可以借助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权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当然,这部关于美国公民与政治生活的最优秀的著作,是由一位对美国深具洞察力的天才外国人所作。德•托克维尔经历过出现在法国的激进式的民主,想要了解另一种美国式的民主类型,并且他认为这一形式可能会更好。德•托克维尔的美国之行始于美国历史的早期,因此他也得以观察并记录了这个国家年轻时期的状态。这本书出版于1830年代,那时的美国民主还只存在了不到50年的时间。在书中,这位伟大的外国作者细述了美国民主的实行,美国特性的形成以及美国公务人员的选拔过程中,公民与政治社团的核心联系。“我的观点是,”托克维尔陈述道,“没有什么比美国的知识分子与精神道德的社团组织,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了。” ⑤
　　
　　各种年龄、身份和性情不尽相同的美国人常常聚集在一起,不仅有工商业行业协会的集会,还有成百上千种其他形式的集会。比如:宗教性的,道德性的,严肃的,无意义的,很宽泛的或很专业的,规模大的或规模小的。美国人聚成团体来举行宴请,建立高中,修建酒馆,建造教堂,分发书籍,对持异见者进行传教等等。他们用相同的方式来建立医院、监狱和学校。最后,如果他们在一个伟大榜样的激励之下想要宣扬某一真理或提出某项意见,他们就会组成社团。法国和英国的伟大创举分别是政府和君主,那么在美国,你会发现最具特色的就是社团组织。⑥
　　
　　为什么美国人要成立社团组织?托克维尔认为:迫于孤军奋战的孤独寂寞感,流离失所的后怕,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的弊端,美国人才成立协会组织,但是,一旦活动牵涉到常务委员会属下的政府机构时,往往遇到的是相比之下的无能为力、没有自由的处境。美国人喜欢赞扬他们这种独自站在野外大草原或者荒漠风景中的精神,并且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意味。佩林/麦凯恩外在的力量震惊了华盛顿并把这种精神注入到普通人的价值观中。(既然麦凯恩是尽善尽美的华盛顿内部人,他需要一个佩林获得外部合法化的地位,她成为他穿着紧身裙的“北方的那努克”)。这是好莱坞的真理,赋予美国传奇以意义。正如约翰•福特在《双龙屠虎》的结尾借报纸编辑之口所说的那样当传奇成为事实时,传奇自然会流传。
　　德•托克维尔对美国的个人主义过于乐观。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倾向于成立协会与俱乐部、校友会和各种社会团体,是对个人主义所带来孤独感的治疗,是对一种本质上的无力感的矫正。单独的个人在冲击整个体制的时候最后往往并无大的作为,即使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有相反的倾向。托克维尔深深地被自下而上的美国民主的品质所打动,感动于这些由市民组成的具有政治性的协会的力量,它们能掌控那些在华盛顿政治中举足轻重的民选官员,促使这些官员保持诚信。从市政大厅和教会俱乐部到华盛顿参议院,美国都成为了民主模型的典范。但是这不总是奏效的,甚至连托克维尔也那么说。可以说,如果家庭和城镇联合起来的权利被华盛顿的游说议员团体、利益集团、政治说服者和腐败交易者逐渐消磨掉的话,那么家庭和城镇需要通过虚构的关于授权的神话来重新掌控权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虚构的神话恰是这个共和国的惯例,那就是尽管小城镇是社会使命的核心,反对小城镇的政治说客和大集团利益却总是取得胜利。麦凯恩是政治说客的朋友而不是小镇人的朋友。他很有钱并拥有十几套住宅。他真的需要佩林作为他亲近托克维尔所称许的价值观和小人物的符号。她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曾是阿拉斯加分裂分子,乐于居住在熊和土狼之间,就像居于人类之中一样,她枪法超群,能够赤手空拳地捕捉大马哈鱼。她代表个人自由主义,但是首先她代表她所从属的全球企业文化。此次针对小人物的大会,是一场以整个美国大集团名义而举行的大型媒体活动。但她不能以那样的方式推销自己,因此佩林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她使小人物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合法化,就好像企业文化是一场盛大的教堂餐会。
　　至关重要的是,托克维尔指出公民权利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模糊,这也是我们在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教堂/家庭聚会式的电视转播中所发现的。托克维尔指出代议政治的源头是社团,社团通过教堂、家庭聚会和镇民大会而结合起来。代表制把个人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些个人的社群统一性本身就是一种核心价值。假如他们是忠诚的共和党人,他们不信任大政府:
　　
　　按照(美国)民主观念,政府不是一个庇佑,而是一种必需而邪恶的东西。有些权力必须给予公务员,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们还有什么用呢?但权力的外观对于行政管理而言并不重要,更没有必要因此引发公众的不满。⑦
　　
　　来自于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法国的他,对此非常惊讶。美国各地存在一种高度分散形式的政治文化,而那时州与州之间传播信息非常困难,政府对民众来说非常遥远,家庭和小城镇差不多就是真实生活的全部。人们认为自己主要忠实于家庭与小城镇。早期的美国史是中央政府的意志与各州保持独立、个性与自由的意愿之间一连串的冲突史。而且,标志着美国文化的18世纪对自由的表述,认为自由凌驾于政权之上,只有通过法律来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
　　正是这种强劲的个人主义和小镇地方自治主义的难得的结合确定了早期美国的政治文化,并且通过电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再次展现。佩林是一个来自阿拉斯加的个人主义者,鼓吹地方自治主义。她是一个外来者,认同家庭、城镇、努力工作,“不要为我设置障碍”等价值观。她反对专家、世界公民、精神分析学家,好莱坞的电影导演(梅尔•吉布森除外,因为此人爱基督而厌恶犹太人)。她不信任能讲多种语言或英语讲得太流利的人。她瞧不起那些没有属于自己的枪支并用其猎杀食物的人。除了圣经的或有关母乳喂养的书,她不会阅读任何书籍。她憎恨男性理发师、女权主义诗人、室内油漆工和任何名字中有“特德•肯尼迪”字样的人。
　　三
　　怀念弗兰克•卡普拉!卡普拉自20世纪30年代就是电影制作者,是小人物的捍卫者,华盛顿的外来者,如履薄冰般地试图保障小人物的利益,而巨大的利益被那些西装革履、大腹便便、轻裘肥马的大人物所掌控。我们正与萨拉•佩林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里有卡普拉的《约翰•多伊》,《迪兹先生进城》等影片,加里•库珀瘦长的棒球运动员风度,有代表着个性特立和固执梦想的美国男女演员。电影喜欢表现这些特点,从演员身上捕捉这些表情和姿势。它喜欢赋予弗兰克•卡普拉的笨拙和口吃以意义,在罗伯特•里斯金的剧本和卡普拉的天才导演下,那些外来者身份的符号转变成华盛顿人或纽约人的娴熟、优雅的行为方式。口吃者容易失败和被嘲弄,但也让他凸现出来,因为他具有信心可以以一个外来者的方式变得优秀。在《迪兹先生进城》里,库珀(费罗•迪兹)扮演一个来自佛蒙特州小镇的人,从他花花公子的叔叔那里继承了百万遗产,来到纽约过着叔叔那样的生活。该片制作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库珀决定让主角赠送钱财给那些需要它的人们,让他们去西部拥有土地和工作,从这个视角直接追溯了美国一百年前制定的“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的政策。适逢本次美国经济衰退,该片重述了这个神话。在《约翰•多伊》中加里•库珀扮演约翰•多伊,一个穷困潦倒的棒球投手,和朋友一起开着一辆货车。他被一家报纸“接纳”,这样可以写些关于“平民”的材料。电影的后半部分约翰•多伊利用报纸打破了等级界限,自发地创立了“约翰•多伊俱乐部”,在那里小人物团结在一起争取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他们飞遍了整个美国。这部电影似乎是剧作者从托克维尔那里抄袭来的故事,被好莱坞的某些经纪人妥善收存了起来。
　　电影中约翰•多伊的俱乐部被一个无耻的政治家接管,为他自己和一家大企业而谋利。这样的政治家总是由爱德华•阿诺德扮演,他总是一副肥胖的、恶狠狠地叼着雪茄的形象。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约翰•多伊认为自己受辱,很绝望。我们发现他在帝国大厦楼顶即将纵身跃下。最后,小人物救了他,不用提,那个女孩由演技派简•阿瑟扮演,她在这部以及其他影片中始终都是挽救者的角色,挽救这些有着魁梧身材和更强大精神的小城镇人物于命悬一线之间。约翰•多伊俱乐部最终存活了下来,因为人们希望它活着。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也是这样的。杰弗逊•史密斯是来自爱达荷州的年轻参议员,由他的政治盟友兼上司、资深参议员泰勒提名。杰弗逊由一贯扮演腐败分子的克劳德•雷恩饰演,泰勒由总是肥胖的、叼着雪茄烟的爱德华•阿诺德饰演。杰弗逊的父亲曾经是个高贵的参议员,一个著名的失败者。在堕入被影片称为“成人世界”的腐败之前,他曾受到资深参议员的尊敬。杰弗逊的世界是一个男孩的世界,他是高尚的外来者,穿着短裤、操着滑稽的口音,不修边幅,通过阅读纪念碑上的葛底斯堡演说与林肯交流,个头比其他人高。在好莱坞电影中,个头高是一种象征性符码,意味着此人在道德品质上也高于其他人。影片使演员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的个头要高,这是一种美化过的生活,杰弗逊,其扮演者詹姆斯•斯图尔特,从未有过如此高大的个头。
　　杰弗逊揭露的阴谋开始于他为男孩们在柳溪大坝策划的一个露营,在那里孩子们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美景和作为美国基本道德观的公平公正。但是那位资深参议员及其利益伙伴要把水坝的资金转移到他们自己谋私利的项目中,杰弗逊拒绝对此保持沉默,并在参议院公开反对这个令人感到羞耻的腐败项目。在一次他不得不保持沉默的参议院调查之后,我们发现他背着行囊来到林肯纪念碑前,这个迷茫的男人准备返回假想。他忍不住哭泣起来。在那一刻桑德斯(简•阿瑟)出现了,这位善良的女士是华盛顿人,她曾经嘲笑过他,现在却想帮助他。显而易见,她已经爱上了他。她使他恢复斗争的信心,为了他们的营地,以林肯和所有好男孩的名义而斗争。摄影机使我们近观了雕刻在纪念碑上的林肯盖茨堡演说的原稿,上面写道:“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影片中的内战将围绕着体面的参议院和美国的年轻人展开。对华盛顿而言,林肯是同样普通的,同样是外来者,在伊利诺斯州寒碜的家里借着烛光阅读,所以这个神话能够继续。杰弗逊是他的后来者。
　　在一个激动人心的重要时刻,杰弗逊拒绝放弃发言而是站着演说数小时以便使他所讲的内容能够绕开腐败参议员的阻挠,“传到全州民众的耳中”。但是泰勒这个腐败的政客控制着该州的媒体,杰弗逊的消息没有抵达民众耳中。而且许多被泰勒操纵的人(可能是金钱收买)举行了反对杰弗逊的示威游行。女孩桑德斯试图通过组织州里善良的男孩行动起来,使杰弗逊所讲的内容传达到民众耳中,但是他们遭到了泰勒的暴徒们的殴打。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他们通过自私自利的强大的利益团体,操纵群众投入欺骗性的宣传和暴力。电影中有一个使人不寒而栗的时刻,展示了公众被操纵和堕落的影像。最终50000份来自该州民众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入参议院,全都是谴责杰弗逊的。桑德斯以为杰弗逊在绝望中放弃了,但此时他已经成熟并进入了成人的世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由泰勒的政治机器造成的。杰弗逊从这些信件的打击中艰难起身,尽管精疲力竭,却高高站起直面雷恩,他说,你曾拥护过我父亲的信念,你曾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后杰弗逊一头倒下。雷恩因其乱糟糟的生活和丧失理想而充满了愧疚,他冲出房间并试图开枪自杀。后来他回到参议院忏悔。杰弗逊终于获胜。“他赢了!”女孩在参议院欢呼。他们将喜结连理。
　　杰弗逊•史密斯是以爱达荷州普通人的名义到来并清扫污秽的外来者。他和佩林一样。所以无论如何共和党全国大会可能希望我们相信它。我不赞同将卡普拉的史密斯先生和佩林的做秀进行有意的一一对应,尽管这种联系可能存在。我坚持认为,这只不过是好莱坞神话,无非是通过重新凝聚深受欢迎的政治遗产(林肯)的影像,旨在激活共和党竞选的电视支持者。影视在这些神话的创造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普拉严重地背离了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条款,因为他对美国民众很没信心。《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恰恰揭示出群众是多么的反复无常和变幻不定。民众及其社团(如约翰•多伊俱乐部)在卡普拉的电影中是很容易成为贪婪的利益集团所捕获和操纵的猎物。卡普拉的电影制作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当时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有所抬头,公众对外来移民、共产主义的煽动者、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及他们不喜欢的人怀有敌意,这种情绪在蔓延。群众可以杀人,在杰弗逊的案例中几乎都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被大的利益集团所操纵,更不用说天然的暴力倾向(这已超出了电影的范围)。影片中有种观点认为,民众的堕落性已经接近临界点。这部影片中,年轻人最终胜出,这是杰弗逊的纯朴和其外来者的身份的胜利,不仅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同时是民主的胜利。
　　尽管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操纵公众,但是共和党全国大会怎么会承认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是被说服和操纵的呢?麦凯恩是集团的首脑,在欢呼声中检阅他的支持者,他在心中对自己说:是的,我能行,尽管公众以为他是在为民众谋福利,但是实际上他的政治主张都是围绕其个人私利和集团成员。美国人喜欢这样,漂亮的芭比娃娃嫁了个百万富翁,然后在高档客厅里宣扬小人物的价值观。这是为其集团私利戴上了完美的假面具。只有在美国,有关集团和投资银行的电视广告,才会使你感到,似乎老板和金融顾问是你家庭生活中的一员,仿佛他们已经和你在一起共同生活了数十年,并把你的利益时刻挂在心上。
　　四
　　现在,看电视犹如家庭聚会或教会晚餐一样,成为美国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初电视是家用的,其审美作用与每日新闻、脱口秀、日常生活的系列电视节目等并无二致。林恩•斯皮格尔写过这样一本书――《为电视留出空间:电视和战后美国的家庭理想》。⑧我的童年生活情景是这样的:喝着牛奶,吃着饼干,看着一系列喜剧,滑稽的家庭主妇抽着鼻子做着晚餐,电视剧中演的是德国战俘集中营的故事,还有会说话的马(但爱德先生从不开口,除非他有话要说),被抛弃在沙漠中的人在争论谁有权使用露天浴室。电视在美国无处不在,在电视机前吃饭已经成为每一个美国家庭固定化的程式。共和党全国大会在国内选举中的这种想象和操纵机制,实际上如魔法般地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之中,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如此。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佩林成为福克斯电视台脱口秀节目的评论人,她因每天嘲弄辱骂“自由”而为大家所熟知。她是“美国偶像”参赛者并最终胜出。这次会议也是佩林事业生涯的顶峰,她从当年的普通女大学生成为未来的美国副总统,犹如一名歌手在比赛中从半决赛打入了决赛。
　　由于这些佩林的影像,观众们相信自己是她的好友和亲密伙伴。她进入白宫的优势在于电视选秀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外形不够完美的普通民众,从俄亥俄州或者阿拉斯加来到“美化生活”节目,在牙医、美容术、饮食顾问的帮助下,被打造得如同名流般光鲜亮丽,然后他们激动地回到朋友、爱人、家人之中(亲友们惊呼:真的是你吗?你此刻实在太美了,张开翅膀的幸运之神仿佛在向你微笑)。有一天我们和佩林一起开始她的白宫旅程,这是电视直播节目,就在我们的客厅里。自从会议在我们家里举行,我们就有机会和她在一起了,我们和她有如同家人般的感觉。在“美化生活”节目中,佩林通过电视机进入我们的家庭空间,以犹如家庭聚会般的方式,使我们心醉神迷。共和党大会似乎就在我们家里举行,佩林仿佛就在我们的客厅里。因此,在某些犹如魔法般的思维方式作用下,我们的民选官员代表着我们,他们通过电视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幻想他们与我们血肉相连,犹如我们的兄弟姐妹。代议制民主和名流候选人通过电视达成亲密关系。我国电视及其审美特质可能是造成这种想象机制的原因。
　　令人欣慰的是,佩林最终未能通过“美国偶像”这个节目走进白宫。美国人最终是基于理性的逻辑和紧迫的政治问题而投票选出他们的政治代表(如奥巴马)。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对于自身和他国而言,其轮廓远不够清晰。
　　中美之间有着诸多深刻的不同,但是两国的影像中存在着相同的传媒密度,将观众的幻想性因素投射到传媒之中。中国传媒已经进入全球化进程并日益深化。我希望我所讲述的美国传媒的状况,能为我的中国同事探索中国传媒的审美和政治提供参考和借鉴。(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BBC世界新闻,1997年9月6日,戴安娜王妃葬礼全程现场直播。
　　 ② 赫威茨《作为偶像的明星》,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大卫.鲁宾《刺杀肯尼迪:肯尼迪国际机场及图像文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全部引自2008年9月萨拉•佩林接受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演讲。召开于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的共和党大会。来源:http://portal.省略.
　　 ⑤ 阿勒克西•德•托克维尔著,贝文•杰拉尔德译《民主在美国,及其它两篇关于美国的论文》,企鹅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页。
　　 ⑥ 同⑤,第596页。
　　 ⑦ 同⑤,第237页。
　　 ⑧ 林恩•斯皮各《为电视让路:战后美国的电视与家庭观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The Density of the Media Image:De Tocqueville on the Bridge to Nowhere
　　Daniel Herwitz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Michigan, America MI 48104-1608)
　　Abstract:There is a distinctive way in which persons constantly in the media eye become occasions for projection. The public grafts all manner of aesthetic features onto its celebrities, stars, media personae, giving them visual and narrative density through vision, imagination, and associative thinking. The public"s projective stance is partly caused by media programming (subliminal, sometimes manipulative). The media has been central to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radio in the 1920s. American political heritage is now the stuff of media restaging. There is a vast political heritage of small towns and their values, families and their virtues, church gathering and their political powers, which is being subconsciously accessed in this media set up that is this political convention. To get just how far back the resonance goes in the heritage of America one can do well to turn to the writing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to his magisterial book Democracy in America. Television is now as much a part of American homes as the family gathering or church dinner. Happily Sara Palin didn"t make it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American Idol program to the White House. People in America do also vote for their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Obama for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genuine reasons and pressing political issues. But that is only half the story, which is why America is so illegible to itself and others. Reproducing or postponing politics through the force of the density of the media image is also one way to form global media variety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 and regions. Through this article, I want to invite humanist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o think about the problem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nsity of media image, its spanning over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flow of the media morphology (television, film, celebrity culture, and the internet). China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place from America, but one equally dense in media driven images and audience fantasies brought to the media. The Chinese media is already globalized and this will only deepen over time. The status quo of American media could certainly provide reference to Chinese humanists to think about 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their media.
　　Key Words:Mass Media, Media, Image, Aesthetic Features, Social 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