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稿费|豆瓣稿费银行
时间：2019-02-07 04:30: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饿着肚子是不能干革命的，所以我们要吃，要可着劲儿，吃，变着法儿吃，想着名目吃。这种对吃的热爱，在我的大学时代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的本科时代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学三食堂，是离我们宿舍最近的食堂，也是当时全国高校里的优秀食堂之一。但吃来吃去，就是那些菜。好一点的，也就是两毛钱一份的红烧腔骨或者溜肝尖、糖醋鱼块，但去晚了是连汤渣都看不见的。最常见的菜，都是一毛钱一份的，如素三丁、炒油菜、醋溜土豆丝、肉片土豆、西红柿炒鸡蛋。要是不小心看书看过了头，误了饭点，常常就只剩下稀饭和馒头了，运气好的时候，能够撞上剩下的一点儿水熬大白菜。
学生食堂的饭菜，总是不抵饱。早上喝了一大碗粥，再啃完两个大馒头，还没上完第三节课，肚子就开始饿得咕咕叫了。因此，吃午饭的时候，一般都是风卷残云般的迅速。要是掌勺的大师傅颠过来的那一勺红烧腔骨上面多粘了一点肉，那心情立马就快活起来，回宿舍爬楼梯的脚步顿时轻快了许多。下午下了课去食堂排队打晚饭的时候，都还要伸长了脖子使劲张望，瞅瞅那个大师傅还在不在，要还在，就排到他在的那个窗口去。他要是晚餐还能够给我多盛点菜，那该多好。
但大师傅舀菜的勺能够带来的惊喜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我们时刻都在期盼能够有机会打打牙祭，补充补充肚子里亏空的油水。一旦有哪位同学得了奖学金或混上了个学生干部，我们就会起哄架秧子，让他请客。对于任何一个吃请的机会，我们都异常珍惜。对于那些拿了奖学金的家伙，只要他有请客的意思，那意思立马就会在教室里或宿舍楼里作为特大喜讯，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发布出去。听到消息的人都急不可待地打探：去哪儿吃?几点?一般都等不到饭点，一大拨人就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地杀将过去。
可惜那时拿奖学金的名额很少，我们一个年级只有三个名额，而且一年只评一次。所以，让得了奖学金的人请客，也就只有那么寥寥可数的几次机会。没有吃请的机会，那就创造机会，自己请自己呗。
大二的那年，《光明日报》举办大学生征文，说选上的稿件可以稿费从优。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稿费换红烧肉的场景在脑子里一下子势不可挡地闪现出来。对我来说，写点小文章，那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小文章能不能变成稿费，那还是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于是决定试一下。当晚写了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寄给《光明日报》。文章寄出去的时候，就跟宿舍的各位兄弟们开出了远期支票：等俺文章发表拿了稿费，俺请大伙撮一顿红烧肉!众位兄弟有了期盼，就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俺的文章先变成铅字，再变成钞票，然后变成红烧肉。全宿舍的弟兄们开始留意起宿舍楼下的阅报栏，看报栏里的《光明日报》登没登俺的文章。大伙盯了两三个星期的报栏，连俺名字的影子也没瞧见，只好把对红烧肉的思念一点点地咽回肚子里。就在大伙渐渐对这顿红烧肉失去指望的一个中午，老六突然一路狂奔冲进宿舍，对准备午睡的各位弟兄大吼一声：“咱的红烧肉有了!”说罢，从书包里掏出一份《光明日报》，指着二版第二条下面的作者名字，“看!咱老五的文章发表了!”大伙睡意顿失，争先恐后地抢着报纸看，开始盘算如何吃稿费。
稿费很快就到了，是三十块钱!千把字的文章，能够换来三十块钱，大大超出我的期望，也超出宿舍里各位弟兄的预期。那时双职工的家庭，每月的收入也就是百八十块钱。对于我们来说，三十块钱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比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多。那时的一块钱，在天津可以买十五斤西红柿，或者买十套煎饼果子。
从八里台邮局取了三十块钱稿费后，我们宿舍一行八人径直奔向天南街。天南街就是连接天大和南开两所大学的那条水泥路。这里有好几家饭馆，最有名气的是两家：朝鲜餐厅和玉华台。朝鲜餐厅，狗肉火锅和冷面很好吃，价钱不贵，最好的狗肉火锅也不超过三块钱，够三四个人吃的，是我们光顾过几回的地方。玉华台是有名的老字号，菜比较贵，不管谁请客，我们都不敢上这里来摆谱。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们都想等什么时候有了钱，一定来这里奢侈一回。有了三十块钱巨款在手，那就直奔玉华台!
我们点了满满一桌菜，除了红烧肉，还有宫爆鸡丁、红烧带鱼等平常在学校食堂难以吃到的美食。结账时一算，还不到18块钱。
有稿费吃真好!打那以后，我写稿的热情如野草般蓬勃。从《中国青年报》、《天津日报》、《天津青年报》、《追求》杂志、《山西青年》杂志等多家媒体换回很多稿费，几乎每个月都入账，少则二三十块，多则上百元。到后来，就很少从家里拿钱了。稿费，成了我大学期间主要的生活来源。
拿的稿费多了，与同学老乡一起吃稿费的机会就更多。那时的钱真值钱，稿费也经吃。如今我还时常应邀写点东西，经常能从各种媒体那里拿到已经是“从优”的稿费。除了极其个别的媒体支付千字千元，大部分媒体支付的稿酬，都在千字两三百元。据约稿的编辑讲，他们对其他普通的稿件，一般都不超过干字一百五的标准。这样的稿酬标准，比起大学期间，自然是上涨了许多。可惜稿费涨得再高，也涨不过肉价，更涨不过房价。
鲁迅先生当年开始写稿的时候，《晨报》的稿费标准是千字两元，徐志摩主办《晨报》副刊和孙伏园主办《京报》副刊时，把普通稿子的稿费涨到了干字三四元。商务印书馆给鲁迅先生开的稿费，则是干字三到五元不等。商务印书馆给郭沫若是千字四元、胡适干字三元，而梁启超则是千字二十元那时，北平城里的大米，是三分钱一斤，一斤肉只要一角二。老舍先生说那时一毛五就可以吃一顿很好的饭：一份炒肉丝，三个火烧，一碗馄饨带两个鸡蛋，外加一壶老白干。难怪那时一个月薪三、四元的普通巡警，不仅能够养活老婆(那时的老婆一般不上班)和孩子，租得起市内三间大瓦房，还能够偶尔和朋友喝点小酒。
在大学里一起吃稿费的时候，常常招来同学、老乡羡慕的眼神。他们当时老跟我念叨：像父辈那样上班多累，一个月干到头，就几十块钱工资，哪里赶得上你写文章赚钱，又省事又来钱。你将来干脆专门写作得了。昨天带着老婆和儿子去川菜馆吃稿费的时候，我暗自庆幸，幸亏当初没有头脑发热，专门去从事写作。即使按照时下从优的稿费标准，如果靠写作赚钱，只怕是到了猴年马月，也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但我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也疑惑不已：文章这么不值钱，谁还愿意沉下心来专心写作呢?什么时候才能再出一个鲁迅、胡适或者梁启超呢?
