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大学马克思论文3000字

　　[摘要]游兆和先生在《学术研究》2007第8期上发表了《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由此‘哲学终结，也就具有‘思辨哲学’与‘全部哲学’终结的双重含义，而‘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完结”，并认为“断言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缺乏历史与逻辑根据”。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概念只是处于哲学与科学意义张力中的一个含糊的名称，不能断言马克思“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马克思在终结“思辨哲学”之后拯救出积极世界观，实现了哲学变革并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学说。
　　[关键词]马克思　哲学终结论　世界观　解放学说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018―06
　　
　　马克思哲学“终结”观问题，是学界近几年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哲学观是一个哲学研究者对于哲学的总体意识。具体而言，所谓哲学观，就是指哲学研究者对与哲学活动自身相关的一些根基性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态度。这是每一个哲学研究者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否则他的理论研究将是异常空洞而“无根”的，也可能会盲目地进入到亵渎哲学的困境。既然哲学观如此重要，那么马克思的哲学“终结”是何种含义、马克思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马克思有无自己的“哲学”?有学者曾将其机智地指认为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两个教条之一”。对此，诚如游兆和先生分析的那样，哲学界大致形成两种认识：“一些学者已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的拒斥’、‘历史科学对传统哲学的拒斥’、‘马恩宣告了哲学的终结’等观点”；“另一种观点则否认马克思哲学是‘哲学终结论’，同时强调马克思哲学同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最近在拜读游兆和先生的《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以下简称“游文”)一文时，同意论者关于马克思哲学终结的“大小背景”、马克思是哲学的“终结论”者等论断；但是对于马克思对全部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哲学“终结”后“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也将消亡”的观点，笔者持有不同意见。故撰文求教于游兆和先生与方家，以促进进一步的讨论。
　　
　　一
　　
　　游文中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的终结’就相应具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指特定的德国‘思辨哲学’的终结，另一重含义是指在实证科学的发展中一般‘哲学’或‘哲学’本身的消亡。这两重含义也相互联结、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质内容与‘哲学终结’的基本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终结’的两重含义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著作中是做出了不同表述的，但这些表述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矛盾，而只是体现出其‘哲学终结’思想的一些历史特点”。很显然，这里游先生指认马克思、恩格斯(本文主要讨论马克思，但俨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来谈的)对哲学“终结”是包含了对“全部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到底是“终结”思辨哲学还是否定了“全部哲学”呢?这显然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论争的疑难问题之一。这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误解，那就是认为哲学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后，便无一席之地。“哲学”与马克思之间的纠缠，在我看来，虽然马克思曾经有过对哲学的否定，但终其一生并没有在转向“科学研究”之后，彻底抛弃了“全部哲学”，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价值向度决定了马克思仍然承接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对哲学的表述中来体认“哲学终结”的真实意蕴。在1842年5月的关于《集权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并且“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与厌恶思辨的“悬想”。
　　接着在同年6月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接着他指认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他认为的哲学应该是“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马克思在这里集中批判了这种“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德国“思辨哲学”。他展望的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所以，马克思面对“思辨哲学”更重要的是批判它的“孤寂”与落后于时代的特征。“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
　　写于1843年10-12月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指出：“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他批判德国哲学“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所以马克思警示性地告诫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转而批判“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 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地综述了自己批判的旧的“思辨哲学”，标示了自己的“新哲学”。“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
　　由此，我们从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中，可以得出如游文所指认的结论：马克思“终结”了“思辨哲学”。但是我们同样看到的是马克思对另外一种哲学的样态的期待，那就是马克思在通过实践的确立而开辟的哲学转向即“人类解放学说”的世界观承诺。故而游先生或其他学者把马克思否定的“思辨哲学”等同于“全部哲学”是有失偏颇的。
　　
　　二
　　
　　游文在第四部分说道：“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定位于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因此，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而被‘驱逐出历史领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马克思如何理解“实证科学”的路径下试图澄明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纠缠。
　　通常学界把唯物史观认同为“实证科学”，但需要返身追问的是，这是不是西方文化范式下的“实证科学”呢?即我们理解的经验性与证实性呢?显然不是，马克思对之有一个说法，“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其意旨是“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故而，可以说这里的“实证科学”实际上是马克思面对自己已经废弃的“思辨哲学”提出了自己“新哲学”的要求：“对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也只有这样，“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这就是说，“实证科学”在这里仅是一种哲学的态度，这当然有游先生所指明的“大小背景”的影响，但就其实质来讲还很难把它归属到严格的知识论的叙事构架中。
　　在我看来，游先生所述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犯有‘思辨’原罪的哲学同科学是根本对立的”，以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历史的‘实证科学’是与‘哲学’、‘历史哲学’或‘意识形态’根本不同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理由是“实证科学”对马克思来讲，只是为了与旧哲学分开并明确自身的理论质点才勉为使用的一个处于哲学与科学意义张力中的含糊的名称。对于“实证”马克思有过较多的使用与阐释，马克思早期在对历史法学派集中批判时曾明确使用了“实证的”这样的字眼。如：“如果说实证的事物之所以应当有效，就因为它是实证的，那么我就必须证明，实证的事物之所以有效，并非因为它是合乎理性的；”进而在批判胡果的论据时说：“实证的，也就是说，是非批判的。”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前所述，‘实证的’一语又获得了肯定性的意义。这种概念上的游移性和不确定性，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哲学变革规划的筹划时期所特有的思想现象。到了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就不再使用‘实证’这个模糊的概念来描述自己理论工作的性质了。”
　　游文说“在19世纪50-60年代，即在其理论活动的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于《资本论》的写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即关注于建构实证的‘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因此，‘哲学的终结’也就更多地通过建构实证的‘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体现出来。”这里也有一个误解，那就是认为《资本论》只能是一种“实证的‘历史科学’”――知识论的视野。事实上，到今天学界已经不会有人否认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本哲学著作了。准确地表述应当是经济学一哲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马克思著作的隐性逻辑。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这也就是马克思区别于李嘉图、斯密等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界碑，即马克思在经济事实中附加批判性的哲学维度。所以阿尔都塞才会说：“他消灭了古典经济学的对象，从而消灭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这正说明了马克思在一种新的哲学思维中把旧哲学(近代以来与科学狡计在一起的哲学形态)送进了历史陈列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检视了以往哲学思维的“先行设定”的弊端而开显出了自己“历史”的新思维――全新的哲学样态。
　　故而，我们可以推论出，马克思在后来的《资本论》等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放弃哲学维度，特别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维度。虽然面对马克思的文本著作，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科学”这样的字眼，但是毕竟语境不容许我们非法地把我们“前见”中的科学附加于马克思文本中的“科学”了。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马克思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非哲学的、实证的“科学家”。
　　
　　三
　　
　　游文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哲学在‘实证科学’中消失之后，是否还能在其他领域残存下来?在上述两大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外，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哲学的其他安身立命之地?”接着他指认道：“哲学的这种可能的安身立命之地主要还有两个，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把‘哲学’驱逐出去而促使哲学走向最终的完结”。目
　　在我看来，马克思否定的是“思辨哲学”，即“主体一客体”的形而上学。但是在这里，我们用“否定”这样的词语也是需要经过严格推敲的，不能在现代哲学的同质话语中去理解。准确地表述，我认为应该是“超越”了这种哲学的“绝对主义”、“非历史性”和“单极一元化”思维范式，而拯救出了形而上学蕴含着“乌托邦精神”、“启蒙开拓精神”与“反思批判精神”的积极的世界观，这使得人类在向往与迈进“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有着可靠的支撑。
　　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是不能“终结”的，这是人类的宿命。世界观与人类本性具有深层次的内在勾连，它表征了人类自身的矛盾：不满足于有限的、欠缺的现实状态而追求无限的、完美的终极存在状态。可问题在于人类在尚未达致这样一种状态前，面对自我的脆弱，往往只有幻想某种强大的“权威”来满足人类受保护的心灵渴望，即必须借以世界观来“筹划”。在寻求到人类支撑性的“终极存在”之 后，人与世界之谜才渴望得以求解。正如M.W.瓦托夫斯基所言：“不管是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出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这种“统一性”的寻求“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这种思维却造成了人无时无刻不受到“绝对存在”的规诫与惩罚，有学者悲叹地表述为“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肆虐”的时代，但从原境域中“脱域”出来的“后形而上学”时代又在一片责备与拒斥形而上学后感慨“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忍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焦虑”。它直接使人们惊醒的是，形而上学中还保留不可拒斥的那份人类的“梦想”――终极关怀。这就是马克思要拯救并且是实现了哲学变革后所保留的“珍宝”。
　　游文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把‘世界观’和‘哲学’区别开来，并一再以‘世界观’的概念来代替‘哲学’概念。这种‘世界观’被他们称之为‘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或‘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他们从未把这一‘世界观’叫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还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们的‘世界观’不应有任何超验的成分，完全应该依靠经验的实证科学来建构”。这里主要看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超越性，“在马克思那里，‘超越性’与‘现实性’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两重性，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又呈现出极大的张力”。
　　我们认为在现代哲学紧随其后消解“理性的狂妄”，但这是一条无尽的消解之路。另一方面，当发现没有可以规范人类思想与行为的――“世界观”――“标准”，人类茫然失措终日惶惶，同时也失却了现实与“标准”的张力，丢弃了自己否定现存社会形态的思维驱动力，这样的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苦苦寻觅之后未曾有果。马克思哲学“终结”后，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新世界观――这就是人类解放学说。在马克思思想中，世界观标示着对“人类解放”的追求，就是人对自身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即人类从超人的、非历史的神圣形象、非神圣形象走向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阶段。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就是说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道路求索不再借助于玄思的哲学，而是转而倾向于“物质力量”。这里他也坚信：“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从而为实现“人类解放”找到一个现实的领域。那就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而且“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的奥秘去探寻“人类解放”实现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从“经济事实出发”，“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同生产的关系。”同时，马克思又把作为人的“类的特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现实的人的“异化劳动”联系起来，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3)人的类的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总结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并且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进行了全新的理解。实践因而成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通道。在唯物史观领域，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马克思还指认：“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以“实践”实现了自己的哲学变革，正是从此马克思也终结了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的旧哲学。同时，马克思也分辨了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从而提升了“人类解放”武器的锋芒。
　　1845年下半年，马克思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中指认：“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马克思这里以批判哲学的态度试图开启全新的世界观。他说：“‘思维着的人’、‘哲学家’、玄想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作了这样一种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直接宣言式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接着说出了崇高的追求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里显然不再借用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而是在历史性思维――新世界观视野下理解整个“人类解放”“在路上”的状态。
　　海德格尔曾经说：“‘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和‘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哲学之终结是这样一个位置，在那里哲学历史之整体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最极端的可能性中去了。作为完成的终结，意味着聚集。”即哲学只能“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不可能有真正的终结。新哲学样态置换旧哲学，这也是马克思哲学所完成的变革。马克思没有“终结”“全部哲学”，而是在“人类解放”使命下肯定并保留了“世界观”，从而为人类走向自由状态的生存求索提供了“乌托邦精神”、“启蒙开拓精神”与“反思批判精神”。所以游文说：“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也将消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终结论’的题中应有之义”，显然过于独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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