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编年：郭熙志的平民挽歌

邓郁　胡佳璐

导演郭熙志。图/吴芳

停渡

1998年，140年没有停船的安徽大通“清字巷”渡口停渡了。

运转了数年的集体企业铜陵县轮船公司推行股份制改革，不满的下岗工人砸坏了渡船玻璃，到经理办公室闹事。“我们连粥都喝不上，揭不开锅了。”

在上海读研的文学青年郭熙志听到消息，返回故乡安徽大通，发觉乡邻和周遭变得陌生而激烈。他敏锐地以个人身份拍摄下纪录片《渡口》。

对故乡的陌生感还来自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热和欲。旧时的工厂改装成卡拉OK，合作社变成私人酒店，凡娱乐场所，名必“维也纳”“莱茵河”“左岸”……“好像在薄暮之时每个人都变得焦躁了，浑身想使劲儿却没有地方宣泄。”

不是人人都愿意面对镜头。脾气冲的下岗职工吴八音常撇嘴，“有什么好拍的？等我上岗你再拍。”

卖大米、卖煤球、摘野菜，吴八音和丈夫周朝阳都试过。几个月下来，周朝阳瘦得“像具骷髅”。穷怕了，他心一横，找条小“划子”，和老婆一起跑起了摆渡。野船，只能夜里摸黑。一次一个船客收5块，眼看日子就要亮堂了。

1999年10月17日，两人从船上跌落水中，人没了。

“早晨，下着毛毛雨，那个船在中间转，周朝阳二哥跑去看，没有人了，一下就凉了，就知道出事了。”郭熙志回忆。

唯一的儿子周鑫年纪尚幼，被一圈大人围着，不知所措。长大后，他才渐渐悟到父母的“死因”。

“因为他生的是我，是个儿子。爸爸估计有压力。”周朝阳夫妇逝去后，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件破棉袄，从里头摸出来一万多块钱。“头一年（1998年）发大水，我们五十多天没吃过肉，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我感觉他们，真的是为了钱把自己给丢到水里去。”受访时，周鑫的语气沉沉的。

二十多年前，地方政府提出“要用土改的方式来推进股份制改制”。郭熙志说，“到后面几年，才给下岗职工每月发放一百多块的补贴，但也不够糊口。”如果当时有略为缓和的方式进行改制，如果能鼓励不同的船只合理竞争，如果周朝阳他们小心一点，悲剧是否不会发生？一切无法重来。工人讨要说法也好，期待吃大锅饭也罢，都阻挡不了改制的洪流。

《渡口》播出后，获中国纪录片短片竞赛金奖并入围香港国际电影节。拍摄并未就此中止。郭熙志预感到时代的剧变，把视角锁定在他所熟悉的周家、贺家和陶家这三个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拍摄。

厚道本分、忠诚于党的老船队队长陶礼贵和老伴思忖再三，决定到县城里开小餐馆，破釜沉舟。一个天蒙蒙亮的清晨，他们拉着家里几套桌椅，匆匆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和悦洲。

开店之初，吃白食的、地痞骚扰不断，税也高，经营不易。几年后，路边的小馆子变成了“大通土菜馆”，大儿子陶程学到了母亲的独门手艺，当起了大厨加老板。再往后，土菜馆又转成了大厅摆着皮沙发、有两层楼的大酒楼。“河豚、螃蟹、老鳖、带鱼、刀鱼，来吃的不少。钱来得很快。”

陶礼贵四十多岁创业就开始给两个孩子铺路。但事不遂人愿。陶程生活不顺意，寄情赌博，赔了大半身家。老二陶军在和初恋分开后，心灰意冷，四处浪迹。

去年，身患癌症郁郁寡欢的陶礼贵在病榻感叹：“人生就是这样，跟过去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不能踩虚一脚，踩虚一脚就要跌倒。”

“失败的英雄”

拿到渡船承包权的水手贺国平也曾以为自己踩上了坦途。

然而碰上1998年大水后的凋敝，加上移民建镇，和悦洲上原住民所剩不多，渡船客流量直线下降。一年到期，贺国平不光交不出承包费，还成了被告。官司不解决，门都不敢出。

妻子徐金兰跑起了货车和出租。贺国平一边在家照顾长年患病的岳父，一边承担全家的伙食。

从那时起，郭熙志拍摄贺家的空间就集中在了那间局促的厨房。大夏天，光着膀子的贺国平聚精会神地用菜锅烙一张饼，饼摊开变薄，他再举起锅，聚精会神地凝视。郭熙志眼中的老贺，对做饭似有一种工匠式的痴迷。毋宁说，贺是把自己内在的所有能量寄托、转化在了这枚铁锅上。

炊烟熏黑了老屋的墙垣，也带走了贺国平的元气。

郭熙志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多年前的冬天，贺国平只穿着一条“非常性感”的红裤衩，从老街上穿過。“下雪天里，他就直接站在渡船的顶层，变成一颗遥远的红点，在空中以抛物线坠落，缓慢地落进江水里。”

做家事的间隙，贺国平戴着眼镜看书，随口便说上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他爱议论时事，总能从真实的感觉里，提炼出自己的思想。郭熙志对他由衷佩服。

岳父尿裤子后，贺国平默默地拖地，给岳父抹背抹身，淋出来的水油乎乎的，他从无怨言。这份孝心和忠义成就了他在四邻的美名，也彻底捆住了他。“80年代他也曾拼命读书，也曾想随南下大军打工，但这个格局已经注定了。到四十多岁后，还能打什么工呢？更不用说有家里这摊……”郭熙志感叹。

从怕见人到终于迈出家门，贺国平似乎说服自己接受了命运。但偶尔看到有人穿着西装走着领导步，步步生风，他会盯着对方背影许久，深深叹口气。

儿子贺奂不爱读书，成日嬉笑打闹，流连网吧，没个正形。郭熙志建议他学画画，走艺考之路。学了一段，到底作罢。在徐金兰的万分不舍中，贺奂去参了军。用贺国平的话讲，“总要出去闯一闯，这年头再学坏还能坏成什么样？”

问到贺奂对父亲的记忆，除了给他慈爱，给他巴掌，中年之后还多了一样：每顿会倒上一两杯白酒独酌。

2001年11月，贺国平驾驶渡船。图/王世全

55岁时，贺国平因食道癌去世。远在外地的郭熙志一听到朋友电话，眼泪夺眶而出。

“如果放到今天，贺国平还会那么抑郁吗？我把贺国平称为‘民间圣人。有人认为我夸大了。但我就是被他为人处世的高贵感深深打动。他是个失败的英雄。可惜死得太早。这个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生活中的‘重复？真正日常生活的美学是什么？”

拍摄对象纷纷撒手人寰——在他看来均为“非正常”的悲剧性死亡。“我的片子莫非成了诅咒？”他慨叹命运无常。有人说《渡口编年》是一部平民史诗，他却说是“平民死诗”，“是一首挽歌，是死水的哀歌。它跟电影没太大关系，或许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视频，一个‘在一起的影像。

”《渡口编年》不仅见证和参与了他们的悲欢，也让拍摄者逐渐发现和确证了自己。

血地，散步，树洞

8月末，大水退过没几日，墙上的青苔爬得正酣。烈日下的和悦洲泛着低饱和的灰白色。主街上，有的地方水还能没过脚踝，有的则露出龟裂的纹路。鸡犬走过的脚印胡乱留着，锅盆、拖鞋、竹篮、锄头和塑料袋统统被冲来，陷在泥泞中，分不清来处。两侧建于民国至1949年间的老屋均已破败，未加修缮，只被人支了长长的柱子斜撑着，暂免倒塌的厄运。

从空中俯瞰，方圆两平方公里的和悦洲如一枚荷叶，缀在大通古镇与对岸枞阳老洲镇“六百丈”之间的长江中。起先，和悦洲要比大通强，商铺林立，热气腾腾。但十多年前开始，人多半去了对岸或是更远，铺面越来越寥落。而今，这座江心小岛上常住人口不到千人，多为基地菜农。今年受疫情和大水影响，光景越发惨淡。

采访郭熙志那两天，他穿着定制的“渡口编年”黑色文化衫。走在户外，没一会儿，圆脑门、头顶上全是亮岑岑的汗。得糖尿病12年，还有皮肤瘙痒的并发症。但在铜陵，桌上他爱吃米饭，饭后又和朋友喝酒到凌晨。“12年前我的生活方式比现在还烂。”

疫情期间他写了4万字的《故乡十忆》，自称为“大通的冯骥才”。到了老家，一路上他不时停下，和邂逅的每个老哥们、乡邻叙旧。在和悦洲的泥泞里，他反复向我们介绍乡土历史：“和悦老街曾是兴于咸丰年间的‘小上海，设有长江盐税关卡。头道街多是商铺，第二道街多为报馆，第三道街都是手艺人，三条街上十条巷子都以三点水旁的江、汉、澄、清为名……”

那份努力，就像他走進家里那座盖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屋，钥匙好难打开门锁，他仍要一次次地使劲。

“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他引用贾平凹的文字。

有朋友看了《渡口编年》说，郭熙志拍的不是贺国平，拍的其实是闰土。飞到外头看世界的郭熙志没想到，自己会在成年后以拍摄的方式一次次如候鸟般返回巢穴，一拍便是二十余年。“与其说是我们在寻找故乡，不如说是故乡在寻找我们。”

在华东师大上大学时，郭熙志是格非的学弟、李洱的同学，迷恋先锋文学，不愿意接受现有的电影语言。研究生毕业，去了铜陵电视台。老同事、前铜陵台副台长王世全说，这家伙有热血，是个知识分子。

扛着笨重的摄像机，年轻的郭熙志常问自己什么时候能成为马尔克斯。他开始尝试一些“有偷渡性质”的私人实验性作品。“其实我的《渡口》比王兵拍《铁西区》还早五年。”他颇为得意。

2020年1月2日，和悦州关门口渡口。图/王世全

《渡口》之名，既有老百姓“渡渡口”的含义，也有中国社会转型之意。当时郭熙志期望能够完成一个中国社会文明递进的记录，甚至想过片名叫“竞渡”。

1999年，他把深圳电视台的调令揣在兜里一年，在长片《迁镇》中拍下大通移民建镇过程中村民和政府间的拉锯战。“连有房产证的老家倒了也不让修。结果我一走，和悦洲最主要的三层楼就开始拆了，拆到周朝阳家，拆房子的人摔下来方停。2006年，当地政府又请我回去，要将故乡打扮成‘中国首届魅力名镇。我说既知现在，何必当初。”

原本他的希望是进入一次次实时的社会变迁，同时记录下其中人生和人心的变化。到后来，前者越来越让位于后者。

“纪录片为何不能是文学式表达？当大家都聚焦在事件、题材上，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那些变化无常的人生和稍纵即逝的心态最吸引我。”他说自己跟贾樟柯、周浩都不一样，不需要靠拍片来养活自己，也不用对太多人负责。“如果拍摄的资金用得差不多了，和我合作剪辑的学生要离开，也没关系。没有压力和计划。”

纪录片成了他的面具。既边缘，又貌似正经;既“有所发现”地偷窥，又有置身事外的安全，不至于成为被邻居们指摘的“小游子”或“二溜子”。他说自己是散步式地拍片。“涣散也有它的好处。”和老乡们的亲近、攀谈，像脚踏西瓜皮，拍到哪里算哪里。可能吃喝是主要的，拍摄和片子反倒淡化掉了。

他对贺国平投注深情，对方也回报他充沛的信任。“他对我是在一个文人世界的理解，他真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我等于是他的树洞。这里因此有了小说性，我觉得是这个片子的根本性。”

梁鸿在写《出梁庄记》后坦言，自己每每在离开梁庄人的打工地和出租屋时，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矛盾是你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

郭熙志没有这样的障碍。“老实说，一趟趟地回来拍渡口，其实在我是一种逃离。逃离（深圳）都市，也是逃离要完成（片子）这个结果。这个过程成了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因为每次回来再拍，我就不可能马上剪辑完成，还可以给自己理由去老同学家串门，去找贺国平，听他谈心。”

给小辈们找工作，提供机会，把周鑫当成儿子一般照顾。这算不算拍摄者的越界？他摇头，“我从来就是个散漫的人，我的纪录片也早就超越了体裁。我常常告诉我深圳大学的学生，拍片子你不要把对方当作一个消费性的题材，要去感受和生活。”

路边的二代们

仿佛是巧合和命定，上一代统统在水边，到了这一代都在“路边”。

几年前，周鑫在离铜陵几十公里外的池州安家，如今在某景区担任城管。8月底我们到访时，妻子已怀上二胎。正值酷暑，进餐馆前他给妻子撑伞蔽阳;饭局间，周鑫一直小心看着活泼的大女儿核桃，不时给她夹菜，带她玩耍。吃过饭，周鑫执意要买单，坚持“这是最基本的礼数”。

眼前的周鑫，发际线略靠后，眼角略往下坠。说话小心而温吞。所有人都说，他比从前要“懂事”，成熟了。

在池州家中，他头一次对我们这两个外人说起儿时的孤寂。

那时父母夜里出去摆渡，把才7岁的周鑫反锁在家。他把电视机调到最大声。老鼠在楼上跑，木板房“吱吱呀呀”。整个家只有昏黄的小灯泡给他一点慰藉，到底还是怕得很。

“上小学的时候，不是在大伯伯大妈妈家生活吗。别人问，他们对我好不好？我嘴巴不想说，就拿手在墙壁上写了个‘好字。这‘好字也不是我刻意去想的，就是从我内心，它自己写出来的。”

在技校的日子，他不爱听课，戴着婴儿围嘴嬉闹，拿火烧同学腿毛，把书包吊到天花板的风扇上，哼着《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去江边溜达。“就是空虚寂寞冷，感觉不到别的东西。有什么话不好讲，就对着长江去讲。”

周鑫一家。图/王世全

贺奂和母亲。图/吴芳

陶军和母亲。图/吴芳

受郭熙志影響，他看过历史书，“会因为看张爱玲，不看同学爱看的玄幻小说而有种优越感（郭熙志语）”。他还竞聘过文学社，考城管时笔试要谈“杏花村”，也发挥得不错。他欣赏老乡曹操，“军事家、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很牛逼不是？如果我要是学习好一点，肯定会读文科……”但再往下，究竟没了底气。

他曾在汽车公司干过几个月，受不了生产线上的重复动作;也干过十几家餐厅，忍不了他人的言语挑衅。直到去新疆当兵，退伍回来，认识了妻子，尘埃落定。

对物质，周鑫没有太多要求。爸妈猝死的悲剧仿佛永远的警示，现实也早磨蚀了可能的财富梦。如果再当餐厅厨师，肯定挣得多，但岳父母觉得不如城管稳，他也不想再扑腾。

“我感觉自己太平平无奇，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实际上我现在走的路和贺国平是差不多的。他就是家庭主夫，我现在一天到晚，下班回来没有一刻是歇的，现在早就没有什么‘空虚寂寞冷了。”

10月17日，是大女儿核桃的生日。待周鑫看到《渡口编年·周家》中打出的字幕，才惊觉，这一天也是父母的忌日。

“很神奇。我以前都不清楚我爸妈是哪天走的。连墓碑上写的都是冬至，就是立碑的日子。”

第一次独自看完有关周家的那集，周鑫泪流满面，“终于知道父母的模样，他们经历过什么。”虽然出现自己年少幼稚“惹祸”的画面时，他都恨不能快进。但他很感激，“片子对我是有纪念意义的。”

郭熙志时常从深圳寄书给周鑫，周鑫也常电话问候，提醒他少喝点酒。除了违法乱纪的事不能做，对周鑫的为人处事，郭熙志素来不做道德评判，给他空间。定亲的时候，周鑫心里没底，给郭熙志打电话，郭特地从深圳赶回来，代表男方见他岳父母，给他做见证。

相较周鑫的简单生活，徐金兰母子的日子要丰富活跃些。到铜陵的头一晚，便是徐金兰和老同学的固定聚会时间。男男女女坐满了一大桌，精心打扮过的徐金兰显得低调又能干。

今天的大通古镇。图/吴芳

她和贺奂如今居住在市区某中高档小区，房子以黑白色为主调，简洁舒适。她在小区里开了个棋牌室，每个客人收几十元的费用，一天管人吃喝。累是累点，但收入不愁，也有个忙碌寄托之所。

从小跟着妈长大的贺奂，高大敦实，两人互相依赖。对我们这些“闯入者”，贺奂并不掩饰他的不适。交谈时他不曾停下手中打网游的鼠标，基本拿侧身和脊背对着我们。

问他曾经的抱负，小伙子下巴一抬，“想当亿万富翁啊。”

1958年铜陵建市，面积小、人口少，矿藏丰富，人均GDP曾多年排全省首位。当年有不少人从东北、上海等地过来支援建设铜工业基地，也有附近城镇的农民过来当工人，文化素质不算高。但那时候很开放，1970年建火车站直通上海。南京路上穿什么，三天以后在铜陵就能见到。“到今天铜陵人收入不高，但就是敢消费。喜欢当矿老板是年轻人的普遍现象。因为说起来能暴富，好像今天开矿，明天就能开上奔驰，住上别墅。”有熟悉铜陵的人说。

说归说，已经谈了正经恋爱的贺奂，到底认清了现实。和周鑫一样，他也做城管，工作地就在离家百米开外，稳当又轻松。“按我的能力来说，目前城管这个东西就是我的终身职业。你现在叫我考个公务员，我考得好？”

对于母亲的期待，贺奂说，“中彩票啊。你除了中彩票还有什么样的机会？”说到纪录片，贺奂脸上也没太多表情。“没必要。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看它干嘛？”

陶军鼻头短圆，大耳垂，紧身粉红T恤把上身包得紧紧的，勒出几道褶子，娃娃脸上的鱼尾纹和眼睛里的些许沧桑透露着混杂的情绪与过往。

给陶礼贵治病时，家里卖掉了老房子。陶礼贵去世后，陶军和母亲住在政府安排的廉租房。他不时去钓钓鱼，继续着老头子在世时笑着说过他的“单身汉”生活，言语间有过尽千帆的唏嘘。

失恋一度是话题雷区。但说着说着便不再避讳。

他承认（和初恋）分手是自己的问题，当时玩世不恭，也没挣够钱。“早就不去想，不抱指望了。我这个人一生就谈一次恋爱，感情破裂后，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假的，空的。”

此后数次相亲，对方都提出要“有房，单位还好”才愿意跟。他也不反驳，请对方吃一次饭，便再无瓜葛。慢慢地，这方面的心愿也就断了。

他说共享单车对出租行业冲击大，挣不着钱，但一天一包利群是少不了的。有时干脆把车子放了，去钓一天鱼，人便平静、平衡了。如今一切只觉平淡。唯独谈到来世，陶军把躺在床上的两腿盘了起来，两眼放光，好像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陶礼贵生病时，陶军把父亲身体的变化一笔一笔地记下来。“我就看他最后走是什么样。为什么每个人走了过后都少了那么多（重量）？也许你们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我这些年听的看到的，就感觉人真是有灵魂的。也许人就是一个‘命字。我该有的，跑不了还是跑不了。我没有的，就是再去争取，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

在郭熙志看来，这几个曾经晃荡的中青年，到今天越来越服膺于现实。他的理论是：男人到了一定年纪，如果没有事业和爱好，是要出问题的，“要寻求拐杖。”

陶家兄弟的拐杖是赌和爱，周鑫抓住了小家庭这根稻草，賀奂则有母亲的宠爱和家底。

相比父辈，他们缺少坚韧和果决，看起来也缺乏上升通道。这和铜陵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地域性似乎没有直接关系，“还是和社会结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家庭教育都有关吧。”郭熙志回忆自己青春时正处于全民对知识的饥渴期，身边有同样向学的朋友，抓住时机就“飞”了出去。而到了周鑫、贺奂这代，有了网吧等外界干扰，玩兴一大，日子须臾便溜过。他有朋友看了片子为周鑫“抱屈”：“如果读书再好一点，应该会不一样。”

但什么是好的生活？周鑫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懂什么叫废柴。但是不是非要是公务员、老师才是理想的生活？我没什么不良嗜好。至少也没有对社会有什么负能量。如果能把两个孩子平静地带大，让他们学着做个人，我就很满足了。”

最自我的完结篇

贺国平结束承包没多久，渡船和经营权以19.8万元拍卖了。前几年，渡口再度收归公家，船客们一律免票，开船和经营者从政府领取固定补贴。

收、放、再收，一切仿如轮回。只是渡口与船只，早已没了当年的吸引力。周鑫昔日放风筝的地方成了沿江公路，大伯家铁路码头工人宿舍区面临拆迁，只留一户居民。纪录片里反复出现的“厂区治安联防队”的房子拆了，也准备地产开发。KTV、网吧、名字相仿的商厦和一线城市不相上下。

“铜陵人发达得快，我们好像一转眼就过去了。”徐金兰说。贺国平的墓地前高铁飞驰。酒桌之上，和老同学乡邻们觥筹交错，郭熙志依稀觉得眼前的面孔跟30年前的面孔缓慢地叠加在一起，奇特而恍惚。

但他对故乡和生活之地也有失语时。几年前，那种瀑布似的奔腾感消失了，感受停滞。他带着毕业设计小组去拍深圳的沙嘴，“那是一个城中村，过去到处有算命的、擦鞋的、卖鲜花的，现在非常萧条了。20年前我们还有所期待，而现在我们完全没有期待了。”

而内心一些更本质的东西还没抒发出来。

与单位和体制纠缠不清，始终是他半生挥之不去的痛点。他曾经以电视台同事为对象，拍过纪录片《喉舌》。有人说他把同事的私聊、葬礼拍出来，情何以堪。他觉得诧异，“其实我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非常，常能感觉到一些弦外之音。实际上我的片子都是在拍我自己。”

2008年，他被人事处安排转岗。当终于落得和贺国平、周朝阳一样的下场，他突然发现所有的私人影像全部激活了：儿子的出生、母亲的去世，这些年来在时代漩涡中的种种遭遇、所受的排挤……这些个人化的影像，他已统统拍竣，会放在《渡口》系列的最后一部中。“更加私人和深刻，也更加实验。完全地拍给自己。”

（参考资料：《渡口编年》，郭熙志渡口工作室公号。实习记者卢琳绵、夏勉、程馨雨、方沁、金雅如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