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邓稚援为梅兰芳首次访港演出写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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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善熙
1922年10月15日（农历壬戌年八月廿五日）至11月22日，梅兰芳先生应香港太平戏院邀请，首次率领独自组建的承华社剧团140余人赴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出。梅兰芳在香港的演出轰动一时，前往太平戏院的观众无数，这件事也成为当时香港各大报章报道的热点。当时香港的著名华文报纸，如《华字报》、《大光报》、《循环日报》等都用了较大篇幅报道。
其中，香港的《华字报》还登了一则骈文启事，为梅兰芳的访问演出征诗，要求是词句整齐对偶的文体。那次赠诗给梅兰芳的，有三四十人之多。晃岩先生的七律四章和黄昆仑先生观《上元夫人》剧的七古一章获选。
我的祖父邓稚援观看了《黛玉葬花》后，作了七古一章。最近我在整理先祖遗物时，偶然发现这首诗的手稿，全诗如下：
香江剧场观梅郎《黛玉葬花》一出，歌此，并以赠行。
梅剧盛称《葬花》，初演，余未及观，比再演，临场则风光细腻，梅郎神味醉人，幽怨闲情，的称酷肖。至其所度诸曲，皆一字一转，千回百折，余音摩荡，使人之意也消，技至此，观止矣。因为长歌行，以记其实。大雅君子，不余訾乎。
梅郎仙骨非凡胎，工书善画何多材。
前身合住潇湘馆，排云时下金银台。
南来此次七千里，万人空巷叹观止。
昨宵色相现葬花，玲珑池院春风起。
春风愁煞女儿家，春恨年年泣落花。
落花无言人自言，要将花葬替花冤。
此时翠袖春寒薄，徙倚烟中笼芍药。
亭亭玉立带轻拈，沥沥珠穿歌乍作。
侍儿解意送鸦锄，竹帚花囊检拾徐。
迟回步步可怜色，腰肢袅娜娇无力。
一锄一扫一回歌，忽俯忽仰忽侧。
落红不尽怨东风，蓦然公子来何从。
飘零花事不堪语，转索新书小延。
一时欢喜一时嗔，独坐无端又酸楚。
美人易学此情难，吹皱一池何相干。
揣摩熨贴乃独到，苦功想见九转丹。
不然东施试效颦，捧心蹙谁云真。
不然黛玉从何显，红楼梦读试掩卷。
必如梅郎始足称，不如梅郎慎莫演。
声音笑貌人皆知，幽情画意说与谁。
文章妙在无言处，梅郎神妙妙能痴。
情到能痴痴非情，惟痴而情愈莫名。
试观古来用情者，不痴则伪何能诚。
吁嗟乎，
丈夫郁郁不得志，天涯芳草情何寄。
不如粉墨且登场，现身说法声琅琅。
且如梅郎播芬香，西欧东亚极扶桑。
美育笙簧流四方，感人心脾情信芳。
梅郎梅郎归莫遽，庾岭梅花十月著。
一枝待借压行装，媵以新诗或其庶。
祖父在诗前小序补记：“（壬戌作）此诗先由《循环报》刊出，翌日，黄君冷观又以之刊入《大光报》”。
《黛玉葬花》是梅兰芳先生的经典剧目之一，据查，此剧是在香港演出中间的11月1日献演的。祖父大概和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从来没有见过京剧演出，慕名而来，深受感动。于是观后即写下长诗，赞口不绝。诗的开头三句介绍事件由来和欢迎之意。然后长篇描写梅兰芳先生表演的精彩。结尾是感叹和送行。诗中所写“亭亭玉立带轻拈，沥沥珠穿歌乍作。侍儿解意送鸦锄，竹帚花囊检拾徐。迟回步步可怜色，腰肢袅娜娇无力。一锄一扫一回歌，忽俯忽仰忽侧。”栩栩如生，不禁使人联想起白居易《长恨歌》中写杨贵妃的“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梅兰芳先生的舞姿令人难忘。
《大光报》曾从声调、容貌和表演三个方面对梅兰芳的艺术进行过总体评价，代表当时香港观众的意见。文章说：“其声、色、艺之佳可称三绝。以色论，可称天仙化人。以声论，则婉转滑烈，近于流莺，吐音之际，一字百折，有如柔丝一缕，摇漾晴空，且忽然扬之使高，则其高可上九天，忽然抑之使低，则其低可达重泉，上如抗，下如堕，可谓极其能事。及曲终之际，则余韵悠然，古所谓‘余音绕梁三日者，斯为得之。以艺论，则喜怒哀乐处处传神，能令观者忽然而喜，忽而悠怵以思，忽而穆然以会于剧场之上，如亲见古人，出其性情而与之相接；
至于舞蹈之际，则端庄婀娜兼而有之，容貌之间，则幽娴贞静之气达于面目。”
此诗开头及诗中均用到“梅郎”一词，虽然或多或少反映那个时代社会对“比女人还像女人”的艺人的偏见，但决不是作者对艺人的亵渎。
祖父在补记中提到“此诗先由《循环报》刊出，翌日，黄君冷观又以之刊入《大光报》”。《循环日报》是香港第一份华人资本、华人主理的报纸，于1874年2月4日由王韬在香港创办，由中华印务总局印刷出版。《大光报》是香港基督徒办的报纸。1912年孙中山经过香港，请基督徒尹文佳、伍汉墀、关心焉、张祝龄等人筹办报纸，并定名为《大光报》，由洪厚聪任总编辑。尹文佳则为该报的负责人。黄冷观（即黄昆仑，黄苗子的父亲，梁爱诗的外公）是广东中山人，与孙中山一起参加革命，后被清政府捉住，本来要杀头，因为太公是著名秀才，外号菊花诗人，康有为因此力保黄冷观，说：“大德之人，不可使其无后。”因此被释放，去了香港，并办了报纸《大光报》。当时先祖邓稚援在《华字报》任职，与黄冷观同为香港著名报人，有很深的交情。为此，该诗即被《大光报》转载。
祖父邓稚援（1866—1946），讳杰辰，又名荣光，字呈祥，号梓垣（子援、稚援、垣）。原籍广东省南海县上柏乡邓边村。在广州师从方默谷、吴道等人。前清科举时代时，中过秀才。常常替人作“枪手”（即代人考试），得些酬金维持生活。清光绪二十九年获南海县考第十六名。光绪丙午考入广东法政学堂。历任广州和香港三十余家报纸编辑，兼撰写社论、小说和小品，例如给《华字报》隔日写一篇社论等，一直干了三十余年。他虽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但在报纸上从来不肯偏私，是当时比较能主持正义的报人。他常常大胆批评国内政治，引起一些军阀政客的仇视。他曾接到过一些恐吓信，说要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有一次信内还附有一粒子弹。为避免麻烦，所写社论的笔名，几天一换。所以至今我无法找到一篇他写的报刊文章原文。他曾替新加坡《求是周报》写过两年多的社论和小说，颇受欢迎。他说过，该报是致公党办的，领导人赵昱曾几次邀请他加入致公党，但他没答应。他自鸣清高，说“君子不党”。他还兼任过广州南武学堂、香港圣保罗女书院、香港新闻学社等的教员。著有《新闻史甲编中国之部》、《法学通论》，另著《天牧草堂》（未刊）等。
祖父一生清贫，卖文为生。例如，在香港庇理罗士女校讲课月薪只得50元，替《华字报》隔日写一篇社论的月薪只得30元。与此相比，我父亲在香港高中毕业后，1929年考取上海的一个中专“国立税务专门学校”，去读书的旅费学费都是借的。但入校后第二年实习服装费，由学校一次就发给500元。可见祖父在香港卖文为生的艰辛。为了帮补家用，祖父还兼给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其中一位富商是香港南北行的陈殿臣先生。
在香港所谓“南北行”，即贸易贯通南方与北方的商行。南方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北方指汕头、厦门、福州，乃至上海、天津、烟台等。南北行从南方运来树胶、木材、藤、白米、椰油、皮革，从北方运来药材、京果、生油、豆类、土产等。自1841年香港开埠辟为自由港，在随后整整100年时间里，香港赖以生存的始终是中转贸易。1868年由南北行的“元发行”东家高满华、“乾泰隆行”东家陈焕荣等牵头发起成立的“南北行公所”，是代表整个香港贸易的一个中心，对香港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南北行公所”的全盛时期，它属下数以百计的商行，曾向港英政府交纳了数目可观的税款，它们的贸易额占整个香港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陈殿臣就是南北行的“裕德盛行”老板兼高家“元发行”经理。陈殿臣（1874—1939年）字汝南，澄海县人。参加光绪癸卯（1903年）顺天恩科乡试，在河南开封得中第144名举人。回香港，随父陈春泉经商，在“元发行”任事，后来自创“裕德盛行”，经营米业和出入口贸易，经营规模宏大，生意兴隆，为南北行街著名商行。他接任“元发行”经理之后，连任三届香港潮州商会会长，又被公推为东华医院总理、保良局总理和太平绅士，在香港南北行和社会上声誉卓著。民国八年（1919年）日本学者田原天南编撰的《中国官绅名人录》中称陈殿臣为：“中国名绅，香港巨商”。
陈殿臣有四子二女。因自己忙于经商和社交事务，无暇顾及子女教育，于是请了我祖父做“家教”。并请其为之代笔，写些诗词赠送好友或祝寿。例如其中一篇：
《循环日报》五十四周纪念（代陈殿臣）
耆硕当时鲁殿尊，论交先世有渊源。
艰难阅历星霜感，干镆文章雨露恩。
事实两朝成信史，国维一发系微言。
瓣香革命推前辈，落落天南楮墨存。
祖父既做“家教”，又做代笔，与陈殿臣成为至交。陈殿臣把爱女陈素娥许配给邓稚援七子邓权生——这便是我的父母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香港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城市，办报纸的人经济拮据，地位低下。我祖父便是如此。正如上面赠梅兰芳先生的长诗最后一段，感叹道：“吁嗟乎，丈夫郁郁不得志，天涯芳草情何寄。不如粉墨且登场，现身说法声琅琅。”
先祖写下长篇七言律诗，盛赞梅兰芳先生的表演艺术。但毕竟地域文化差异，喜欢粤剧的广东人，不一定能真正欣赏和领会国粹京剧的精华。
十多年前，1996年12月，我在香港探亲。某日，陪同堂姐邓淑宝游览尖沙咀文化广场。正好遇到CCTV在那里拍摄迎接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型纪录片《同一个梦想》。看到梅葆玖先生在彩排，我便对堂姐说：“这是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堂姐十分高兴。待梅葆玖先生彩排完下来坐在后面休息时，她跑过去跟梅葆玖先生握手，说：“很高兴见到你，我是从夏威夷来的。我看过你妈妈演的《霸王别姬》，演的真好。”我听了大吃一惊，堂姐虽然算是个文艺界人士（旅美华裔画家，师从高剑父，曾在夏威夷大学教授中国水墨画），竟然把梅兰芳先生当成女性的“妈妈”！但我又不好意思当面指正。转头看着梅葆玖先生，只见他毫不在意，友善地跟我堂姐握手，谈笑风生地说起自己1989年2月，为庆祝华人来檀香山200周年纪念，应邀到檀香山演出的印象。分别后，我赶紧给堂姐说明，梅兰芳是梅葆玖的爸爸，不是妈妈！这又说明很多人对京剧“慕名而来”，但确是“外行看热闹”。由此看来，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尽管在内地取得上亿的票房佳绩，但拿到香港放映，只得一百来万的收入，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责任编辑：王文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