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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阳光灿烂的教育孤岛】 西南联大本科教育

    时间:2018-12-28 04:45: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临大正式宣布迁往云南,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三校分别迁回平津。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这么一所学生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跑警报”的学校,创造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出中国学术史的“全明星阵容”。
      上篇:
      炮火中成长的“大师之园”
      
      没有学生因贫穷而辍学
      18岁的周锦荪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当时的校门还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昆明多雨。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丁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嗓门。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陈教授无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上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周锦荪回忆,宿舍也是土坯墙,但却是茅草顶。每到外面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人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
      昆明市教育研究所的退休老干部彭国涛是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说,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到米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
      尽管当时处在抗战阶段,物价飞涨。生活非常艰难,但从没有听说学生因为贫穷而辍学。
      
      茶馆里泡出小说家
      云南人爱喝茶,茶馆遍布。“泡茶馆”也成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每天必做的功课。
      学生“泡茶馆”缘于无奈。周锦荪说,在西南联大,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而且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而宿舍里,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惟一可以提供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而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人的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为学校最热闹的事情。
      周锦荪说,后来,他发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吃完晚饭,带着书本,不紧不慢地溜达出学校。他跟踪了一次,发现他们是到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学习。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当时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带解决口渴问题。
      茶馆的老板见到联大的学生都很头疼,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不到茶馆关门是不会主动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很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甚至专门提供“喝白开水只收费3分”的服务。学生们笑称这些茶馆为“校外的第二学习阵地”。
      周锦荪说,他所熟知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后来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的很多小说就是在泡茶馆中构思写成的,后来汪也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
      
      “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
      “说来不信,你现在所知道的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当时在联大当教授,生活极端贫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彭国涛说,与卢沟桥事变之前相比,联大教授的月薪增长了六七倍,但物价却上涨了405倍。
      当时联大没有教师宿舍,有的教授为了躲避日军空袭,且图个便宜房租,迁到郊区居住,有的甚至住到了50多里外的呈贡。由于住得分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尽管贫困潦倒,联大的教授却从没有为金钱而污染为师的风范。他们很多是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放弃了国外高薪聘请回到祖国,心甘情愿一箪食一瓢饮搞好研究,教好教学。在联大社会科学系任教的费孝通先生这样说道:“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
      据1939年的统计,联大有177名教授(包括少数副教授):占全校教职工的22,3%。教授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高校占22%。联大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摘自《新京报》
      
      下篇:谁在纪念谁在遗忘
      
      2007年10月27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盛装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所自己曾经就读、如今早已不存在的大学的70岁生日纪念会。他们中最年轻的校友已经年近八十,一些年事已高的校友腿脚不方便,坐着轮椅来到现场。当全体起立,“中兴业,须人杰”的校歌在清华上空响起时,很多老者热泪盈眶。
      对很多人来说,西南联大是一个传奇。一个在战争年代临时组建的大学,不到9年的办学时间,8000在校学生,成绩斐然: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位是联大校友;2000年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3位是联大毕业生;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学生90人;而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则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中国人。
      这所临时组建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抗战结束后,北大、清华和南开相继迁回原地。继续书写自己的辉煌。当年留在云南的联大师范学院今日已经成为云南师范大学。但是这所已经没有了实体的学校仍然在被人们纪念。
      有媒体这样评价西南联大被纪念的原因:七十载风雨过尽,西南联大依然成为“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之标高,并不仅仅因为她为民族存续菁华、奉献人才之功,亦不仅仅在于她关怀国事,时刻牵挂着本民族的命运,而更体现她是在一个民族最艰难的岁月,建立起了大学精神之卓绝。
      社会普遍关注西南联大,是在1998年纪念北大百年校庆后。国家提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很多大学纷纷列出自己的时间表。联大突然热了起来,不少人惊叹: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也曾经有过一流的大学。
      对联大的校友来说,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让他们怀念至今。
      联大存在于一个艰苦的年代。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被炸成残垣断壁,张伯苓校长严正宣告“被毁者为南开的物质,而摧毁不了的是南开的精神”。当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师生从长沙兵分三路西迁昆明,其中250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几乎是用双脚横跨三省,历时68天,行程3500公里,被誉为教育战线的一次长征。
      林语堂先生对联大有个特别经典的评论: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学生王景山回忆,其实“不得了”的,还有联大师生个人的生活情况。当年联大多的是流亡学生,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战区学生贷金仅够吃掺和着稗子、虫子、草屑、沙砾、老鼠屎的所谓“八宝饭”的水平。一袭长衫看起来文质彬彬潇洒得很,借以掩盖的却是里面见不得人的破裤子。在他成为联大学生的时候,自来水笔、手表统统没有。手提着用线绳系着的墨水瓶,自制简陋笔记本里夹着一支蘸水钢笔,就是上课时的全副武装了。同学们谁也没有“自惭形秽”的感觉,谁也不会小看别人的贫寒。
      在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山看来,西南联大的学生恐怕是全世界最能吃苦的了。他在联大学习几年,没有坐过凳子吃饭。穿的鞋,两只是两个颜色的,那是文林街小鞋店在美军军营里捡回的破烂修补后按长短分码。但它很坚固。他一共有两条裤子,洗了一条晾在宿舍旁草地上,还让小偷偷了一条。联大图书馆常常晚上没有地方坐,电灯吊得高高的。灯光昏黄。他就去云南大学图书馆,那里的电灯比联大亮得多。
      西南联大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远大于物质财富。如今,随着联大70周年生日的到来,“联大热”又掀起了。但是没人知道这段热潮会持续多长时间。不少对联大有感情的人都在担心:如果老校友走了,西南联大又没有自己的存在实体,以后,还有谁会努力不懈地传诵这段历史,这种精神?
      一位南开大学的学生来清华大学参加联大70周年的纪念大会。去年他去昆明旅游,特地到云南师大看一下西南联大旧址,但除了有一座纪念碑外,没有一丝特别的感受。让他心里难受的是:当地很多人并不了解云南师大和西南联大的关系,对西南联大旧址也没什么感觉。
      西南联大校友会设在北京大学。记者在北大校园一路走过去共问了七八个人,没有一个知道西南联大校友会在哪里。
      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西南联大只是一个名词,一段过去,很多人甚至不了解这段历史。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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