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性同意年龄是懒人思维

时间：2020-07-07 03:45:4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周赟

我认为，提高性同意年龄，是典型的以保护为名剥夺或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说，只要没有充分、扎实的实证数据以及科学研究可以表明，14～18周岁的女性不应该、不能够享有性自由的权利，那么，任何宣称将性同意年龄提高以保护女性的做法，都是典型的“慷他人之慨”，其逻辑实质上与如下做法并无不同：仅仅因为我担心你的能力和心智可能—请注意，仅仅是“可能”不够应付现实生活中的风险，所以，为了保护你，决定把你关进监狱。

我预见到可能会有人误以为我反对给予14～18周岁女性以特别的保护，所以，此处必须立即提及另一方面的反对理由：为了更好地保护14～18周岁女性，其实更应该做的是其他工作，而非动辄诉诸刑法。譬如，完善我们的性教育工作—事实上，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先生在内的很多呼吁提高性同意年龄的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当下中国的未成年人性权益保护之所以问题较多，首要原因就在于“未成年人性教育缺失（或不健全）”；
又如，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社会化机制，尤其是其中的“吹哨人”制度，也就是说，对18周岁以下公民的伤害，任何人都有权利并有义务举报；
再如，完善并严格落实诸如学校、医院、救济、监护等领域的监督制度，让其中处于相对强势的一方，没有机会或少有机会侵犯女性权益；
等等。

关于刑法，卢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刑法是关于法律的法律”。这话的意思是，只有当其他法律机制没有办法应对、处理一件事儿时，刑法才应该介入。这话的另一面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未成年女性权益保护的其他方面做好，或许根本就没刑法什么事儿了。有人可能会说，当下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其他领域很难短时间做好，所以，才诉诸刑法的改革。我只能说，这个思路很奇怪：连基本功都做不好，诉诸最严厉的刑法，真的好吗？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懒人思维。这就正如你希望你家小朋友好好学习，但你却连基本的教材都不给他买，也不允许他上学校，还不告诉他如何学习的基本方法……就直接设定他成绩不好时的种种严厉处罚措施。你倒是省事儿了，但你觉得他的学习会好吗？

关于刑法，卢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刑法是关于法律的法律”。这话的意思是，只有当其他法律机制没有办法应对、处理一件事儿时，刑法才应该介入。

再一方面，从制度哲学角度看，任何制度的变迁，都会带来很多后续的成本，因此，除非我们可以证明，改变一个制度可以比保持原样带来明显更高的收益，否则，就不宜轻易改革，哪怕这个制度可能受到了很多且很激烈、很有道理的批评。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我们知道，几乎每次枪击事件后，都会在全美引发一波对现行枪支管理制度的谴责，其中，有很多是非常有道理的。但为何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却一直没改？当然有很多原因，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美国社会并不确信，改成怎样的枪支管理制度，才会真的比现在的效果更好。

回到提高性同意年龄问题：我们能够证明改变它会带来明显比现在更好的效果吗？我很怀疑，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相关严肃的研究结论。相反，我倒是可以很容易地列举一系列负面后果。举个例子，如果真把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6周岁（这是很多提高论者能接受的数字），那么，除非我们可以证明，性是人类事务中最复杂的问题，以至于一个人在其他领域14周岁（现在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就可以至少部分地做主，但就是在性领域需16周岁才可以。我們能证明吗？估计很难。如果不能证明，那么，将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6周岁，是否意味着必须同时将所有公民的刑事责任能力也要相应提高到16周岁？试问，相关后果，我们决定好了承受吗？又或者，我们能承受得起吗？

所以，我的结论是：首先，当然应给予未成年女性的性问题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准确讲，应当是给予所有未成年人更多的相应保护，因为显然，男孩的性权利也同样重要；
其次，我不认为应从刑法角度来体现这种关注和保护—我一直认为，动辄诉诸刑法手段，既是懒人思维作怪，也注定效果不会好。

换言之，我认为，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性权利，提高性同意年龄既不是唯一途径，甚至也不是什么好途径。因此，我反对提高性同意年龄—我尤其反对，在没有作出充分的科学论证之前，仓促这样做。

提高性同意年龄是懒人思维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