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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破禁锢天地宽

    时间:2020-11-09 12:01: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周长年

    当了三十多年记者,写过的报道很多,大多数已经被自己遗忘了。然而总有那么一些报道难以忘怀。这倒并非它们有什么独到的好处,而是它们在特殊的时间里,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就有过两次这样的报道。

    我当新华社记者,搞得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报道,其中包括考古发掘成就的报道。1971年5月的一天,我偶而得知,在郭沫若同志执著的努力下,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个考古发掘成就的内部展览。于是我就前去采访。展厅里的文物,件件光彩夺目,极为珍贵,使我为之倾倒。1968年河北省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等重大珍品,就在其中。

    当时,“文革”正热火朝天,出土文物一律被视为“四旧”。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出土文物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证”,把宣传报道考古发掘工作说成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唱赞歌”。而我不这么认为,视出土文物为中国古代文明之瑰宝、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教育后人、艺术享受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对那个内部展览,我只能无奈地作“写个‘内参”的打算。

    我边看,边欣赏,边写,很快就写成了一篇“我国近年来出土大量珍贵历史文物”的“内参”稿。刚要离开展厅时,在场的一位国家文物局的专家拉住我说:“郭沫若同志高度评价这些文物。他希望能作一次公开报道。”

    那位专家的话,使我毫不犹豫地改变了主意。我和他一起坐在展厅门外的石阶上,以双腿为桌子,不一会就把那篇“内参”改成了公开报道。接着就把稿子送给了郭沫若同志。

    郭老见稿后十分高兴,亲自作了许多修改和添加,并很快把稿子退回了我。

    我拿着稿子回到新华社。一位负责发稿的同志似开玩笑地说:“这是‘四旧,谁敢报道啊。”我再三申述理由,坚持要发。发稿人一再说,“好发不好发,没把握”,坚持不发。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只能达成协议:“送审”。

    稿子层层上报,最后送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让我惊喜不已的是,周总理第二天就批准并退回了我写的报道。

    1971年7月23日,新华社播发了这篇稿子,题为《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土大批珍贵历史文物》,2500多字,并配了一组十几张相关的照片。

    7月24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大报纸几乎都以整版篇幅刊用了这篇报道和大量图片。那时,报纸版面上充满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火药味,突然冒出的那一大版文物报道,使人们多少有点惊喜。

    这篇报道有其重要的新闻价值,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它突破了当时对考古发掘报道的思想禁锢,不仅在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而且在世界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包括“文革”中1972年后的几年,考古发掘的报道就逐渐多了起来。

    另外一次难忘的报道,是1977年2月关于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重大成果的报道。

    那年一月初,我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期简报上,得知杨乐、张广厚二人研究函数理论获得了有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后来,中国科学院又在一次大会上表扬了杨、张的工作。我决定报道他俩的工作及研究成果。

    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文革”才结束,像记者写了报道只署“本报记者”、“本台记者”、“本刊记者”、“新华社记者”而不署记者个人名字一样,科技成果的报道,大都也不写成果创造者的姓名,而只笼统地写成某研究所、某研究院的“科研人员”。

    杨乐、张广厚的“函数值理论”研究,专业性、学术性极强,充满了“亏值”、“奇异方向”等冷僻的专业名词。为在报道中把他们的工作和成果写清楚,写得通俗易懂,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艰难地完成了写稿任务。然而更让我犯难的是:成果创造者写谁?是写“数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研究函数理论获重大成果”,还是写“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重大成果”呢?我写了改,改了又写,反复了多次。最后,我还是把成果创造者写成了杨乐、张广厚两人。

    稿子送数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审阅,时隔一个月,仍音讯全无。经催问,才知“卡壳”的主要原因是上面不同意把成果创造者写成杨、张个人。

    “简报上,科学院的大会上,都点明杨乐、张广厚是成果创造者,为什么报道就不能这么写呢?”

    “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杨、张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他们一堆资料、一支笔、一张纸独立创造出来的,应该记在他们个人的名下。”

    “数学研究所有好几百人,不可能所有科研人员都搞这项研究,说‘数学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函数理论获重大成果,不符合事实。”

    经多次申述理由,一再交涉,审稿关终于通过了。2月25日,新华社以《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为题,播发了我写的报道。次日,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广泛采用,在国内外数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像前面的两次考古发掘报道一样,杨、张研究成果的报道,不仅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更有意义的是,它冲击了当时科技报道不写成果创造者个人姓名的“常规”,在推动科技报道如实确认研究成果的归属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为科技报道开拓了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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