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学生在汉语社区的意义建构及文化融入策略研究

曾洁 朱超银 李婧

[摘要]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9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田野观察及实物资料收集，采用解释现象学及扎根理论方法，对内地新疆籍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汉语社区社会化过程中之意义建构与文化融入策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面对生活喜好差异及社区环境差异，维吾尔族大学生生成了高比重正向意义构建，分别采取部分融入及完全融入的文化适应策略;（2）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生活喜好及社区环境差异生成的意义构建，与情感态度差异生成的意义构建交互，影响甚至决定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速度及走向。文章最后以跟踪采访数据展现维吾尔族学生在饮食观及语言观影响下文化适应的心理动态。

[关键词]维吾尔族大学生;意义构建;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5-0056-08

作者简介：曾洁（1963-），女，四川成都人，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第二语言习得及认知语言学;朱超银（1995-），女，广东河源人，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社会化、生活史;李婧（1995-），女，四川成都人，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社会化。四川 成都610500一、文化融入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意义协商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与环境的互动形成的动态意义建构，是个体诞生之初就有的心理认知活动。个体社会化研究，发端于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其核心观点：认知过程并非发生于个体内部，而是生成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实践之中，是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56-59个体在新社区的社会化过程表现为个体在原有图式知识与新社区图式知识之间的应用与取舍。因此，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协商具有连接个人与环境的属性，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建构，表现为个体在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主动建构及融入所生成的协调行为的能力。[2]8-11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看，个体进入新社区不断更新终端值的心理表征构建过程是一种适应差异、接受改变的积极心理构建，笔者将其称为“正向心理构建”;当个体拒绝更新终端值的心理表征时，其心理过程表现出一种消极甚至停滞的“反向心理构建”。

文化融入是社会融入的决定要素。Berry以新成员在文化融入过程中对原文化的保持程度和新社区参与程度为根据，将文化融入策略分为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整合（integ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四种类型。[3]9E.E.Boesch等心理学家采用量表方式对文化融入进行研究，而量表设计存在将人类心理活动简单化，选项意义不对等等影响测验结果有效性的因素。[4]9学界转向以质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在微观层面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质性研究的优势在于保存了社會现象的整体性、意义性及动态性。[5]12，[6]68鉴于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维吾尔族学生在汉语社区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协商和文化融入过程进行研究。

第七轮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协作计划，将内地高校招收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提升至10000人/年。[7]学界对内地就读的维吾尔族大学生所做的相关调查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通过深度访谈探讨双语（维语和普通话）或三语（维语、普通话和英语）语言政策的落实对其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汉语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8]21，[9]257，[10]81而英语的使用令其对民族认同有着更深入的对比认知。[11]490，[12]2045二，通过大样本的问卷调查从不同文化维度了解该群体普遍的文化融入情况，结果表明该群体在汉语社区文化适应程度较高。[13]59，[14]97两类研究均认为维吾尔族学生在内地高校的身份认同及文化融入存在积极变化表象。然而以文化心理学视角探究该群体的成果较少，且鲜有研究采用历时跟踪法观察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的渐变过程。[14]95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以滚雪球理论及典型案例抽样方法选取内地某大学（以下称“杏树大学”）9位21-26岁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深度采访、田野观察及实物资料收集，多视角研究内地维吾尔族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意义协商及文化融入，过程持续时长9个月。

二、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融入情况调研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探讨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汉语社区如何在意义协商过程中理解与面对差异，运用扎根理论并结合解释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数据。作为解释主义的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的目的是解释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以及这些观念和行为在特定情境下或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的相互作用。[15]2-17扎根理论作为沟通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间的桥梁，为质性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策略和分析程序。长时间对参与者的观察和深度访谈可以生成大量的文本性资料，扎根理论可对个体经验进行比较、辨析，从而抽象出概念、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理论。[16]87

（二）研究参与者

研究于2018年3月底至2018年12月初进行。杏树大学共33000余名学生，0.1%为维吾尔族学生，其中30%维吾尔族学生参与研究，9名南疆维吾尔族学生信息详见表1、表2。该研究较为均衡考虑了样本在性别、年级、性格、专业、教育背景及学业表现等方面的代表性，基本可以反映该校维吾尔族学生面对差异的意义构建及文化融入的总体状况。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共四个阶段，阶段一：以滚雪球方法邀请A、B、C、D、E，将访谈文本编辑转换为码号;阶段二：以理论抽样方法邀请F、G、H、I，将访谈文本编辑转换为码号直到没有新码号出现为止，表明本研究所获码号已趋于饱和;阶段三：对B、H做跟踪非正式访谈，深入了解其过往经历及相应意义构建，该过程为期两个月，1-2次/周;阶段四：对B、D、F、H做深入访谈跟进文化融入情况，回访所有参与者。其中，深度半结构访谈录音，经过“讯飞听见”语音转写服务平台转录、研究者校正、分歧处受访者本人确认。论文写作过程时至2019年02月，仍不定期与B、H交流，文中收录其最新文化适应数据。

1.访谈

正式访谈包括面对面形式的个人访谈及小组访谈，非正式访谈为微信、QQ线上交流（表3）。访谈前，笔者向受访学生解释社会化、意义构建及文化适应策略等内涵，使其对差异下的意义构建及文化适应倾向具有初步认识，从而确保访谈质量。访谈的问题主要围绕“在汉语社区中，你感受到了何种差异？” “面对差异，你如何思考并采用何种策略应对？”

2.田野观察

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研究者对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及公开课各做了一次课堂观察，观察受访对象课堂所坐位置、在课堂中做笔记、玩手机和与同学交谈等情况;四次食堂观察，观察维吾尔族学生在穆斯林餐厅与同学言语及肢体互动等情况。

3.编码

纸质版研究结果于2018年12月初反馈，B、D、F、G、H、I认可并签字，C、E毕业离校，A因事外出采取电子版反馈。数据编码操作如下：①反复阅读转录文本并做笔记，归纳出概念性主题，形成开放式编码;②思考所有主题间的关系，列出可反映参与者群体经验的层次关系结构，即关联式编码;③制作结构化一览表，结合田野观察及实物数据，概括出可囊括大部分研究结论的理论范畴，即核心编码。[17]218-240因篇幅所限，以F、G正式访谈部分内容的三级编码为例（表4）。

（四）研究结果

开放式编码要求悬置研究者个人前设，保证编码过程数据登录真实准确。[18]14本研究在访谈资料的开放式编码中形成14个码号（一个参与者可表达两种及以上码号）：将“审美、饮食及生活习惯差异”归为“生活喜好差异”（审美指维吾尔族学生对五官体型、妆容仪表美的理解）。由于该差异可由视觉感知，且受访学生该层面的意义构建较积极，本文将其归为生活喜好差异;将“经济自然、校园及宿舍环境差异” 归为“社区环境差异”;将“自信与否、是否愿意交流个人思想”归为“情感态度差异”;关联式编码整合成3个概念类属：生活喜好差异之部分融入、社区环境差异之完全融入及情感态度差异之僵持;核心式编码归纳出一个核心类属：“在汉语社区，参与者在生活喜好差异、社区环境差异及情感态度差异分别呈现部分融入、完全融入及僵持特点”（表5）。

3.情感态度差异

（僵持）在汉语社区，参与者在生活喜好差异、社区环境差异及情感态度差异分别呈现部分融入、完全融入及僵持特点个体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根据访谈文本，7位维吾尔族学生表达了“审美、饮食及生活习惯差异”中的意义构建。其中，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生活喜好差异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意义协商，生成较高比重的积极心理构建，促使其采用部分融入的策略适应新社区文化。与社区环境差异中产生的高比重积极心理构建相比，生活喜好差异中的意义协商具有不稳定性，波动较大。

环境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沉浸性，在本研究所归纳的三重差异维度中，参与者对此反馈频次最高。数据显示，受访的9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在“经济自然、校园环境及宿舍环境差异”等方面均表达了较强的积极心理构建。社区环境差异引发高比重积极心理构建，推动维吾尔族大学生与汉语社区的主体成员进行交流互动、并主动融入汉语社区。社区环境差异中的积极心理构建生成的意义协商对个体情感态度差异中的消极心理构建起到抵消覆盖作用，帮助其展开积极意义协商适应新社区文化。然而，社区环境差异并不一定会引起社区新成员高比重的积极意义协商或积极心理构建，这与新成员之前的社会化心理构建有着紧密联系。[19]90若学习者未进入新社区前留有对该社区成员较高比重的消极心理构建，则新成员将放弃意义协商，而选择更加紧密地与维语社区保持联系，维持原有心理构建。

由于个体认知受多种因素影响，维吾尔族大学生在汉语社区社会化过程中，常形成“自卑与自信”“渴望關注与拒绝特殊”及“封闭独立与开放交流” 两级差异共存的矛盾心理。这主要由于其在汉语社区常同时与不同的群体：内地就读的北疆维吾尔族同学、新疆就读的维吾尔族同学及内地非维吾尔族同学对比。该意义协商过程生成的复杂心理构建，使得维吾尔族学生在一定时间段内常保持僵持的心理状态，拒绝更新已有图式知识。对“如何看待自身民族身份”这一问题，多数学生表示自己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照顾;同时表示，民族饮食和语言成为影响其融入汉语社区的“问题”，希望被看成“普通的个体”，例如I 将向汉族同学求偶被拒归咎于自己的民族身份。笔者认为两级差异共存的心理状态，是个体进行社会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新社区文化和环境等因素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构建可将个体情感态度差异中的消极心理构建持续地消解，或两种心理构建之间相互抗衡，从而形成意义协商不断波动的重铸轨迹。与此同时，积极的心理构建与消极的心理构建之间的拉锯与文化适应的动态复杂过程呈现高度相关。

综上，维吾尔族学生在面对生活喜好及社区环境差异时所进行的意义构建，生成了较多积极心理构建，该部分构建与其在情感态度差异生成的心理构建交互，成为影响甚至决定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速度及走向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形成了杏树大学新疆籍维吾尔族学生在汉语社区的意义构建与文化适应的静态理论框架（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差异下实际意义构建过程与心理构建并非绝对、机械的一一对应。

三、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融入分析：以饮食、语言为例

经过长达9个月的接触，笔者获得了受访者较高程度的信任，与参与者建立了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愿意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笔者。我们根据收集到的一手资料，发现面对生活喜好差异维吾尔族学生能做到求同存异，多采用整合的文化融入策略;面对社区环境差异，维吾尔族学生生成压倒性的积极心理构建，多采用了同化的文化融入策略;而面对稳定性更高的情感态度差异，维吾尔族学生多采用整合或分离的文化融入策略，其中分离的文化融入策略采用主要是由于汉语水平差引起。语言障碍也是导致内地维吾尔族学生的学业表现及社会网络不佳的主要原因。[20]58-59笔者将从维吾尔族学生的饮食观及语言观两方面详细讨论受访者的变化。

（一）文化融入之饮食观

研究表明受访的大部分的维吾尔族学生面对饮食差异，从最初的抵制到最后适应，大致经历了一年的时间。以非清真餐厅就餐为例，最初，H抵制在较近的非清真餐厅吃早餐，因为“我们是穆斯林嘛，不可以在汉（非清真）餐厅吃。”入学一年后，几乎所有受访者已接受非清真餐厅的部分早餐，“我们有时候也在那里吃早餐。馒头之类，我可以吃的。”对于有着良好社会网络的H，他与汉族女朋友及汉族舍友感情很好，H曾表示舍友是其在杏树大学最好的朋友。在大二第一学期与其访谈时，他表示“有时候在非清真餐厅吃青菜鸭肉等”;大二下学期，当被问及在汉语社区呆了一年多最大的改变时，H表示“我发现我现在什么都能吃了。”除了对就餐地点的选择更自由外，维吾尔族学生均反映自己饮食口味改变了，甚至说“现在特别能吃辣！”可见，杏树大学的维吾尔族学生，对新事物大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愿意积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融入社区文化。笔者发现，维吾尔族学生在再社会化过程中的文化融入程度与其社会人际网络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网络的关系紧密，文化融入程度越高，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一致。[8]18-19相对于女性维吾尔族学生，男性维吾尔族学生在饮食方面，融入速度更快。该研究在最后的正式回访中询问参与者是否在非清真餐厅吃早餐，女生需思考几秒后才能给出肯定回答，而男生则直接给出肯定答复，态度比女生洒脱、自然。

（二）文化融入之语言观

既往研究认为，内地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会随环境发生转变。在对受访的维吾尔族学生进行文化融入调查研究中发现他们对社区语言持接纳态度。H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认为汉语不重要吧，然后我也没好好学的。14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汉语总分是150我考了35。”高考失利后，他努力学习汉语“因为我这时候才发现，如果我不学到上大学之后，我所有的事都没了，因为上大学之后所有的科目都是汉语。” 正处在大一的他说 “我现在学习汉语动力很大”，会通过安装带拼音的字体、日常翻阅汉语新闻等手段学习汉语。当他进入大二时，笔者问他怎样看待汉语，是否喜欢汉语，他说“第一，普通话是咱们国家的多数人用的。我们去了中国的哪里，会普通话就不会感到沟通的困难。第二，学普通话是为每个大学生必须的，大学毕业之后想找一个工作一定需要普通话证书。第三，现在是普通话国际化了，会说普通话去哪里都听懂外地人的话。第四，我们小时候学的是普通话，所以我喜欢。”由此可见，维吾尔族学生在杏树大学的文化融入过程中对汉语的价值和重要性有了全新的认识。

B和D是经历过内地初中、内地高中学习的两名女生，她们活泼开朗，汉语很好。第一次访谈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普通话时，两位同学说：“汉语是我们国家的官方语言。”同一个问题时隔大半年后，B说“我是从另一种语言到普通话的世界的。初中所有的课程都是汉语，老师也讲普通话，因为我是学生所以必须要学会。懂事了以后才会回过头想，原来从以前的重要性到现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喜欢。”D说“现在直接与汉语接触，跟别人交流也是通常用汉语，所以习惯用汉语，（我对汉语的态度）转变很大。我觉得作为中国人会说普通话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现在新疆也普遍强调说国语，会说普通话。说普通话对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很喜欢普通话。”

他们一开始为了考大学而不得不被动学汉语，后来由于认识到汉语本身的价值而主动学习汉语。通过汉语的学习，了解了汉语背后的文化、养成了汉语思维习惯，渐渐喜欢上汉语，较好地融入了内地文化。研究中，多名学生对汉语的态度有了积极的转变，维吾尔族学生无论上学期间还是寒暑假，社交活动的语言95%为汉语。这与杏树大学对维吾尔族学生营造的包容环境有较大关系。多数受访者在当地有着良好的社会网络。这一点与何丽的调查结论不一致，她们的研究显示在京的维吾尔族学生对汉语的態度较为消极。[21]101

四、促进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融入的政策建议

面对汉语社区的生活及环境差异，尽管大多数受访维吾尔族大学生均能主动地进行意义协商，顺利实现文化融入。然而，笔者发现普通话水平和文化差异仍然是影响维吾尔族学生在汉语社区再社会化的障碍。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内地生活，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内初内高政策维吾尔族学生的招生数量，并将预科安排在内地。研究中，经历过内初内高的学生不仅汉语能力更好，也能更好地融入汉语社区。初中阶段是多元文化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22]501-502进一步发展新疆中学生内地就读的政策可让更多新疆学生在适宜其语言发展的时期沉浸于汉语社区文化，同时减少其因语言能力不足带来的交流困难和自卑心理。

2. 加大对农村家庭孩子的帮扶，为新疆学生提供更多勤工助学岗位，使其有更多时间投入学习及参与汉语社区活动。本文调查的九名学生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周末及寒暑假需要兼职，而由于自身汉语能力及民族学生身份导致校外兼职困难。

3. 建议内地高校为民族学生提供更多展示唱歌跳舞特长的平台，使她们更有自信与汉族同学交往，扩大其社交网络。笔者发现，文化适应良好的学生均为课外文娱活动积极参与者。致谢：论文写作过程，杏树大学维吾尔族辅导员老师及民族学生负责人等提供了帮助，《民族教育研究》徐珊珊编辑及匿名评审人提供了宝贵的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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