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尴尬，他１５年打了９场亲子官司 尴尬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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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才6个月的他却突然被告知：妻子怀有了近10个月的身孕！孩子到底是谁的？ 喜气未消，疑云乍起，新生儿成了“烫手山芋”
1986年9月22日，对于浙江省余姚市低塘镇27岁的退伍军人邵健岳来说是不幸的，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这一天因病去世。邵健岳陷入了悲痛之中不能自拔，整日借酒浇愁。母亲含泪劝他：“人死不能复生，你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
不久，邵健岳的姨妈登门为他介绍对象，姑娘是新兴乡南茶村人，叫赵素仙，现年24岁，她性格开朗，人也长得不错。在媒人的牵引下，他们见了一面。没谈几句话，性情耿直的邵健岳便将“丑话”讲在前头：“我家条件差，我工资又少，你得考虑考虑。”赵素仙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人好就行，我又不是嫁给钱……”一席话说得邵健岳心里热乎乎的。初次见面，虽谈不上一见钟情，但邵健岳对赵素仙还是很有好感。随着交往的加深，两颗心渐渐地靠近了。
1987年1月14日，两人高高兴兴地去镇里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于2月22日举行婚礼，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婚后的生活温馨而甜蜜，夫妻俩感情甚笃。过了半年左右，邵健岳发现妻子经常恶心呕吐，气色也不好。当时，正值炎夏酷暑，邵健岳以为她中暑了，就带妻子来到镇卫生院。医生诊断后，告诉他：“你妻子怀孕了!已经进入临产状态!”邵健岳听罢很是激动，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他粗略一算，从登记结婚到妻子足月临产，仅仅6个多月时间啊!难道是妻子婚前与别人有染不成?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妻子腹中的胎儿是否是自己的亲骨肉产生了怀疑。
1987年7月20日(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赵素仙生下个6斤重的男婴。按理说，三代单传的邵健岳喜得贵子理应高兴才是。然而，他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内心像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为了不伤害“坐月子”的妻子，邵健岳想等满月之后再对她“兴师问罪”。然而，这种有失男人尊严的奇耻大辱，令他整天烦躁不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在半个月之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今天，你给我说清楚，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
自从生子后，敏感的赵素仙就已经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她知道这都是孩子造成的。听到丈夫的责问，她只是搂着孩子一个劲地哭。邵健岳说：“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你不说清楚，那我们只好离婚!”听丈夫这么一说，赵素仙慌了神，连忙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地说：“健岳，都是我不好，请你原谅，你不要再提这事了，以后我保证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赵素仙的一席话，使邵健岳一切都明白了，他更加怒不可遏：“这一切，你婚前为什么不对我讲，你以为瞒天过海就能掩盖事实真相吗?我再问你，这孩子怎么办?”
悲悲切切的赵素仙哭着说：“等满月后，我把他送到上海去……”
邵健岳是个面慈心软的人，虽说“孩子风波”使他们夫妇心生间隙，但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况且，妻子又承认了过错，于是，他便息事宁人地隐忍下来。
孩子满月这一天，亲朋好友纷纷登门贺喜。一个多嘴的朋友背地里悄悄对他说：“健岳，恕我直言，我怎么看这孩子也像不你，是不是你老婆有外遇?别让她给你戴绿帽子!”满腹苦水的邵健岳只能无奈地低头不语。那段时间，邵健岳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整日生活在愁云惨雾之中。
本来妻子讲好了满月后，就将孩子送走，但过去大半年了，送孩子的事依然没有动静。
孩子的出生，成了家庭内战的导火索，两个人常常为此事大动干戈。邵健岳只要一见孩子气就不打一处来，这种李代桃僵，为别人尽抚养义务的事，他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自己继续做下去。
未婚有性?婚前无性?前妻拒做亲子鉴定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不久，邵健岳不同寻常的家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流言蜚语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只得整日借酒浇愁。随着家庭内战的不断升级，忍无可忍的邵健岳终于下定决心了断这段噩梦般的婚姻。同年11月，邵健岳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赵素仙离婚。
然而，离婚一事远非邵健岳想象的那样简单。1989年1月30日，法庭开庭审理邵健岳与赵素仙的离婚案。邵健岳提出，儿子非自己亲生，因此离婚后不承担对孩子的抚养义务。而赵素仙则在法庭上一反常态，一口咬定邵健岳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同时，她还抖出了两个人的“隐私”，称婚前曾两次发生过性关系，第一次是１９８６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第二次是在同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
面对赵素仙的不实之词，邵健岳当庭予以针锋相对地反击，说他与赵素仙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农历十月初八。
在婚前是否有性关系这个敏感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连法官也无法断案。无奈，为了澄清事实，邵健岳提议，惟一的办法就是做亲子鉴定。
开始，赵素仙对此没有异议，可是后来真到了要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她却变卦反悔，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拒绝带着儿子去做亲子鉴定。
1989年4月6日，余姚市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判决：准予邵、赵离婚，同时，法庭审理认为，原告邵健岳虽不承认邵某为自己亲生，但不能提供其他相应证据来证明。法院无权强迫赵素仙去做亲子鉴定，因此，无法查实邵某究竟是否非邵健岳所生的事实，他与邵某之间非父子关系的诉讼要求也就不能认定。
邵健岳面对如此判决，当庭表示不服。1990年10月15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憋气又窝火的邵健岳拒绝支付3600元抚养费，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从他每月工资中扣除。随即，邵健岳便一次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1991年5月，他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申诉状，要求重审此案，结果未被受理。
旧痕未愈，新伤又添“非生子”状告“亲生父”
面对一次次的败诉。邵健岳百思不得其解，既然赵素仙拒绝做亲子鉴定，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面对法院的判决结果，邵健岳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因为他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去抚养别人的孩子。
1991年10月，被官司拖得精疲力竭的邵健岳，人生又有了新的转机，他与一倪姓女子携手重新步入婚姻殿堂。婚后夫妻俩十分恩爱，第二年，女儿的出生又为家庭注入了无尽的欢乐，一度消沉萎靡的邵健岳重新振作起来，颇有一种拨云见月的感觉。
邵健岳重新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赵素仙母子的生活却因孩子的长大而日渐捉襟见肘。2001年，已经14岁的邵某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状告生身父亲邵健岳，要求每月增加抚养费600元。
收到起诉书，邵健岳气愤难平，这个案子已经拖了13年了，他不想卷入这个没有结局的马拉松官司之中。于是，他再次强烈要求双方做亲子鉴定，以澄清父子真实身份。4月30日，邵健岳向余姚市人民法院预交了3500元的亲子鉴定费。
余姚市法院采纳了邵健岳的建议，多次登门去做赵素仙的工作，让她配合法院去做亲子鉴定。赵素仙先是以身体不适予以拒绝，后来架不住法院的工作人员三番五次“轮番轰炸”，她才不得不勉强答应带儿子去浙江省高级法院做亲子鉴定。
5月11日上午8点，当邵健岳兴冲冲地来到余姚市法院门前时，只见赵素仙愁眉苦脸地站在那里。她说：“孩子正在上中学，学习挺紧，做亲子鉴定会影响他的学习，对他成长也不利。”她还说：“我是清白的，清白正派的人不用做鉴定，万一闹得满城风雨，这个责任你能负担得起?”邵健岳听后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不由勃然大怒：“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实话告诉你，如果不做亲子鉴定，你休想从我身上得到一分钱抚养费!”
２００１年7月4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做出了［２００１余民初字８１７号］判决：自2001年4月起，邵健岳每月增付邵某200元，直至其能独立生活为止。
该法院的判决理由是，本院已通过民事判决确定了邵健岳和邵某的父子关系，现被告无新的事实和理由否认父子关系存在，故被告理应承担对原告的抚养义务。
诉途漫漫，山重水复九状难辨父子身
邵健岳不服，随即向宁波市检察机关求助。２００１年10月15日，宁波市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一审法院在此案的判决中，所认定事实依据不足，判决有误，特别是赵素仙在本案审理中，以种种理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２００１年11月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将此案退回余姚市法院，重新审理。同年12月18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再次做出判决：维持原判。
邵健岳再次提出上诉。2002年2月，宁波市中院二审后，其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屡遭败诉的邵健岳决心将这场云遮雾罩的闹心官司拼个水落石出。２００２年5月27日，他主动出击，起诉邵某，强烈要求法院做亲子鉴定，以确定他与邵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同年7月23日和9月11日，余姚市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赵素仙以邵某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并声称她与邵健岳婚前有过性关系，孩子邵某与邵健岳的父子关系在离婚时就已有定论，做亲子鉴定已没有必要了。
邵健岳在法庭上激动异常，他说：“不进行亲子鉴定，就无法确定事实真相，赵素仙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亲子鉴定，则说明她能举证而拒绝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２００２年10月14日，邵健岳收到余姚市法院的判决书，判决推定邵健岳与邵某为非亲生父子关系。
手捧这一纸迟来的判决，邵健岳感慨万千，多年来的屈辱与折磨一扫而光。那一天，平常滴酒不沾的他，把自己灌醉了，哭得一塌糊涂。
然而，邵健岳还是高兴得为时过早，2003年1月，赵素仙又上诉到宁波中院，不久，宁波中院对此案做出审理裁定：撤消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
宁波中院认为，根据同一事实不再重新审理的相关规定，邵健岳在前5次的上诉中，父子关系已经依法得到确认，因此，邵健岳不能就此事再重新起诉。
接着，余姚市法院又对此案进行了重审，2003年2月8日，该院做出驳回邵健岳上诉的裁定。
当邵健岳收到第8份裁定书时，他彻底绝望了，悲泪直流。回首15年漫长艰辛的诉讼过程，他越想越弄不明白，他与邵某之间的非亲生父子关系咋就如此难以确认。如今，终点再回起点，是非曲直仍无定论，他不知这个大山一般压在心上的包袱，自己究竟还要背多久。
２００３年5月，所有诉讼途径都已走完的邵健岳，只能选择走申诉之路，他已向浙江省高院递交了申诉状，盼望着能有新的奇迹出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认为：本案中，由于提出主张的邵健岳在提供关键证据方面不具有便利性和主动权，而需赵素仙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要求赵素仙承担举证责任，即让她做亲子鉴定。假如赵某拒绝，法院可以认定不利于她的事实，即邵某和邵先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事实。
董律师点评：我国民事诉讼的一般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本案中邵健岳的举证需要诉讼的相对方配合，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做亲子鉴定，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持慎重和自愿的相对保守志度，具体操作上一是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相关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二是认为进行亲子鉴定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且鉴定材料持有人有正当理由不予提供，法院不能作出对持有人不利的判决。本案法院显然选择了后者，所以邵健岳只能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况且就本案审理时间来说，还不适用最高法院的《若干规定》。另外，邵健岳2002年10月14日诉请法院得出“判决推定邵健岳与邵某为非亲生父子关系”的结果，最终因宁波中院的判决而空欢喜一场。从民事诉讼程序上说，宁波中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如果邵健岳不是选择“主动出击”的重新起诉，而是选择针对宁波中院2002年2月驳回其上诉的判决提出申诉的话，后果则不会是现在这样。
（编辑／曾丽清李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